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吉伟

[摘要]从1978年4月至1980年11月，习仲勋在主政广东期间，积极推动思想解放以及改革开放事业，带领广东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在探索与实践中“杀出一条血路”，推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动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改革，释放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村商品贸易的发展。习仲勋对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探索与实践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经验，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习仲勋；改革开放；实践探索

习仲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78年春，刚刚恢复工作的习仲勋被派往广东省主持省委、省政府工作。在主政期间，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在探索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向中央争取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得到中央肯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广东省根据自身特点结合人文地缘优势，创办经济特区，实行灵活政策，从而使广东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并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经验。

一、肃清“左”的错误影响，倡导思想解放

1978年4月，习仲勋接受中共中央指派，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上任不久，他发现广东虽然具备良好的人文地缘优势，但“左”的错误影响仍然束缚着广大干部群众，成为广东发展的障碍。习仲勋认为，要想转变社会发展局面，首要任务必须解放思想，破除旧观念的束缚，“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1]对此，习仲勋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拥护党中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他的带动下，广东省各界普遍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影响。

面对粉碎“四人帮”后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亟待复苏的要求，他主张应该抓住时机，快速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在发言中呼吁要解放思想，不能再用旧思想、旧观念搞建设，思想不解放，条条框框束缚太多导致各机构办事效率太低，不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并以广东发展为例，阐述改革开放的发展理念。他指出，改革“不宜久拖下去，看准了的、可以先改的，就要早些动手。”[2]对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广东毗邻港澳，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但是“如果不学习，不解放思想，我们今后前进的步子就不可能大，甚至可能寸步难行”。[3]所以，要大胆革新，可以利用外资，从港澳引进技术、装备、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他向中央建议，希望广东能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原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4]习仲勋的提议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邓小平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只要有利于广东的社会发展，对人民群众有利，中央坚决支持，“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去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习仲勋通过结合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亲自谋划广东地区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在主政广东的三年时期里，他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正确指导方针，解放思想，探索创新，以敢想敢干敢闯的精神为广东改革开放事业发挥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

二、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前很长时间里我国一直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推动了社会主义探索建设时期的经济发展，但由于平均主义严重，计划高度集中，经济发展缺少活力，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习仲勋主政广东后，开始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支持农村“包产到户、包田到户”生产方式的落实，放宽对农民的限制，调动老百姓耕田种地的积极性。1979年，在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强调，农业生产要“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对于农村中已经存在的大包干的做法，习仲勋给予肯定，并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特别指出，对于农村包产到户的作法，我们不能否定，应当允许，并告诫基层党员干部要支持老百姓的做法，要保护他们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此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全面推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大量农村劳动力得以释放，促进了农业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

除了农村生产方式上的变革外，广东省还率先进行农副产品价格和购销体制的改革，有步骤、有分别地放开农产品价格，通过市场调节刺激农业生产，通过价格机制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习仲勋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探索与实践正契合了邓小平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广东省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对于习仲勋推动农村发展的贡献，美国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在他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中给予高度赞扬：“当全国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时，习仲勋就开始在广东扩大农村市场和开辟经济特区方面发挥作用。”[5]

经济体制改革只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习仲勋还高瞻远瞩地指出，不仅经济体制要改，整个政治体制也要相应的作出改变。

针对长期高度集中地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对工厂企业的束缚，习仲勋旗帜鲜明的提出改革意见，强调要破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改变通过行政命令管理企业生产的方式。在1978年11月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经济管理体制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现在搞的统收统支和靠‘长官意志、单纯用行政办法这一套，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不利于发挥各级的积极性。”[6]习仲勋对于社会改革的论述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当时中央工作会议热烈讨论的话题。

为打破企业生产的僵化状态，扭转连续亏损的被动局面，广东清远县从1978年7月起，开始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奖金制度，工人收入与企业利益挂钩，以此扩大企业自主权。同时，清远县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革新，县经济委员会统一对县财政实行上缴利润承包，企业则对经委承包，由此开创了国营企业承包的典范。然而，在当时僵化思想还未完全肃清的社会环境中，此项改革引起部分人的反对，在省革委会召开的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对该项改革进行了激烈争辩。在关键时刻，习仲勋作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清远企业改革的做法，并再次重申，要贯彻落实按劳分配的原则，改变企业生产管理模式，把企业、工人和国家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要扭亏为盈。在习仲勋的带领下，清远改革经验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在广东全省逐渐推广，并成为全国企业改革的典范。

三、从多方面推动广东省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第一，创办经济特区。习仲勋指出，中国地域差异明显，全国所有地区不加区分，一哄而上的改革容易重蹈大跃进的覆辙，难以在关键改革上有所突破，因此他提出应“积极试验”，先搞试点，成功之后再全国推广。他的思想恰好契合了中央关于设立“特区”的构想，由此大力推动了经济特区建立。

1978年10月，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建议将珠海、宝安两县改为省辖市，将两地建设成为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加工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以及新型的现代边防城市。1979初，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与交通部一同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可以在蛇口设立工业区，以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吸引国外投资，将世界先进技术与国内原材料结合起来，以此促进宝安县的城市建设，带动广东省的快速发展。中央在听取广东省的建议后，批复同意将珠海、宝安两县改设为珠海市和深圳市。同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提出可以尝试在珠海、深圳创办“贸易合作区”， 大胆革新，进行单独管理。利用外商资金、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贸易，并将这一富有创意的想法向中央领导做了口头汇报。邓小平非常赞同习仲勋单独设立“贸易区”的构想，认为这是中国开创改革开放事业，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经过中央集中讨论，将“贸易合作区”改为“经济特区”。

第二，大力发展农业。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统筹规划，同时各省还要根据各自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政策。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地区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肚子，粮食及食品供应紧张。这种农业状况直接导致毗邻港澳的农民外逃，由此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如何解决农民外逃问题？习仲勋认为，强行阻止这种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办法还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人员自然不会外流，所以当前要大力发展好农业。他强调，“广东搞建设，我们打定主意集中力量抓农业，包括支农工业，其他各行各业也要搞，但是必须促进农业大干快上，为农业现代化服务为前提。”[7]在推进农业改革的同时，他还强调农业发展不能一刀切，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改革路径。在广东进行调研时，鉴于梅县的丘陵地貌，山多林密的特点，他提出要加强山区建设，既发展山区经济作物，也要做好林业保护。广东地区水资源丰富，但是农田水利建设仍待加强，对此，习仲勋指出，要充分利用好水资源优势，加强土肥建设，提高低产田产量，完善农田水利建设。后来的实践证明，农业经济体制的率先改革短时间内解决了农业物资匮乏问题，为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前提保障。

第三，多项措施并举，实现对外开放。为了尽快改变当时国民经济发展局面，在习仲勋的带领下，广东省委制定多项措施，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首先，选派领导干部到香港及发达国家考察交流，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增强改革开放意识。同时，招商引资，鼓励外资企业兴建宾馆，以此促进旅游业发展。这一时期，李嘉诚、霍英东、李兆基、胡应湘等人先后来粤洽谈业务，一批合作项目得以签订。此外，大力推动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当时，造成市场物资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是产品价格体制和价格结构与市场相脱离。为改变这一局面，广东省逐步放宽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管理，缩小统派购范围，实行浮动价、计划价、自由价相结合的价格政策，逐步放开价格管制。1980年9月，省政府颁发《关于疏通商品流通渠道，促进商品生产，搞活市场的十二条措施》，广东省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步。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关头，习仲勋作为“文革”后广东省第一任省委书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事求是，带领广东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崭新局面，被誉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习仲勋对改革开放的积极探索和卓越贡献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习仲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8]

[注释]

[1]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访谈录[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444.

[2]本书编委会.习仲勋主政广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272.

[3]习仲勋文选编辑委员会.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77.

[4]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8-11-14.

[5]傅高义.凌可丰，丁安华译.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95.

[6]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86.

[7]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74.

[8]习仲勋同志生平[N].人民日报，2002-05-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