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垠

“最近有朋友对我说，儿子的同班同学得了强迫症——典型症状是每天必须做满100道奥数题，一天不做就浑身发痒，且以此为乐。如果他不是数学天才，那就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还记得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的那个服刑五十年的罪犯老布吗？近半个世纪的关押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老布获知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已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座剥夺他自由的监狱，所以在出狱后，他最终选择了自杀。对此，影片主人公之一的瑞德曾有过一段表述：“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我没有能力对“体制化”如此宏大的问题发表论断，因为这实在需要对人类历史的深厚造诣和现实社会的敏锐感知。孤陋寡闻的我只是想就自己所从事法律工作中的一种“制度化”缩影——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发表些议论。因为在初次听到有关这种心理现象的一起刑案时，着实让我有些匪夷所思。

1977年5月，美国女子卡罗被北加利福尼亚州的卡门龙囚禁充当性奴。在长达三年的拘禁中，卡罗每天先是遭受一顿毒打，然后光着身子被吊在门檐上，脚尖仅能接触到一丁点地面，接受虐待狂卡门龙任意的侮辱、猥亵和强奸。在确定卡罗再不会逃跑的情况下，卡门龙决定和这个女孩“结婚”，并赋予其更多的自由，她可以每天去洗澡、做家务，甚至可以外出慢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