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W·弗雷泽 周娜

2013年10月20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比尔·凯勒（Bill Keller）发表了题为《平庸的企业》一文。读者很快就明白被批评的机构是大学中的教育学院。作者指出文章的题目是借用一份新近发表的关于教师教育大学化的报告。这份报告出自凯特·沃什（Kate Walsh）和美国教师质量委员会之手。事实上，对教师教育大学化的批评和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凯勒一文及美国教师质量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只是众多此类文章、报告、评论等中新近发表的而已。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无论是教育者、决策者，抑或普通民众，美国教师教育并非处于危机之中那么简单，而是根本已经演变为一场灾难。这些报告认为，教师教育这场灾难导致了一系列国家问题——从美国学生在国际测试中令人不满意的表现到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地位的下降。

数年前，当在美国东北大学教育学院担任主任时，我与纽约罗彻斯特教师协会主席亚当·乌班斯基（Adam Urbanski）一起负责几个研究小组。在自我介绍环节，我们通常会这样介绍自己：上午好，我们是教育学院院长和教师协会主席——当前教育界最不受欢迎的人。如此的介绍通常会引起哄堂大笑。可悲的是，在我看来，到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太多改变，教育学院和教师协会依然扮演着国家教育改革失败的替罪羊。但是，我必须坦言他们的确罪有应得。

作为历史学者，我们知道人们对教育学院的批评之声很早就存在。1953年，阿瑟·贝斯特（Arthur Bestor）出版了《教育的荒原：从公立学校学习中撤退》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