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初出茅庐的社会学者费孝通，携新婚妻子王同惠抵达南宁，开始他第一次田野考察，目标是广西东部大瑶山区。他回忆：“现在中国念社会学的学生免不了有一种苦闷。这种苦闷有两方面：一是苦于在书本上、在课堂里得不到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一是关于现在一般论中国社会的人缺乏正确观念，不去认识，话愈多而愈视听愈乱。我和同惠常在这苦闷中讨论，因为我们已受到了相当社会学理论的训练，觉得我们应当走到实地里去，希望能为一般受着同样苦闷的人找一条出路。”

考察前两个月不乏艰苦，但尚称顺利。12月16日，费孝通夫妇在从象县前往平南县途中，因中途休息与向导失散，结果走错路口，一路摸到斗篷岭上树林中一处叫石八的地方。费孝通看到一个类似大门的设备，便探身查看。谁料这是当地人设下的捕虎陷阱，顿时木石俱下、一片狼藉。费孝通被压在下面，腰腿都受了重伤。王同惠把他从木石堆中拖到安全的地方，奔出树林呼救，不慎坠崖身亡。第二天，费孝通不见妻子归来，忍痛向外爬行，被当地人救出。随后，向导和当地村民协助搜遍山崖，寻回了王同惠的遗体。

伤体稍愈，费孝通在致朋友信中写道：“同惠是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兼职了。”次年，以这次考察结果写成的《花篮瑶社会组织》出版，初版作者署名“王同惠”。

参加过地道战的美国军官

陆军上尉布鲁克·多兰二世（Brook Dolan II），是抗战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最有名的成员。1944年底，他前往河北中部考察八路军对日作战，在任丘县皮里村遭遇日伪军扫荡，和冀中九分区部队一起进入地道躲避，成为唯一参加过地道战的美国军官。

在此之前，多兰已经是美军中著名的“中国通”。1930年代，他两度赴中国西藏参加科学考察，带回一份熊猫标本。1942年，他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和同事伊利亚·托尔斯泰中校（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子）从印度入藏，拜访宗教领袖，了解西藏地方当局对抗战的看法，探索开辟“驼峰航线”之外从印度运送物资到中国内地的地面通道。逗留三个月后，两人经青海抵达重庆，途中还拜访了驻青海玉树的地方军队。

1946年8月，伊利亚·托尔斯泰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穿越西藏从印度到中国》一文，回顾与多兰的旅程，所配图片中有20张是多兰拍摄。但多兰已经看不到了，他于1945年8月19日死于重庆，一说因精神问题自杀，一说因援救排爆的同僚遇难。

米洛舍维奇的最后岁月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因科索沃战争成为世界瞩目的“反美英雄”，但在国内的民众基础却被逐渐动摇。2000年9月，南斯拉夫举行大选，反对党“在野民主阵营”的领袖科斯图尼察获得了48.22%的选票，高于代表塞尔维亚社会党参选的米洛舍维奇8个百分点。选举委员会认为无人超过半数，宣布举行第二轮选举，引发南斯拉夫国内大规模民众集会抗议，终于导致宪法法院于10月裁定科斯图尼察当选总统。

科斯图尼察上任后，明确表示拒绝向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引渡被列为战犯的米洛舍维奇，但其他当选的反对党领袖并不认同。2001年3月，加盟共和国塞尔维亚的总理金吉奇以米洛舍维奇触犯国内法为由，派警察前往其家中将其逮捕。当时，米洛舍维奇用手枪指着自己的头颅，以自杀来威胁警察。他的女儿玛利亚在一旁高喊：“动手啊，爸爸！别投降，爸爸。”但米洛舍维奇最后还是放弃了抵抗，任由警察把他押上汽车。玛利亚见状追了出去，朝汽车开了几枪。

2001年6月，南斯拉夫宣布将米洛舍维奇送交海牙，使他成为第一个因战争犯罪站在国际刑事法庭的前国家元首。2003年3月12日，下令逮捕米洛舍维奇的金吉奇被两名特种警察部队成员枪杀，后者认为金吉奇出卖了米洛舍维奇。但这种行为对米洛舍维奇的命运于事无补，2006年3月11日，米洛舍维奇病死于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羁留中心。

日本自卫队的文人首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盟军决定再度武装日本，以应对东亚局势变化。但适龄青壮年普遍在二战期间受到旧日军狂热尊皇思想的影响，新建的“警察预备队”首长既要肃清旧思想，又要有足够威信引导部下正确认识天皇与武装力量的关系。为此，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日本首相吉田茂拒绝将旧军人作为候选人，排除了驻日盟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威洛比少将推荐的原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而选择了天皇的亲信、宫内厅次长林敬三出任首任警察预备队中央本部长。

林敬三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是一名典型的公务员，担任过鸟取县知事、内务省地方局局长，除担任内事局长官时管过90天警察事务外，没有一点军事经验。但他上任之后以爱国心、民族心为指导思想，牢牢抓住了警察预备队的基调，得到美、日两方认可。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后，他继续担任主管地面武装的保安厅第一幕僚长。1954年自卫队成立后，他成为统领三军的参谋首长“统合幕僚会议议长”达10年之久，并被授予相当于陆军上将的四星陆将军衔，到1964年才退出现役。他麾下的陆上自卫队幕僚长筒井顺雄出身驻朝鲜文官、航空自卫队幕僚长上村健太郎出身警察、海上自卫队幕僚长山崎小五郎出身于邮政部门，被外界戏称为“内务军阀”，但正是这些人保证了日本再度武装过程中的文人治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