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凌

初中的学校在小镇的最东边，离我家十来里路。将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学校上学，整个暑假，我都是膨胀着的兴奋，到了9月1号，急切的心早就在胸腔里蹦得难受，恨不得拔腿就冲进学校。可让我无比懊恼的是，一大早母亲还是让我跟着她去锄地，顺带割猪草。心里揣着一万个不情愿，以至于后来我割破了自己的手指。

草草地吃了早饭，又没人送我，自己就扛起铺盖和干粮去了学校。是走着去的，到学校就不早了。学校给每个班都分有宿舍，只是学生多地方小，报名晚的就没处住了。我跟好几个同学尴尬地站在宿舍门口，脚底下是自己的铺盖跟干粮袋子，等着班主任来解决问题。

班主任是体育老师，说话不遮不掩很是直接，随便说个话，他都是一手叉腰一手挥舞，气势倒很足。“咱这里，巴掌大点的地方，十里八乡即使不是亲戚，七拐八拐就都成了亲戚。开学这一两天也不上课，回去叫你们家长到镇上或者附近的村子给你们找个亲戚家先住下。随后看学校咋解决。”

我又背着铺盖、干粮袋子往回走。那天的我，来回走了近30里地，大汗淋漓地背着那么多沉甸甸的东西，多少像个小傻瓜。

心里装满了对母亲的怨愤：要是早早去了学校，一定可以占到住宿的地方，破地，破猪草，破学校。那一刻，一个暑假发酵的对初中生活的向往，像肥皂泡般炸裂了。愤怒，委屈，笼罩着我压迫着我，在我心里翻江倒海。

第二天，母亲特意买了一盒点心，借了辆自行车，捆绑好铺盖，干粮，我们就出发了。

一路上都是母亲的叮嘱：“咱只是晚上在人家屋里睡觉，不要吃人家的东西；少说话，眼里要有活，勤快点；干啥事都要轻手轻脚，不要吵了人家；晚上回去不要写作业，费人家的灯油；有啥事都忍着，不要给人家添麻烦；早晨去学校，记得把一天吃的东西都带上……”

我们来到距离学校三四里的一个村子，七拐八绕的进了一条小巷子，站在一户比较破败的土门楼前。母亲又嘱咐道：“妈把人家叫“姨”，你得叫“老姨”，嘴巴要甜。”

母亲一进门就热情地喊了几声，从北屋里出来了个老人，她看母亲的神情显得很是生分。母亲含蓄地说了跟老人的亲戚关系，我也听明白了：眼前母亲叫姨的这位老人，是母亲嫁出去的二姨去世后二姨夫另娶的女人的堂妹，真真的是七拐八拐拐出来的亲戚。我自然底气不足，小声地喊了声“老姨”。

母親把带的点心放在桌子上，而后很不好意思地提出了让我暂时借宿一阵子的想法。

“说来说去都是自家人，你看，这么大的炕，就我一个人，娃睡在这我也有个伴。”老人答应得很痛快。

我就很小心地住了下来。我跟老姨住在北屋，西面的两间房子住着她的儿子儿媳孙子，我早出晚归，很少见到他们。

谨记着母亲的叮嘱，不能费老姨家的灯油，我总是下了晚自习后留在教室里做完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才回去的。那个村子的孩子也都不住校，可人家是一下晚自习就往回赶，我得留在教室做作业，也就一直没有同行者。特别是冬天的晚上，寂静得让人害怕。我就边走边咳嗽，用咳嗽声来给自己壮胆。要是偶尔听到点动静，也还是会把我吓得直打哆嗦。

冬天，我就摸索着从老姨房子里的小水翁里舀半瓢水，将自己的毛巾大概弄湿，在脸上沾沾，就算洗过脸了。老姨似乎也察觉到了，偶尔，她会侧起身子说，娃，从炉子上倒点热水掺上，翁里的水太冰了。

尽管老姨那样招呼我，我还是不好意思掺热水，只答应说，不冰，没事老姨。老姨已经很老了，我总搞不清她是醒着还是睡着，更多的时候，她都是迷瞪着。老姨从来不叫我的名字，或许她压根就没记住我叫啥，总是“娃”“娃”地跟我说话。

“娃，你自个操心点，不要去书坊迟了。”老人把学校叫“书坊”，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迄今为止，我都觉得把学校叫“书坊”是最美的称呼。

老姨家没有表，老姨每天都是很困的样子，迷瞪着，似乎也没多余的精力干别的事，不可能为我上学操心的。我就自己估摸着时间起床去学校。

有好多次去得实在太早了，独自在学校门口等了很久才来第二个学生。以至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一直觉得让一个孩子自己估摸时间上学，真的是件再残忍不过的事情：惦记着上学别迟到，根本就睡不踏实，总是半睡半醒迷迷瞪瞪。

我从来没有在正常的时间起床去过学校，真的是披星戴月，自然也没有同行者。没有同行者，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很遗憾的事，其实不然。

冬天，下过雪后的清晨，我一定是第一个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脚印的人。因为知道自己总是等学校开门，路上就有充足的时间玩雪了，脚后跟倾斜着连在一起慢慢挪动，走出来的行迹像极了车轮；一只脚固定，另一只脚旋转一圈，像硕大的圆规；像在自己村里结冰的池塘上一样，我也会一路滑翔；有时用脚在地上划拉出一朵又一朵的花儿，喇叭花、鸡冠花；情致来了，还会快速堆个小雪人……那会儿，也没有了早起独行的害怕。

落过雪的早晨，等在校门口的我一定是满脸欢喜。我会一整天都很高兴，好像那场雪是专门为我而落，是我一个人的盛宴。

4月，洋槐花开了。去学校的路上就有几棵槐树。带着露水的槐花，水水的，甜甜的。我会贪婪地一把捋下来，送进嘴里，嚼得脸上像开了朵花。觉得自己哈出来的热气里，都有了香甜的味儿。我还会给学校住宿的同桌带几串。我觉得槐花比自己带的干粮好吃多了，那时大都没粮食吃，不是红薯馍就是玉米糕，要不就是糜子馍，很少有麦面馍的。有槐花的日子，我会吃得肚子饱饱的，反正有的是时间，看见有学生从村子里出来再走也不迟。

夏天，路过地里，顺便偷摘个西红柿，几个青椒，拔几根韭菜，带到学校吃也是常有的事。因为那时带的多是咸菜，吃得久了，也没啥感觉了。

秋天就摘软柿子吃。就那么三四里，就那么几块地，却是那么善良，有菜园，有槐树，有柿子树，以至于上学路上每个季节都不寂寞。

最烦恼的是学校有时放小半天假，不够回家，学校里又呆不成。白天，我从没在老姨家呆过。磨磨蹭蹭的走在回老姨家的路上，看着柿子树，有了玩性。爬了上去，枕着自己的手臂躺在树杈间，蛮惬意的。看着流云，想着心事。

想的最多的，就是我将来有了孩子，绝不让他有这种寄人篱下无家可归的感觉。想着想着，眼泪就哗啦啦地流了下来。奇怪的是，哭过后，就释然了，心里也就不压抑了。原来眼泪可以当清洗剂啊！以至于后来在学校里遇到什么伤心事，我就在路上通过哭来解决。

后来，再有放小半天假的时候，我就带着语文课本坐在树上或田埂上背课文或者发发呆。其间吃个馒头就算一顿饭。天渐渐暗了下来，直等到黑幕帐扯天扯地盖下来，我才往回走，一回去就在老姨的房子里不出来了。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三次，我回去时，老姨显得有点焦急，问我咋回去得那么晚。第一次，她取出一个麦面的油卷馍馍塞给我，说是她女儿来看她了。第二次，她给了我几个饼干，说走亲戚带回来的。第三次，她吃饭时竟然给我留了个煎饼。

老人是在我准备上初三时去世的。我一升初二就搬进了学校的宿舍，还是周末回家时听母亲说的。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难受。一个少言的老人，在她生命快走到终点时，我们一起走过了一年。虽然很少交流，可她却慷慨地收留了我，心里还装过我，要不怎么会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月还想起给我留东西吃？原本灰暗的寄宿日子，因为上学路上，因为老姨给过我三次吃的，也变得有滋有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