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荣辱及体制
2016-09-10袁石
检察风云 2016年20期
袁石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不同于以往奥运,里约奥运会此番给我们的是另一种画风、另一种冲击。最为明显的是运动员接受采访致辞越加随意而率性,民众更享受过程,对于金牌数量也不再患得患失,这背后凸显出大国崛起和自信的风姿。
百年奥运显沧桑,不同时间的人们对于奖牌荣辱观的认识程度不同,其背后的支撑体制也大相径庭。首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刘长春单刀赴会,在那个风雨飘摇、饱受欺凌的时代背景下,民众越加期望民族英雄的出现,对于奖牌的渴望无需多言。然而积贫积弱的国度却无法支撑起有效的训练机制、后勤保障,参赛的各种费用也大多由民众筹资。
即便时过境迁,同样的窘境也依旧存在于一些团体及国度,诸如此次里约奥运会上代表全球2000多万难民的难民代表团。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如何能够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撑,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又如何能有相应的体制保障,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于荣誉的渴望并不会因此而褪色半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在国家积弱的情况下,民间资助、强烈的奖牌渴望成为这些运动员的时代备注。
当国家处于百废待兴中,精神鼓舞往往成为一种有效选择。但不完善的体育市场机制、不成熟的培养体系、不雄厚的体育基础,决定其复兴周期未免过于长远,此时通过集中人力物力式的培养往往成为不二之选,这种方式无疑有益于短期内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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