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和连　郝静怡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长沙410079)



环境规制、政府效率与FDI选址

许和连郝静怡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长沙410079)

本文利用2003—2013年全国27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重点研究了环境规制和政府效率的交互作用对FDI选址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FDI对当期FDI的选址具有显著强化作用，政府效率对FDI的选址决策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环境规制与政府效率的交互项对FDI的选址具有倒U型调节关系，即随着总体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政府效率对FDI的吸引力先上升后下降，且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在中西部样本中非常明显。在政府效率的作用下，东部地区的引资随着环境规制的提升则呈现出U型特征。

环境规制；政府效率；交互项；FDI选址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3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10%以上，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成为各地方政府重点争夺的对象。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压力下，各地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国内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FDI在地区间的严重失衡。

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绿色发展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在中长期阶段，环境规制对FDI选址的反向作用。在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组成的可持续发展系统中，FDI不仅受到经济系统的影响，非经济系统的影响也应考虑在内(Kamalakanthan等，2005)[1]，而地方政府作为FDI的最终需求者和环境规制法规的实际监督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为政府决策的重要方面，地方政府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通过直接影响和间接交互作用对FDI选址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新形势下，从制度背景尤其是从政府效率视角来考察FDI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找出环境规制和政府效率的交互作用对FDI吸引力最大时的环境规制水平临界点，不仅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式增长下的FDI选址机理，而且也为政府如何在经济增长、公共品投入与环境保护之间合理抉择，进而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及体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建议。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论指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在于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东道国当地环境规制水平和政府效率是重要的区位要素。现有研究多使用省级(区域)面板或横截面数据研究环境规制水平或政府效率对FDI选址的单一影响。关于环境规制对FDI选址的影响，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较高的环境规制水平带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因此FDI倾向于规制水平较低的地区(Dean，1992； 陈刚，2009 )[2-3]；第二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带来的额外成本相对于企业决策成本来说占比很小，因此对我国各个地区的FDI流入不存在影响或影响微弱(List，2001；曾贤刚，2010)[4-5]；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环境规制对FDI选址的影响因投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依赖程度等关键因素影响而不同(朱平芳等，2011； WH Li等，2015)[6-7]。现有文献关于政府对FDI选址的影响多关注在政府行为的某一方面尤其是腐败方面(Wei SJ，2000；Busse，2007)[8-9]。World Bank[10](2006)指出腐败不能被孤立地考虑，因为它是与政府质量密切相关。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多元化指标量化政府治理水平，如毛寿龙 (2003)的政府4效率体系，唐任伍(2004)的47指标体系，解垩( 2007)的DEA多指标投入产出算法[11-13]。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政府效率对FDI存在着显著积极影响。此外，Jing Zhang (2007)[14]使用中国的省级数据用双变量代理省级政府反腐与省政府效率的努力，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强和政府效率的提高对外商直接投资有积极影响。

在中国财政分权和绩效需求背景下，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环境与经济发展平衡的决定者。现有研究在环境规制对FDI选址影响上多侧重于经济供给层面，较少考虑到非经济需求层面即政府层面，忽略了地方政府对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的全过程影响。此外在数据来源上，现有研究多采用省级数据，不仅忽略了城市之间在经济、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更与现实相悖，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目标应该是省市区内部的某个城市(金相郁等，2006)[15]，这样进行实证分析很可能导致非有效估计。因此，本文选择274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引入环境规制与政府效率的交互项，深入探讨它们对FDI选址的共同影响及微观机理，对深入地理解中国式增长下的FDI选址机理和为政府合理分配环境与公共品投入方面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理论机制

张宇(2009)[15]指出， FDI流入中国的原因可能包括三种：开放程度扩大、技术差距及制度约束。而地方政府是决定地区开放程度和外资制度的主要力量和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推手。作为FDI的直接需求者，地方政府引进外资的根本目的在于从这场“外资盛宴”中获得足够的利益，得到政绩助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赢得良好口碑(生态环境良好)。我们把FDI的选址行为微观化为外资企业的经营地选择。因此地方政府对FDI选址的影响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从理论上来讲，环境规制对FDI选址的影响表现为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环境规制的目的就是纠正负的外部性，即在技术、资源配置和消费者需求固定的假设下，环境规制的引入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降低其市场竞争力。即规制越多，生产率越低，外资企业越不愿意入驻(Gray等，1997；王兵等，2010)[16-17]。基于这种看法，作为单个“经济人”的地方政府，很可能采取向上级隐瞒本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和竞相降低环境标准以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造成环境规制失灵。另一方面，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产生创新补偿作用，从而抵消或超过环境规制成本最终实现环境绩效和企业经济绩效“双赢”，( Michael Porter，1995；Chih-Hai Yang, 2012)[18-19]。基于这种观点，地方政府应从长远考虑，结合当地产业经济结构及资源环境状况，逐步提升地区环境门槛，激励外资企业进行环境友好型创新。

第二，政府效率对外资企业选址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成本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政府廉洁效应三个方面。在成本研究方面，高效率的地方政府所提供的畅达的通信、便利的交通以及齐全的公共设施是国际投资在决定投资场所总体竞争力的重要考量因素(魏青山等，2005)[21]；此外，地方政府通过向外资企业提供“超国民待遇”来竞相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也会直接导致FDI进入的超低成本(聂爱云等，2014)[22]，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在人力资本效应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的地区(金相郁等，2006)[23]。高效率的地方政府所培养的高素质人才会显著减少新进入的外资企业的招聘成本，帮助其迅速开拓市场和增加创新收益(陈刚，2009)；此外，当地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强化FDI正向溢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廉洁效应表现为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对外资企业选址的影响。国际投资面临着投资双方由于经济体制、商业惯例、政治差异等造成的制度障碍(Dunning，1993)，因此可以高效透明地处理涉外事宜的地方政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回避风险。政府减少对企业的过多干预，可以充分促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促进 FDI 的流入。因此，地方政府应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人才培养战略，全面促进简政放权。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地方政府效率对FDI流入具有积极影响，而环境规制对FDI流入的影响可能会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而出现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再下降的趋势。环境规制力度和政府效率程度的不同组合对FDI选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在环境规制水平的初期形成阶段，地方政府效率的提高必然带来更多FDI的流入，但随着这种规制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可能会使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造成投资萎缩效应，降低政府效率对新技术导向型企业的吸引力。综上所述，我们鼓励恰当的环境规制以激励外资企业创新。

(二)模型设定

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1)考察政府效率对 FDI选址的影响。(2)环境规制与政府效率是否产生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FDI。(3)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环境规制水平，在这个水平上政府效率对FDI的吸引力最大或最小。因此本文在计量模型设定时引入环境规制与政府效率的交互项，考虑到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环境规制对FDI流入的直接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本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和环境规制的平方项与政府效率的交叉项以考察潜在的非线性影响。考虑到企业生产经营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前期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对新的投资决策起到示范作用，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可以较好地控制滞后因素。此外，本文还加入了三个控制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水平，分别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FDIit=FDIit-1+Cit+δit

(Ⅰ)

FDIit=FDIit-1+GEit+ERit+Cit+δit

(Ⅱ)

FDIit=FDIit-1+GEit+ERit+GE*ERit+Cit+δit

(Ⅲ)

FDIit=FDIit-1+GEit+ERit+GE*ERit+ERit2+GE*ERit2+Cit+δit

(Ⅳ)

其中Cit=GDPit+FDit+SIit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城市和第t年的数据。FDI、FDI(-1)、GE、ER分别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滞后一期、政府效率、环境规制水平。C为控制变量，δ为误差项。式(Ⅰ)为影响FDI选址的经济因素，仅包括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和控制变量；式(Ⅱ)为在式(Ⅰ)基础上加入政府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后的FDI选址方程；式(Ⅲ)进一步加入了环境规制与政府效率的交叉项，考察一次交互项对FDI影响的程度大小及方向；式(Ⅳ)在之前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规制的平方和环境规制的平方与政府效率的交叉项，考察交互项与FDI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三)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来自26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及直辖市)的274个地级市的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此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固定资产投资年鉴》，各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个别缺失数据用插值法补全。在具体计算中分别以2000年为基期的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因素影响。为在不改变数据的性质和关系的前提下消除异方差问题，对全部变量取对数进行估算。

1.环境规制水平与政府效率的界定与测度

目前学界对环境规制水平的度量方法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逆向指标，即采取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衡量(Shafik等，1993)；用污染密集型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与当地企业总产值之比来衡量(W.H.LI,2015)[24]；用几种主要污染物构建污染指标(Levison，2006)[25]。二是正向指标，采用环境污染治理力度、污染治理费用、主要污染物排放达标率等(傅京燕 等，2010)[26]。考虑到环境规制指标的权威性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借鉴(赵霄伟，2014)[27]的思路，构建逆向环境规制综合指标，即通过构建不同污染物排放强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相对位置，然后加权平均城市各类污染排放强度的相对水平，以考察该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的努力程度。本文选取2003—2013年间全国各地级市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排放量数据，构建指标如下

其中，i表示地区，i∈(1，m)，m=274，t为年份，t∈(2003,2013)ERit为i地区t年环境规制指数，数值越大越严格。Pj,it表示i地区t年第j种污染物排放量，Yit表示i地区t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Pjt表示全国t年第j种污染物总排放量，Yt表示全国t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政府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和经济活动的必要干预者，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重职能。政府效率通过政府投入行为和政府产出成效来表征，但在选用多元化指标测算政府效率时，不可避免遇到政府行为的复杂性和权重难以客观衡量的问题。因此，本文借鉴解垩(2007)的思路，将政府视为一个提供最合适的公共产品和必要的市场干预的决策主体，考虑到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政府效率的动态性，本文选用Malquist指数的DEA方法。在指标选取上，投入指标选取为：一般财政预算支出、财政供养人数和固定资本投入，涵盖人力、物力、财力三个基本投入要素；产出指标为：小学师生比、货运总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每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涵盖教育、民生、文化、卫生四个方面。根据确定的投入—产出数据，本文运用DEAP2.1软件测算了274个地级市2003—2012年的地方政府效率，然后用复利法预测出各地2013年政府效率值。

表1给出了根据上文计算得到的2003—2013年政府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可以看出，政府效率平均值为0.940 4，说明从总体来看，我国地级政府处于低效率状态；分区域来看，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分城市来看，效率最大的三个地级市为广州、武威、佳木斯，效率最低的为巴中、揭阳、孝感。环境规制水平的全国均值为1.088 1，但差异较大。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最严格，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分城市来看，环境规制最严格的三个城市为深圳、海口、威海，均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环境规制最薄弱的三个地级市为来宾、河池、贵港，均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说明我国中西部地区可能在产业承接转移的过程中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而引进了一批技术附加值低、污染耗能高的外资企业。

2. 因变量、关键变量、核心变量与控制变量选取与说明

本文的因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各地实际利用外资额来衡量，依据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转化为人民币；关键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滞后项(L.FDI)，邱晓明和赵增耀(2006)[28]指出外商投资者可以通过以前的投资和向其他外商投资者学习两种途径获得声誉调整因子和交易成本的专用信息。Head(1996)[29]

表1　2003—2013年全国政府效率、环境规制水平概览

的研究也肯定了前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当期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我们引入FDI滞后项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惯性行为，预期结果为正。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环境规制(ER)，为前文中计算出的环境规制指数，从理论上来讲，环境规制对FDI选址的影响表现为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前者增加企业成本后者激励创新；政府效率(GE)为前文测算而得，政府效率对FDI的影响机制可表现为成本效应、税收激励效应和市场推动效应三个方面，即高效的政府意味着更完善的投资硬件环境，政策的一致性和更有针对性的优惠引资政策，东道国相对较高的市场规模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外资企业有效经营，预期影响为正；Porter(1995)指出环境规制给企业除了带来直接生产费用的增加，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进行创新，进而部分或者全部抵消规制的费用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对FDI选址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故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ER2)控制非线性；环境规制与政府效率的交互项(ER*GE)反映环境规制与政府效率交互作用对FDI的影响；环境规制的平方项与政府效率的交互项(ER2*GE)反映环境规制对政府效率对FDI影响的调节作用，为本文重点考察对象。

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意味着相对较大的市场和更好的基础设施，预期符号为正；财政分权程度(FD)，一般认为拥有较高财政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可以有更多的财力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引资政策吸引外资。借鉴张曙霄和戴永安(2012)[30]的研究构建城市财政分权度量指标，其计算公式为：FD=fdc/(fdc+fdp+fdf)，其中fdc、fdp、fdf分别表示城市、省级及中央的一般财政预算支出的平均值，该数据取值为0-1之间，越接近1表示该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越大，预期符号为正；产业结构(SI)，采用当地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来衡量。目前FDI在国内的分布多集中在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因此第二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可能更容易形成产业集群，吸引FDI，预期符号为正。

(三)估计方法

理论上来讲，政府治理完善的地区更容易受到外资青睐，但FDI流入也会显著影响政府效率(祁毓等，2012)[31]；FDI会影响当地政府的环境规制水平制定，而反之环境规制又是投资决策的重要区位因素，因此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被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另外考虑到本文的实证模型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解释变量，滞后项与非观测固定效应u可能存在相关性, 以上多种因素必然导致内生性问题和误差项存在移动平均过程。此时依靠传统的带有固定效应或者随机效应的OLS回归，就会造成估计有偏。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SYM-GMM)估计方法来进行参数估计，Bond(2001)指出在这种估计方法中，水平变量的滞后项是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差分变量的滞后项又是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一般认为通过这种方法较差分GMM可以有效提高估计效率,并且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系数。一般情况下，我们选择针对异方差更有效率的两步GMM进行估计，并采用Hansen及AR检验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差分误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在Hansen检验中，原假设为工具变量有效；在AR检验中，误差项允许存在一阶相关，不允许存在二阶序列相关。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总体样本估计结果分析

表2描述了2003—2013年总体样本面板数据回归结果。第(1)至(4)列为(Ⅰ)到(Ⅳ)的回归结果。四个模型均通过了AR检验、Sargan检验和Hansen检验，表明整体模型通过了“误差项本身一阶自相关，二阶无自相关”的假设，且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假设”，估计结果是值得信赖的。其中第(1)列中各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符号均为正，与预期假设一致；第(2)列中除了分权指标(FD)外，各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核心变量环境规制(ER)和政府效率(GE)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第(3)列中环境规制与政府效率的交叉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第(4)列中环境规制的平方(ER2)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环境规制的平方与政府效率的交互项(ER2*GE)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控制变量中财政分权指标未通过检验，但方向保持稳定，其余变量均通过了检验且方向稳定。这说明选择动态GMM估计方法可以更好地解决本文模型存在的内生性和估计的有效性问题，使本文的实证结论更有说服力。

总体来看，核心解释变量对FDI选址的影响显著并与预期一致的。第(2)、(3)、(4)列的政府效率对FDI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即认为政府效率的提高可以有效拉动当地FDI水平，说明了政府治理完善的地区更受到外资青睐，高效的政府为外资企业提供了适宜投资的硬件、软件环境；第(4)列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政府效率的交互项(ER*GE)与(ER2*GE)分别在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地区环境规制水平对政府效率与FDI选址的关系具有一个非单调的倒U型调节效应。换句话说，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意识初步形成阶段，地方政府效率的不断提高会起到吸引FDI流入的积极效应，但环境规制水平越过拐点后，则全面表现为“遵循成本效应”，造成投资萎缩效应，降低政府效率对新技术导向型企业的吸引力。在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中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环境规制(ER)与政府效率(GE)的回归结果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但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与政府效率有很大关系，必须综合考虑。为进一步探求这种交互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们求出了交互作用的拐点，∂FDI/∂ER*GE=-(b/2a)=-0.375 1，去对数后为0.687 2，即环境规制水平在0.687 2左右时，交互作用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最大。

外商直接投资的滞后项(L.FDI)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支持了外商直接投资行为具有惯性的假设，这与经济现实相符，外资企业在投资区位的选择时会着重参考当地前期外资流入情况与外资发展情况，进而做出是否进入或追加投资的商业决策；经济发展水平(GDP)在4个方程中对FDI的影响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与预期一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拥有更大的市场需求，有利于外资企业获取更为充分的市场信息，获取经济利益；产业结构指标(SI)对FDI流入的影响均为正且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这意味着第二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会得到外商投资企业的更多关注，这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分工有密切关系；财政分权指标(FD)在第(1)组方程中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在余下三组方程中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方向仍为正与预期一致，可能是由于财政分权水平弱化了环境规制效应造成的。

表3　总体样本估计结果

注：系数下方的值是标准差,***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差分GMM方法及财政收入分权指标替换财政支出分权指标进行的系统GMM方法分别对估计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见表2)。考虑到不同的地级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因此本文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首先采取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方法。

列(1)报告了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中只有政府效率通过了检验，关键变量和控制变量中除了财政分权指标没有通过检验，其余变量均显著，且方向与模型(Ⅳ)保持一致，此外F检验的p值为0.000 0，强烈拒接了原假设，即认为固定效应优于混合回归。接下来进行了豪斯曼检验以确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P值为0拒绝随机效应。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变量均为外生。Cole(2006)指出，外资企业会游说政府降低环境标准，尤其政府廉洁度较低时，FDI对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在本文考虑的环境规制、政府效率及其交互项对FDI的影响模型中，这种相互间双向作用会导致内生性问题，但面板固定效应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模型存在的自相关和内生性问题，因此，需要加入工具变量，这里选用环境规制、政府效率的滞后项及外商直接投资的二阶滞后作为工具变量，以控制模型内生性问题。

列(2)为面板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的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虽然各变量方向保持稳定，但核心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拟合优度偏低，这说明传统的静态面板估计方法可能并不适合本文的分析。因此选择动态面板差分GM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列(3)显示，各变量方向不变，但估计效率不高；列(4)为采用财政收入分权指标对模型(4)进行SYS-GMM估计，回归结果通过了AR检验、sargan检验和hansen检验，且不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与表 2结论基本一致，因而表 2 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二)区域样本估计结果分析

表3为根据模型(Ⅳ)进行回归的不同区域FDI选址方程估计结果，东中西部均通过了AR检验、Sargan检验和Hansen检验，说明三大区域的估计结果是值得信赖的。

从核心变量来看，东部地区核心解释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中、西部地区由于工具变量数目限制使部分变量未通过检验，但方向与总体样本保持一致。政府效率(GE)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FDI选址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地区不显著。这说明政府效率水平是东、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选择FDI流入的重要考虑因素。原因可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同导向选择有关，如江苏、浙江、广东一直是我国的出口大省，对于在东部地区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高效的政府是他们顺利进行生产经营和完成国际贸易的重要政治影响因素。而西部地区在产业承接转移的过程中对政策寻求型与资源寻求型的外资企业有更强的吸引力，当地政府效率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外资企业能否享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与配套的产业发展扶持。

环境规制与政府效率的交互项(ER*GE)在三大区域的回归符号都为负，但只有东部和中部地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东部地区政府效率提高会加剧环境规制水平对外资流入的抑制作用，中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和政府效率的交互提高对FDI流入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环境规制的平方与政府效率的交互项(ER2*GE)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为负，与FDI呈现倒U型关系，与总体样本一致，但在东部地区为正，呈现出一个“U”型关系。说明随着东部地区政府效率的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对地方政府的引资效应会出现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多是市场导向型的外资企业，从事行业以环境敏感性较高而技术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为主，政府效率对FDI的吸引力在后期创新补偿效应占主导时发挥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较低，在产业承接转移的初期政府效率对政策与资源寻求型的外资企业有更强的吸引力，因此出现一个倒U型形状。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区域这种调节效应，表3报告了分区域样本的拐点(西部地区由于ER*GE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未能求出拐点)，其中东部地区拐点远大于总体样本和中部地区。

从控制变量来看，地方经济发展水平(GDP)对三大区域的FDI选址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更多的市场需求，有利于外资企业生产经营；第二产业比重(SI)仅在东部地区通过了检验，财政分权指标(FD)虽然符号与总体样本一致但都不显著。一方面这与近年来外资的流动调整有关，2013年制造业的FDI占比与2005年相比缩水一半，服务业占比则增加了一倍，这对作为加工制造业集中地的东部地区影响巨大。而中西部地区在产业承接转移中处的不同阶段也造成了第二产业比重对FDI流入的吸引力有所减弱；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外资企业更多考虑市场发展前景，而地方政府分权水平的高低对FDI的吸引力有所降低。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系数下方的值是标准差，***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表5　我国三大区域的 FDI 区位选择方程估计结果

注：系数下方的值是标准差,***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3—2013年全国274个地级市数据，创新性的引入环境规制与政府效率的交互项，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政府效率及其交互项对FDI选址的影响。实证结果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滞后一期的FDI对当期FDI的选址具有显著强化作用。以前的投资盈利情况和其他外商投资者的“示范”效应是外商投资者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重要参考因素。因此建议地方政府一方面在引资宣传时可结合当地外商成功投资经验现身说法，另一方面注重完善与外商投资者的沟通机制，通过定时举办听证会、建设网络公众平台等方式建立一条信息直达通道，创建互助共赢的发展模式。

第二，政府效率对外商投资者的选址决策产生显著积极影响。高效率的政府为外资企业提供了适宜投资的软、硬环境，起到吸引高质量外资集聚的作用，进而有效拉动当地FDI流入。 因此建议各地方政府积极提高政府效率水平，一是注重政府声誉建设，力求以稳定的政治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以较低程度的优惠政策让步来寻求更高质量的外资流入；二是改革地方政府考核方式，将领导考核与群众考核结合起来，将过程考核与成效考核结合起来，将任期考核和责任考核结合起来，培养官员效率意识。

第三，环境规制与政府效率的交互项对FDI的关系具有非线性倒U型调节关系。其原因在于适度的环境规制水平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创新，通过提升外资企业研发创新比重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来增加政府效率对FDI的吸引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会抵消新技术带来的竞争优势，造成投资萎缩效应，降低政府效率对新技术导向型企业的吸引力。因此，建议各地政府一是结合当地实际经济情况，制定适当的地区环境规制水平；二是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培养全民环境意识。

第四，分区域样本来看，环境规制与政府效率的交互项与FDI的关系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为倒U型，在东部地区表现为U型。由于三大区域的外资密集流入行业和外资导向不同，政府效率对FDI的吸引力阶段产生差距。建议地方政府一是创新引资模式，着重引入技术溢出效应大、关联带动能力强的外资企业，二是明确引资重点，东部地区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优化升级，中西部地区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进行产业承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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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丽英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overnment Efficiency and FDI Location

Xu He-lian, Hao Jing-y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

Based on a sample of 274 cities in China during 2003—2013,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dynamic panel model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overnment efficiency on FDI location.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first-lagge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n obvious enhancing effect on curr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behavior; Secondly, government efficienc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oreign investors location; Thirdly, we prove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overnment efficiency plays an inverse U-shaped adjustment effect on the FDI locat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attraction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to FDI will first increase and then decrease, and this inverted U-shaped curve relationship is very obvious in the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Fourthly, under the action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the attraction to FDI shows an U-shape with the promo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Eastern reg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overnment efficiency; interaction term; FDI location

2016-05-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134)；湖南省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13B136)。

许和连，男，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研究；郝静怡，女，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研究。

A

1005-1007(2016)09-003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