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明

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工先生日前因病医治无效逝世。老人之所以广为人知，在于那句著名的“我要发言”。

王工生于1929年，本名兆晃，1949年参军后改名王工，曾任《人民海军》杂志编辑、记者。1957年，王工转业至安徽蚌埠，后被打成右派，1963年平反。1978年，调入安徽省蚌埠法院，从协助校对、书写判决文书开始，年届五十的王工与法结缘。

1979年，王工成为“文革”后第一批执业律师。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王工首先在淮河流域办案，因攻克“疑难杂案”而声名鹊起。此后，他被聘为国家水利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法律顾问、中国水法研究会研究员，活跃在各大江大河流域。不久，王工相继被选为所在区、市人大代表，1988年在安徽省人大差额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得名于当选人大代表后发生的一幕：在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结束后，大会主席习仲勋例行询问：“哪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有意见？”王工律师立即举手示意：“我要发言！各位代表，请允许我遵循选民意愿，分别对有关报告的决议简要陈词，先对政府的三个报告的决议讲几点：第一，一手抓改革和建设，一手抓法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做带头宣传宪法、遵守宪法、保证宪法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范。要带头做反对腐败、奢侈，厉行勤俭、廉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典范。”最后几句话，王工高声呼喊：“民大还是官大？法大还是权大？我们的口号是：人民万岁、宪法神圣，一切权力归人民！”

请原谅我用较长篇幅还原当时场景。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想让大家看到，老人呼吁的“一手抓改革和建设，一手抓法制”等内容，已经实现并正在进一步深化，这是近三十年中国民主法治巨大进步的缩影，九泉下的老人当为此欣慰。同时，也想借此提醒，“民大还是官大？法大还是权大？”等问题，在现实中仍未完全解决。而要解决诸如此类阻碍社会更快进步的问题，“我要发言”价值巨大。

不了解历史的人，看到“我要发言”受到如此关注，可能会不太理解。的确，当下言路空前开放，在包括两会在内的公共领域，人们畅所欲言，对争论、反对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时，改革开放时间尚不长，人们权利意识、责任意识都不像现在这么强，在公共领域表态，举手、鼓掌仍是主要方式，敢独立表达意见的少，敢公开表达反对意见的，更是少之又少。这是“我要发言”走红的历史原因。

如今，“我要发言”已经不成其为一个大问题，但要说完全解决却也未必。“我口说我心”的是多数，但在公共领域，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涉及真问题绕着走只会说“片汤话”的，也不是没有。出现这种状况，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还应反思：是什么让人不能畅所欲言？

没有哪个报告，出炉就能保证完美，没有哪一项决策，拿出来就一定正确。通过修正让它完美、正确，需要集合大家智慧，其中少不了争论。这是“我要发言”的价值。而从发言者角度，表达意见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如此，有话不说、不充分说，就有失职之嫌。

“我要发言”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公共领域，还渗透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举个例子，对“一把手”的监督之所以仍是一个难题，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在单位“一言堂”缺乏必要制约。在一些单位，只要领导表了态，少有人会“我要发言”，“我反对”的更少，由此失去了改正错误的机会。这方面的教训不少。

无论公共领域还是在一个单位，如果每个人都有主人翁意识，敢于大胆表达意见，多数时候，决策者、领导还是会从善如流。相反，如果多数人不说话，说言不由衷的话，“我要发言”者就可能会被视为另类。多数人的沉默，将后者推向不利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