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W·弗雷泽 周娜

我将从回顾教育史的黄金时代开启对教育史危机的探讨。在教育史学科的繁荣期，每一位教师都会选择一门或几门教育史课程进行学习，但必须指出的是，风行于20世纪前半叶教师教育体系中的教育史课程，无论是课程的讲授，还是教材的编写，都称不上理想。彼时，教育史课程的讲授是由一些没有历史感，或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缺乏认识的、所谓“多面手”教师来承担。所使用的教材也大都如埃尔伍德·P·克伯莱（Ellwood P. Cubberley）的《教育史》一书那样，撰写体例遵循着从古希腊教育到美国公立学校运动，及至进步教育运动的兴起这般直线式的教育进步史观；教材内容介绍的是缓慢的、直线进步的学校发展、现代进步教育、拥护学校教育且击垮了一切抵制学校教育发展的、有雄心壮志的教师等。

善于思考的教师们常常抱怨这类教育史课程的无聊及无用。对于那些即将走向三尺讲台、面对顽皮孩子的师范生来说，思考16世纪路德教与加尔文教的分裂对学校的影响这类问题，看起来很是无用；而在历史学者看来，通过诸如呈现反对学校教育必然失败等内容来无限度地强调教育的直线式进步，是对历史的亵渎。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有重大转变。20世纪6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领导了“重新展望教育史研究”的运动，哥伦比亚大学的劳伦斯·A·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也很快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在贝林、克雷明及他们的“战友”眼中，当时的教育史研究及教学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