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平

作为一个学科的中国文学，其学科构成是什么呢？按照人们惯常的认识顺序，首先应该是文学作品（文本），然后依次是作家、读者。文学作品研究、文学文本阐释是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对象，离开文学作品谈文学研究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作品都是由特定的写作者（文学家）创作的，与作品研究相连带的自然是作家研究了。一部（篇）作品由某一作家创作出来，文学生产的过程并没有结束，要想实现它的价值并得到广泛传播，还需要有读者的接受过程。作品（文学产品）、作家（文学生产者）、读者（文学消费者）三者便成为文学生产社会化的三要素，也构成中国文学研究的三条主线。从文学社会化生产的过程看，其顺序则是作家、作品、读者，这也正是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一书中所指称的“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

一

曾大兴是在怎样的语境下指称“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三要素的呢？《文学地理学研究》第一章“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中明言：“文学地理学必须对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予以合理的解释。”显然，他所倡导并正努力构建的文学地理学科，是基于文学学科中作家、作品、读者三大构成要素而提出的，是对文学学科研究全视阈的地理学观照，是文学作家地理学研究、文学作品地理学研究、文学读者地理学研究的整体构拟。需要明确的是，现今主流话语中文学地理学科的建构和具体文学地理学术问题的研究，均是本于文学学科的。“文学地理学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作品为本位。”文学地理学属文学学科范畴，研究文学在不同地理空间的生成、存在、发展和散播，揭示特定地理空间的文学生产与社会转化，便是文学地理学所应该呈现的。这是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圈出一个可令学科焕发生机并得以持续发展的界域，因而也有着学术史的价值和学科本体论的意义。

在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的建构中，是将其作为中国文学的二级学科定位的。他说：“没有文学地理这个二级学科的文学学科是一个不完整的学科。”（《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文学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那么，可以促使中国文学学科更趋完整的文学地理学科视阈下的文学家研究、文学作品研究、文学读者研究，究竟应该体现怎样的研究层级呢？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起步时期的文学家地理分布研究，在文学地理学这个中国文学的二级学科中，又居于怎样的位置呢？

文学地理学科中的文学三大要素的研究，与人们认识文学的顺序是一致的，同样是以文学作品的研究为出发点。文学作品一旦为文学家创作出来，便成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即人们日常所面对的既成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的认知和阐释，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文学研究的归宿。文学研究归根到底是文本的研究，一切疏离文本研究之外的文学圈层研究都是为文本研究服务的。文学地理学的文本研究首先面对的是文本存在形态的研究，这算是对文本进行静态式描述的过程。文本存在形态包括文学作品的体貌和内涵两者。文学作品的体貌（形式方面的元素）含体裁、结构、语言、风格等；文学作品的内涵（内容方面的元素）含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情感等。产生于不同地理空间的文学作品的体貌和内涵，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有特定的地域特征，存在特定的地域差异。要客观描述和阐释文本存在形态上的地理空间差异，前提是需要对文本产生的地域进行考订，客观呈现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文学作品所生成的地理空间分布。六朝乐府民歌“吴声歌”产生于吴地，以当时的京城建业为中心地区。《乐府诗集》引《晋书·乐志》说：“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西曲歌”产生于长江流域中部和汉水流域，而以江陵为中心地区。《乐府诗集》卷四十七“西曲歌”题解中说：“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因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王运熙《吴声西曲的产生地域》一文认为“西曲歌”产生地域可考者十三曲（《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P23），涉及豫章、竟陵、樊、邓、襄阳、巴陵、江陵、巴东、浔阳、寿阳、西随等，其中《襄阳乐》《江陵乐》《浔阳乐》《寿阳乐》等曲名即标示产地。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这样较为明确的产地文献载录，许多作品的产生地域都是需要研究者进行考订工作的，而且有些作品是无法考出比较明确的产地的。

二

以文学作品为中心，作品产生之前的过程十分复杂，这一过程就是一个文学家是怎样创作出这样一幅面孔文学作品的过程，其主导者是文学家，即文学学科的文学家要素。影响一个文学家完成某一篇（部）作品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左右文学家对作品产生全程发展走向的选择，也将左右作品最终呈现的面貌。这是一个动态考察的过程，与文学家的成长经历和足迹所至区域相始终。一个文学家在其人生历程中的创作过程有多少元素涉及地理环境的作用，分析起来大致有如下一些方面：文学家家族家庭活动的地理环境、出生地和成长地、流寓迁转历经之地、终老之地；文学家的师承地理环境；文学家的文体选择、创作素材的获取、文风的转向、文学语言特征、作品结构模式；文学家的人物书写、原型来源、意象选择、景观再现、情感倾向与流变、主题与思想表达；等等。这些元素实际上几乎涵盖了文学作品的体貌和内涵的所有方面，考察每一元素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都需要弄清楚文学家创作作品的现实地理环境（文学家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地理空间）和前地理环境（影响文学家创作该作品之前的地理空间）。

就某一文学家个体而言，考察其地理分布就是厘清一生的足迹所及之地，作为学术呈现就是文学家的系地考，包括文学家从出生到终老的一生中所到之地，也包括在所到之地创作的作品及事功等。在文学家个体，这种考察是一个纵向的、动态的地理分布考察。从某一时代的文学家存在而言，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就是将文学家个体地理分布的考察结果汇集起来，其中既有文学家的出生成长地的呈现，又有足迹所到之地的呈现，可以全面显示这一时代文学家的活动轨迹，显示文学家之间的地理空间交集与疏离，可以揭示一个时代文学家文学活动的图景。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全局来看，则又是以文学家个体地理分布和一个时代文学家地理分布的考察结果为基础，将各个时代串联起来，显示具体地理空间地点上历代文学家的分布状况，进而揭示中国文学的地域分布特点和分布规律。由以上分析可知，要客观描述和阐释文学作品的样貌和内涵，文学地理学要求对影响文学家创作文学作品的一切因素进行具体地理环境的定位，由点的定位到面的分布。在这一考察工作中，对文学家个体人生经历活动轨迹的考察和描述是基本的，没有这一步工作，由一个时代甚至是整个国家文学家地理分布所支持的文学新图景的描画便失去可靠依据，甚至是无从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曾大兴当年撰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是否出于建构文学地理学科的考虑，对文学家地理分布问题的研究和描述都是颇具学术的前瞻性眼光的。因为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是文学地理学研究乃至文学地理学科建构的基础，只不过曾著限于当时文学地理问题的研究氛围和条件，限于初始时期的文学地理问题研究的积累，仅仅选取历代文学家本籍地作为考察对象，实际上这仅是文学家地理分布研究的一个方面，称“中国历代文学家本籍地理分布”似乎更为贴切。

由此而言，曾大兴关于文学家地理分布的考察距离中国历代文学家地理分布的全局性考察至少还有一半的路程要走。曾大兴在谈到《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的撰著目的时说：“拙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与明确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的距离，并非一步之遥，而是还有一半的路程。因为我们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是为了弄清楚文学家所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进而弄清楚地理环境通过文学家的中介作用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完整、系统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应该是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考察文学作品的地域性，而我的这本书，只是考察了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对文学作品的地域性则较少涉及。”文学家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很复杂的，曾大兴将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分为“静态分布”和“动态分布”，认为：“出生成长之地（本籍）对一个文学家的影响，是要大过他的迁徙流动之地的。也就是说，文学家的‘静态分布的意义，是要大过其‘动态分布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P20）一个文学家的出生成长之地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不同的文学家之影响是大过其迁转之地的影响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要客观描述一个地域的文学版图，仅有出生成长之地的考察是不够的。左鹏在评价曾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时称其“局限性非常明显”：“这一著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学地理学的概念，但其内容则全属文学地理学研究之范畴，因此它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中产生的影响较大。这种以文学人物的籍贯来探讨文学现象流变的方法，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较为常见，但它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即只能静态地反映不同地域文学人物的数量变化，而没有将文学人物的流动情况纳入考察的视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结论的可信性和完整性。”

其实，以局限性相称并不恰当，应该说曾著是解决了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学家的“动态分布”考察对于中国文学“二级学科”的文学地理学科构拟和建设也同样是重要的，应该是以本籍为考察对象的“静态分布”研究的下一步工作。类似左鹏的观点，戴伟华也认为：“静态研究只能解决人、地关系的部分问题，而动态的人、地关系才是最为重要的。所谓动态，是指诗人离开本籍而流动进入其他地区的运动状态。诗歌创作地点并不是由本籍所决定，而是随诗人的活动来确定的。相对于文人籍贯分布的描述，它描述事物运行中的状态，是一种动态的描述。”（《中国文学地理学中的微观与宏观》，《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P141）的确，中国古代文人往往是走到哪里便写到哪里，而且在行经之地所创作的作品也都一定程度地打上当地地理环境的印记，这些在流转过程中创作的作品虽然可能在骨子里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出生成长之地文化地理环境的浸染，但毕竟是因当下之境的触发而写出的，如果要考察其作品的地理分布，这些在流转途中所创作的作品只能归于其创作地域，而不能说是其出生成长之地的文学创作实绩。个人以为，曾著所考察的文学家本籍地理分布是文学地理学中文学家地理分布问题研究的起点，又是相对文学家动态分布易于着手做的一项工作，绝大多数文学家的本籍可依据现成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的考订，只有少数文学家的本籍需要辨正和新考。这在短时间是可以做到的，但对于文学家的活动地和创作地地理分布的整体性呈现则道路还远，需要对文学家之行迹和所有作品创作地进行一一考辨，如果不是集中力量合作研究，恐怕十年八年也是难以做到的。有学者认为：“近些年，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文学家籍贯地理和本土文学地理，而对文学家的活动地和创作地关注不够。相对于籍贯地，文学家活动地的文化环境与其创作的关系更为直接。”（刘德杰《论东汉文学创作地理整体格局及其变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P131）现今，对于文学家的活动和创作地理之考察，还仅仅是个别的，为形成全局性的普泛考察，类似于曾著文学家本籍地理分布的整体呈现时机还不成熟。曾大兴的文学家地理分布研究具开先之功，将文学地理学中地理分布问题最应首先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并且也启发了未来文学地理学研究所应着手的工作路数。

三

文学学科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是读者的接受和传播问题。一个文学家受特定地理环境之影响，在特定地理环境中创作出的作品，为怎样的读者群所接受，又在怎样的地理空间传播，其中又涉及一系列复杂问题。一个文学家创作的作品、一种文学形式产生之后，其后世接受传播的曲线通常也是几经起伏，这中间除了人们惯常所认识到的因素外，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对读者进行地理分布的考察。不过对读者地理分布的考察不同于对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地理分布之考察的便于上手，主要是限于读者群体的不确定性和相关材料的缺乏，难以做到用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地理分布的图表呈现方式。当下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几乎是个空白。

从中国文学学科内的“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学视角看，以上还仅仅是文学三大要素受地理环境影响的单向地理分布问题的讨论，无论文学家在本籍还是客籍，其文学活动对本籍地和客籍地的影响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在一定地理环境中本籍和客籍文学对当地文学发展乃至文化、社会的影响。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一个文学家对其足迹所到之地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的文学书写，这种书写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该地域的地理环境的真实面貌。这也为特定地域历史地理环境研究与描述提供了文学书写的佐证，可以补历史书写之不足。实际上，这也是“诗史互证”之法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关于文学对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同样需要对文学三大要素之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进行地理分布的考察，不过因有文学受地理环境影响单向文学要素地理分布的考察，乃成一举两得之效。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关于文学家地理分布问题的研究，对文学地理学研究是奠基性的，又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地理学的向度，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勾起中国文学学科研究内部对相关问题思考的连锁反应。

（作者系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区域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