李莉

[摘要]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入手，分析“家长制”、“官本位”等陈旧思想为廉政文化教育带来的挑战，提出新常态下廉政文化教育在内容、形式、制度等多方面创新开展的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廉政文化；教育；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总结近几年的反腐工作经验，廉政文化建设依然是制约反腐工作的深层瓶颈。具有熏陶、导向、约束和塑造等重要功能的先进文化的缺失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强廉政文化教育，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开展，势在必行。

一、新常态下廉政文化教育面临的挑战

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封建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同在，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传入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冲击，在这些矛盾中形成的许多消极因素阻碍着廉政文化教育，其主要表现为：

（一）“家长制”的残余意识

“家长制”是以传统社会中的宗法制为基础的，特别是经历代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阐释、改造，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最深层，这种关系、意识被日益理论化、固定化，在这样的文化中，父亲是家庭中的主宰者，可以象皇帝一样“君临一切”；君主则像家长，是全国的“严父”。这种文化讲究的是“国”与“家”同构，实质是“国”借助“家”所持有的血缘亲情、家庭礼教、孝悌恭顺、依附依从等立国、治国、保国。封建社会正是在这种文化下统治中国数千年。

从文化的角度看，虽然现在推翻了封建制度，打碎了“家长制”的躯壳，但起源于血缘、身份的仪式、宗教、伦理以及法律等自称体系的社会价值观早已融入到民族灵魂的文化价值观中，辈分意识和秩序等级意识也经历代相传凝固成一种认知模式和行为习惯。“家长”的好恶决定了人们的命运，家长以言代法，从而催生了奴性十足的奴才。这也是造成目前“一把手”犯罪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1]

另外，在宗法制度下形成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当今社会依然存在。一人升官，与其有关的就要利用他手中的公权来谋私利。一方来源于亲属，除了亲缘关系外，还有人情关系，重血缘关系还产生了复杂的人情网络（同乡、同学、同事、战友、师生、朋友、上下级等）。他们结成以谋取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为目的的关系网络，其行为准则是互相忠诚，即所谓讲“义气”。这种忠诚导致他们把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由于看重人情，“看面子”、“拉关系”、“走后门”现象随之出现。太重人情，还导致了情大于法，甚至徇情枉法。当亲朋好友做坏事时，便给予包庇、袒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层和求情风。这就为集体腐败埋下了种子。

（二）人治思想

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认为，人治的效率比法治高。从善意的角度理解，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有道理的，人治可能更具人性化，但需要道德自律的清官来维持，但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新时期，社会关系愈加复杂，各种诱惑纷至沓来，一些领导干部无视党纪国法，以个人意志和利益为目标操纵手中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因人兴事，靠关系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人治的弊端严重的暴露出来，“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副对联成为当今社会对人治文化的绝妙讽刺。可见，人治文化无形中扼制了法治文化的产生，人民群众一味追求清官政治，从而放弃了本身的历史主体地位，放弃了民主权利。所以，在廉政文化教育中，要注重提高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

（三）“官本位”的陈旧意识

所谓“官本位”，是指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

“官本位”文化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应该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或许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官本位”文化流恶难尽；或许是现代化革命不够彻底的原因，“官本位”的意识在现代中国依然存在。比如，在对人的称呼上，把官职作为称呼被认为是最礼貌也是被称呼者感受最好的。同时，“官”成了装璜门面的“花瓶”，各种场合都少不了请“官”来捧场，否则就够不上档次，就会较少被人注目。另外，中国最具戏剧性的景象是：平民百姓经常义愤填膺地骂官，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成为官场的一员。这是中国特有的怪现象，如此矛盾的价值观正是“官本位”文化的驱动。

“官本位”文化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历史，其阴影之所以没有被根除，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官吏享有的特权太多，而且这个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很少受监督的缘故。正如泰山脚下的胡建学，官至市委书记之后，竟然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慨，他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人能管得着了”。所以，廉政文化教育中，要彻底根除“官本位”文化。

（四）信仰、信念的迷失

实践证明，信仰正确与否，决定个人事业发展走向，关乎政党和国家兴衰。信仰的缺失与迷失，已成为引发腐败现象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腐败分子之所以违法犯罪，从根本上说是对马列学而不知，学而不思，学而不信，学而不用，信念不坚定的结果。相当一部分人做的是表面文章。另外，随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瓦解后产生的疑问，导致一些官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产生了怀疑。他们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信心不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产生疑问，精神支柱向私欲倾斜，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开始盛行。一种“规避风险”的想法也随之萌发，想退路，留后路，利用在台上的权力捞钱，存在国外银行，一有风吹草动就出逃。河北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就有这样的“高论”：“与其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时，及早作些经济准备。”但他在反思时说；“人可以没钱，但不能没信念，丧失信念就要毁灭一生。”

总之，理想和信念，是每个共产党员干部的精神支柱，奋斗动力和前进的坐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有效防腐，有效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进行廉政文化教育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中国经过几十年历史积淀而确立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道德规范失去了原有的权威和地位，而新的现代价值观念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一时又尚未建立起来，由此引发了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激烈矛盾与冲突，这种严峻的挑战是无法回避的。这也正是廉政文化教育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廉政文化教育新常态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有的放矢，加强廉政文化教育穿透力

新常态下，面对廉政文化建设的挑战，要实现廉政文化建设的目标，只是将党政官员、国家公职人员明确为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是远远不够的，要面向社会公众普及廉政文化教育，社会全体成员要达成共识，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但在这一过程中，切记“一锅端”，要分层次、分群体，有针对性的进行。

1、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使各级领导干部树立良好的从政道德，自觉抵御消极思想、错误思想的侵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践证明，信仰正确与否，决定个人事业发展走向，关乎政党和国家兴衰。在信仰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毫不动摇的，也是毫无疑问的。但具体到党员个人，对信仰的认识有时还是存在偏差与不足：一些人认为信仰是空的，看不见摸不着，还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比较实惠；有些人认为树立信仰可以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忽视牢固树立信仰的长期性，艰巨性。信仰的缺失与迷失，已成为引发腐败现象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总之，理想和信念，是每个共产党员干部的精神支柱，奋斗动力和前进的坐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有效防腐，有效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进行廉政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2、要把培养廉洁意识作为对全体公民的要求。正如前文所述，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在改革开放后宽松的氛围下得以强烈的反弹和猛烈释放甚至变本加厉，革命后的意识形态日薄西山，新的主流价值体系又未形成，整个社会缺乏伦理道德支撑，是非观念发生扭曲。随着文化上的堕落，腐败现象也呈现普遍化和社会化，不仅政府官员会导致政治腐败，而且非政府结构和一般民众之中的腐败之风也愈演愈烈。腐败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中，成为一种见怪不怪，人们习以为常的腐败文化。所以，廉政文化建设必须面向全体民众。这就要求在进行廉政文化教育、宣传时针对不同的群体分门别类的进行，科学设置教育、宣传的内容。如，对党员干部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对普通民众要开展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宣传教育等等，通过这些宣传教育为廉政文化建设营造一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力肃清陈旧思想。

（二）创新形式，增强廉政文化教育感染力

面对新的形势，廉政文化教育必须创新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达到预期效果，使廉政文化深入人心。打造全新的网络信息平台，探索“互联网+”的教育模式，势在必行。要有效利用这一新途径，加强网络互动，借助手机报、微信账号、QQ群等，开设廉政书屋、廉政课堂、热点讨论、廉政游戏等栏目，以新颖的形式，独特的视角，来展现廉政文化教育的核心内容，切实提高廉政文化活动的开放度和民众参与度，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让廉政文化教育真正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真正实现知与行的统一。

（三）完善制度，强化廉政文化教育约束力

廉政文化建设离不开完善的廉政制度作基础，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但目前从实际情况分析，廉政法规、制度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民众难以在制度体系内有效参与到公职人员特别是官员的直接监督上来。所以，加大民众监督的力度，建立严明的监控纪律和制度，这应成为今后廉政制度创新的主要方向。比如，今后可以尝试让普通民众在官员的任用升迁及奖惩体系中真正发挥实质影响力，从而加强官员“执政为民”的观念意识。另外，还要根据经济社会建设的具体情况，使法规制度的内容更加符合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简化手续和中间环节，减少或杜绝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机会。

总之，配套的廉政制度建设是廉政文化教育的有力保障。要以创新精神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主动适应新常态，有力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纵深开展。

[注释]

[1]张利生.廉政文化建设要论.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