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

最近，日本媒体上有一篇特写，写的是27岁的大山宽人，在全国巡回演讲，呼吁社会对于罪犯家属遭受的歧视及罪犯子女艰辛的生存环境给予理解。

大山宽仁上小学时，他父亲先后谋杀了自己的养父和妻子，被日本最高法院判处死刑。从此，大山宽人就被贴上了“杀人犯儿子”的标签，成了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他没有家，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了，当雇主一得知他的身份就忙不迭地辞退了他。没人想过他也是受害人的儿子；即使有人想到了，但可能会更觉得这一家人不正常了……我曾在山西采访过一个杀人犯的女儿。那天上午，她的父亲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我找到她那简陋之极的家时，她刚从公审大会上回来，正在一边炒菜，一边听着收音机。

她是一位旅游中专的学生，学业优秀，本性善良，但她很困惑，因为收音机里刚刚说，她的父亲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位小姑娘问我：“我不懂法。‘人民’这个概念的范围很广，应该不光包括那些受害者，我们这些犯人的家属算不算‘人民’呢？”

我希望她能从这件事中受到正面影响，走好以后的人生之路，女中专生表示同意：“我爸违法了总是不对，我上了那么多年学，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我以后一定会告诫我的弟弟妹妹，以后不管有再大的事情发生，千万不要违法。”

我们应如何对待罪犯的子女？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生来会打洞”，还是把他们与罪犯区别开来？

给人贴标签，是为了简化对人的认识过程，但标签往往会贴错。“罪犯子女”的标签不但无法反映对象的真实面目，反而丑化了对象，随之而来的就是歧视和拒绝，而普遍的歧视和拒绝，足以使一个人自暴自弃。如果一个孩子最优秀的品质是往邪恶的方向发展，那么他越聪明、越勇敢，对社会和他人的危害就越大，并且他也越有可能走上犯罪道路。

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戴着有色眼镜来看罪犯子女的，这种不自觉的心理根深蒂固，也许要追溯到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政策，还有文革中的“地富反坏右”，一人戴帽，全家遭殃，儿子孙子都不得翻身。这种心态实在不应该延续到今天。从人道的角度、人性化的角度，我们都不应歧视罪犯的子女，因他们也是公民，跟我们一样，并不低人一等。对他们的歧视，也许恰好反映了我们人性中丑恶的一面。

我们对某些人出格的、叛逆的言行总会惊诧莫名，但对造成这种人格的原因却语焉不详，也不想弄清楚。罪恶总是交织着罪恶。我们对每一桩犯罪，都不能单纯从它本身来看，还要看到它在贯穿生活全过程中的演变是怎样的？因它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形成的复杂体系的最新发展。

法律的作用不光是打击犯罪，还包括减少犯罪，也许后者更重要。这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通常我们会认为，犯罪者的主观意识是促使他走向犯罪的唯一原因，而轻轻推卸掉了自己应负的责任。我们的社会，不仅应该是一个适宜普通人生活的所在，也应该是一个适宜于罪犯子女生存之所在，两者本应毫无差别，如果不是对某些有特殊困难的罪犯子女予以特别照顾的话。

隔离和拒绝是容易的，但其后果，可能我们都承担不起，因为这样做是在培养仇恨，培养敌对，是自动地把社会分成两个阵营，而将他们排斥在正常的阵营之外。如果孩子从小在家庭和邻里关系中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他反抗社会的心理就很容易被培养出来，并容易沉迷于邪恶、放荡的生活之中，难以自拨。

对罪犯的子女施以隔离或断绝关系的对待，不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是缺乏人性和平等意识的表现，更糟糕的是完全没有考量到我们是在同一艘船上，对他们的任何歧视和不公正对待，都将反作用于我们自身。我采访过的那位中专生，当学校得知她家里失去父亲这唯一的收入来源，顿时陷入贫困后，特意批准她当年就进入旅行社实习，以赚取一些生活费。一年后，我电话回访，她已经是一名优秀导游了，“杀人犯父亲”的阴影在她的心里逐渐淡化。

善意唤醒善意，而恶意也会招来恶意的反弹。也许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待罪犯子女的态度是无足轻重的，仅为自保、仅为个人选择而已，但无数人这样做，就酿成了一个温床，这温床上诞生的不是文明，而是蛮荒；不是消灭犯罪，而将诞生犯罪。这恶果最终还得我们集体吞下，因为犯罪伤害的不只是具体的受害人，还有全体社会成员，你、我、他，每一个人都跑不掉。

你给他们机会，也等于给了自己机会——能够在社会上踏实地活着，保持社会祥和的机会，保护我们不成为下一次犯罪的受害者的机会。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