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马乔

皿方罍的上海之缘

上海博物馆希望融汇三湘四水所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独特魅力，让皿方罍回归后，第一次走出湖南的展出就来到青铜藏品丰富的上海博物馆。

2015年11月19日，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11件青铜器珍品，就安静而肃穆地陈列在上海博物馆四楼的第三展厅内，其中包括了那件重回家乡的皿方罍青铜器身。与此前报道不同的是，自2014年湖南省博物馆的“皿方罍”回归后，便从馆内精选了包括皿方罍在内的11件湖南出土著名青铜器珍品来沪展出，这中国除湖南以外的第一次出访便选在了上海。“上博”以此取名为“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青铜器精粹”，其中的“酌彼金罍”四字取自《诗经》，意为用那青铜之罍，斟上美酒。近距离观赏青铜国宝后，心情宛若醇厚的美酒一般，能让各位朋友陶醉其中的美妙意境。

青铜罍，本为盛酒器。而皿方罍，全称“皿天全方罍”，高88厘米，重51.5千克，为目前所见商周青铜罍中，体量最大、最精美的青铜重器，故而被誉为“方罍之王”。事件源起1919年，湖南桃源县水田乡茅山峪家民艾清宴挖得了这件皿方罍，是件完整青铜器，分为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盖铭为两行八字：“皿天全作父己尊彝”；器铭为三行六字：“皿作父己尊彝”。盖作屋顶形，中央立有屋顶形盖钮，盖、器子母口。皿方罍造型雄伟，纹饰瑰丽，为一件举世无双的青铜艺术瑰宝。

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器身被文物商人购得流失海外，自此身、盖分离近一个世纪。1924年，益阳商人石瑜璋购得皿方罍器身。而后，艾家将器盖交至新民学校充当学费，学校校长根据器盖上的铭文辨认为商代器物。1925年，器盖被漆市驻军团长周磐以银元三千元强行购去。当时的《大公报·长沙版》报道了：新民小校校长钟逢雨举报石瑜璋买走皿方罍之事。教育总长章士钊要求湖南省长进行追查，长沙内务司发出了第二十三号训令，要求益阳县查办。后一直下落不明，直至1961年，一本叫做《中国金石陶瓷图鉴》的出版遗稿，收录了皿方罍的照片，在文字说明中介绍日本藏家浅野梅吉购买于1930年，并收藏。

1992年，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马承源先生，在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家中见到皿方罍器身，确认器身与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盖为一套，曾有意促成器、盖合璧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湖南省博物馆也将器盖运至上博，后因故没有实现。

2001年，新田栋一将皿方罍交美国佳士得公司拍卖，“上博”曾有意征集，但被一位法国买家以924万美元拍得，创下当时中国青铜艺术品拍卖价格之最。上海博物馆当年虽未成功促成皿方罍回归祖国，但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积极参与流失海外国宝文物的抢救工作。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03年上博从海外购得北宋《淳化阁帖》最善本；2010年又斥巨资收购曾经清末金石名家吴大澂收藏著录的传世重器小臣方卣，使飘零异域多年的国宝重返故土。

2014年，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再次拍卖皿方罍器身。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牵头，湖南文博界、企业界和收藏界代表组团赴纽约进行三天的洽购工作。经过艰苦谈判于3月19日达成洽购协议，皿方罍将由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6月12日在纽约举行皿方罍器身交接仪式，6月28日，皿方罍器身与器盖在湖南完成合体后，就这样经历艰难和漫长岁月，而最终永久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了。

湖南青铜气象万千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考古发掘表明，商代早中期来自中原的青铜文化进入湖南，商代晚期开始，湖南成为长江以南出土青铜器的主要地区之一。湖南发现青铜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

20世纪初以来，湖南出土了许多文化面貌不尽相同、其他地区罕见的各类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一部分器物在形制、纹饰和铭文方面，均与中原地区青铜器一致，应来自中原；另一部分器物则在造型、纹饰方面，显现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地方风格，既有融合中原青铜器形成新的特点，也有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相互联系而产生的结果。

青铜器的出土情况有相同的特点：绝大多数出土于山顶、山坡与河、湖及其岸边，大多为一件单独出土；有些容器出土时，腹内装有玉器及其他小型铜器，这可能是源于湖南地区一种独特的祭祀礼仪。

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多动物造型与大型器物，在器类上则主要以酒器为主。展览中的11件青铜器精选于湖南发现的300多件商周青铜器中，基本涵盖了上述这些特点，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了解湖南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为研究南方青铜器与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湖南商周青铜器，以造型独特、纹饰精美、铸造精良著称于世。此次的展览大部分展品是首次到上海展出，最重要的皿方罍，具有雄伟的造型，瑰丽的纹饰，是一件举世无双的青铜艺术瑰宝，它的辗转流传见证了近现代中国文物流失又回归的传奇经历，令人感慨，发人深省。

其次，湖南青铜珍品里还有一件兽面纹壶，也差点就被忽视于“人间”了。1957年，这件国宝拣选于株洲废旧物资交接站，后经过修复得以重现天日。这件提梁壶的造型十分优美。盖的顶部有菌状捉手，盖、器为子母口。器口呈扁圆形，粗颈，鼓腹下垂；提梁呈倒置的U形，两侧顺器身略为弧曲，两端为龙首。圈足为后配。盖、腹装饰兽面纹。上腹部饰虎头式兽面纹，下腹部饰牛首式兽面纹，兽目中空内凹，角端、耳端、鼻部和颚部均有凸起的圆乳作装饰。兽面纹的两侧配置倒立的龙纹。盖面有四条钩状棱脊；沿着提梁中脊线也密布钩状小棱；腹部正面前后分别饰有一小立鸟，下连钩状小棱脊；腹部侧面两边均有三个小立鸟相连的棱脊，立鸟形的棱脊是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特色。

青铜器的形制、花纹、铭文在一件器上都要有统一的风格，都应该具备同一时代的特点。比如说，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上不会出现商代殷墟时期的花纹，商代的兽面纹不会在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上。这只要经过同时代青铜器的标准器比对，即会显而易见。而兽目交连纹、兽体变形纹等一类的纹饰，也不可能出现在商和西周的青铜器上。

1950年拣选于长沙废铜仓库的商代晚期兽面纹方尊，经修复完整。敞口，长颈折肩，腹壁斜收，高圈足。四角及四面中央有一道从口部到圈足的宽厚棱脊，棱脊顶端伸出口沿。肩部中间为兽首，四角的怪鸟为修复时后配。颈上部以棱脊为中心饰一组内卷角兽面纹，面部朝上。颈下部饰虎头式兽面纹，肩部以兽首为中心饰一组相对的龙纹，腹上部饰两两相对的鸟纹，腹下部饰外卷角兽面纹，圈足上部饰相对的鸟纹，圈足下部饰曲折角兽面纹。这件方尊与安阳殷墟所出同类器物相似，但铸造质量存在差距，因此铸造产地究竟是否在安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0世纪初至三十、四十年代，殷墟青铜器和西周早期青铜器，大量流向欧、美、日等国的古玩肆，出现了带有“满花器”和“三层花”的青铜器。“满花器”是指器体满饰花纹的战国器。“三层花”是指有三个层次高浮雕的商和西周早期器。这些青铜器一旦流出，散失各角落，造成文物流失的严重后果。

自此，湖南博物馆在寻回了“游历”大半个地球的青铜重器，并使之“完璧归赵”入藏馆中，让国人兴奋之余，更多了一份保护文物的使命和责任。曾经的失之交臂，如今回到原点，在上海的临展将至2016年1月31日结束，有机会一睹这酌彼金罍，也是极为珍贵之事。愿青铜国宝永久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传奇故事，代代相传，铭刻于心。

（本文藏品均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