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OFENG郭枫台湾著名诗人、散文家

诗歌语言模式是诗人心性表白

GUOFENG郭枫
台湾著名诗人、散文家

一生信仰文学。著有诗、散文、小说、评论等22种。创办《新地文学》系列事业，并在北京大学设立“郭枫文学奖”

诗歌是文学中精致的门类，文学的良寙是社会文化程度的象征。因此，诗人应该把诗歌写好，或者说，诗人应该创作良好的诗歌。这不仅仅是自己写作兴趣的问题，也是关系着人生意义和社会文化的问题。

诗歌好不好？并不容易判断，涉及诗歌的风格品第和艺术造诣，需要专业的客观学术评鉴。却有一个简便的判断法则是，从诗歌的语言模式去探索。诗歌是心灵之声，《礼记》一句“诗言志”，指出了诗歌的本质。《论语》一句“思无邪”，成为中国历代诗人尊崇的诗观。“言志”和“无邪”建构起中国诗歌三千年来发展的道路，中国诗歌大国的历史于焉形成。那么，我们可以如此判断一首诗：使用精准简洁语言表达真挚情思的诗，大约是一种诚实率性的好诗。使用冗杂怪异语言掩饰机巧私欲的诗，大约是一种弄虚造假的恶诗。总之，好诗是心灵之声的流露，恶诗不愿或不敢流露心灵之声。可以说，恶诗只是袭用诗歌形式的“伪诗”。

在中国诗歌史上，每当社会文化衰颓的时代，往往出现各种各样的伪诗。伪诗推动低级趣味的时尚风潮，弄虚造假风靡了滔滔愚众。但伪诗犹如空幻云烟随风飘散，缺乏鼓舞人心志的正能量，终究成不了丰厚的社会文化业绩。伪诗制作者很难登上诗歌艺术领域的永恒位置。

好诗和恶诗的差别源于作者的诗观，诗观的产生源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观念。生活的观念大约可分三个方面：

第一、灵欲观念。人类本是神和兽复合的动物，在人的天性中，有灵性的理想，也有兽性的欲望，而崇灵性，抑兽性，是人类艺术文化“上达”的根源。某些诗人以“现代”的名义，恣意书写“下半身”的淫秽情事，把灵性精神的情诗制作成官能欲念的淫诗，把人的品格降低到兽的野性，故作叛逆之状显示不凡的姿态，却流露自己扭曲的心理和“下达”的识见。

第二、名利观念。名利本是众之所好。人之高雅与低俗的分别，取决于对名利价值的看法和处理名利的手段。作为诗人不宜存有“出名要趁早”的庸俗观念，而应探求诗歌艺术的精神造诣，孜孜不息以进，“成名”的事可能水到渠成。想做“大诗人”者，对自己应有更高的期许：“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不在意眼前世俗荣耀，放眼于未来历史光辉。至于“利”的问题，诗人若对利淡远一点，即对诗亲近一点，始可修成脱俗的高尚风格。反之，伪诗制作者，致力组织诗歌派系，运用非文学力量，发动商业性集体宣传，让自己成了诗歌明星。那么，除了名利之外，他还能谈到什么诗歌艺术？

第三、崇洋观念。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便有一些以“崇洋”为新潮的诗人，如李金发、戴望舒等。上世纪五十年代纪弦在台湾主张“新诗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彻底切断了诗歌和中国文学的血脉，引导台湾现代诗全面西化。诗歌是民族文学的结晶，世界上的伟大诗人，莫不从民族文学出发。当代超强霸权向世界推展殖民主义文化，“崇洋”诗人，实在是打着“现代”旗号的投机取巧者。

诗歌的语言模式，显示出作者的诗观和生活观念，成为诗人心性的表白。

是耶？非耶？爱诗的朋友其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