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即将迎来三年“大考”。在日前举行的“自贸区机遇与政府职能转变”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在关注“大考”成绩单的同时，更进一步将眼光放在了三年后的未来。

此次研讨会由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浦东新区区委党校、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局联合举办。会上，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表示：“对上海来说，三年评估是带有阶段性的，更需要关注的是三年后上海自贸区深化改革开放的探索。”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开艳同样认为，对于自贸区建设，需要关注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与国际贸易规则趋势相比，上海自贸区还有所不足，比如在人才引进、城市管理等方面，这些都需要我们更加关注。”

大背景：全球结构性改革

目前，全球结构性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发达国家处于支配地位；第二，全球金融监管难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十分迫切；第三，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边界壁垒向边界内壁垒拓展，传统国际经贸规则面临新的挑战。

面对这些情况，全球的结构性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带来的变化之一，是G20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逐渐取代了G7成为各国宏观政策协调的平台。新兴经济体对世界治理格局发言权有所提升。此外，新一代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加速形成。TPP、TTIP、TISA、BIT等代表跨区域合作的新的规则正在深入推进。TPP的文本，以及2012年美国BIT最新的范本是我们分析国际经贸规则的必然化的一个基本文件。这个范本也是我们下一步以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开放自贸区最值得参考的框架。

笔者认为，这些变化本质上是对21世纪全球投资贸易最新趋势的反映，也体现了发达国家谋求未来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意图。

中国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从近期来看，TPP对中国的影响有两个层面。在经济层面上，TPP对中国产生一定的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的效应。TPP协议规定，成员国之间将在规定时间内消除18000多项产品关税，对中国出口造成冲击。但我们预测，基本影响可控。同时受原产地规则的影响，部分外地对华直接投资会减少，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在规则和治理的层面，TPP对国内改革形成比较大的压力，使中国的亚太自贸区战略面临挑战，特别是对我们的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问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标准要求。

从长远来看，我们应当以前瞻和包容的视角来看待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发展。当前高标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正在加速形成，这个过程对于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来说，既是压力，同时也是机遇。

中央明确提出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新的变化，我们不能够当旁观者、跟随者，而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如何参与？第一，加强对国际经贸新规则的跟踪和研究，提出系统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中的中国版本，变被动为主动；第二，进一步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为建立与国际经贸新规则相衔接的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奠定基础；第三，积极推进双边和区域经贸谈判，对冲TPP带来的冲击。已经有一些自贸区的战略，特别是中日韩FTA，“10+3”、“10+6”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等，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影响；第四，加大自贸区压力测试和开放试验的力度，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试验田作用。

以自贸区为载体推进开放试验

在全国自贸区总体布局中，上海承担着独特的功能和使命。在全国四个自贸区中，天津自贸区定位于京津冀一体化，福建自贸区定位于面向台湾，广东自贸区定位于面向香港。只有上海自贸区面向全球，理应在国家开放试验中担负更全面的任务，为新一轮对外开放作出更大贡献。

对照以TPP和BIT为代表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和国家的定位和要求相比，上海自贸区在制度創新上还有不少差距。如TPP协定中最核心的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条款尚未在自贸区进行充分试验。 外资负面清单在形式和口径上和国际惯例也不完全一致。

在某种意义上，自贸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容易改、能够改的大部分已经改完，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推进新一轮自贸区改革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围绕投资、贸易、金融、政府职能转变四大领域，继续深化现有领域的改革创新；第二，抓紧推进边界内措施的压力测试和改革试验；第三，加大金融开放创新力度；第四，进一步加快服务业的开放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