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灵君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国家，信仰与高尚的道德必然是任何执政党追求的基本价值。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是强化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从政道德、底线思维，就是要继承和发展绵延于几千年中华文明中“君子之政”的从政价值，如能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有机融合，一定能开创我国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崭新局面。

一、君子之政的基本内涵与发展逻辑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中华数千年文明极其重视个人内心的自我约束，自我约束构成了德政的基本前提。德政意识诞生于周代的“天命”信仰，从而构建了中国人的“敬畏”意识，并逐步发展为绵延几千年的“天道”观。孔子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荀子也提出：“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道家提出了对自然规律的敬畏，老子强调：“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观被浸润于儒家、墨家、道家等“百家流派”的修身思想之中，逐步演变为“君子之政”的政治文化，全方位影响着中国人治国理政的思维方式。

君子之政的政治文化首先关注“心律”（内心自我约束力）与“法律”（外部规范的约束力）的关系，并强调“心律”的优先地位。如《荀子·君道》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先失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论语·卫灵公》也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离娄上》强调：“徒法不能以自行。”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从学术研究的角度阐释了“心律”与“法律”的关系。比如，他把“老庄申韩”单列在一起成为《老庄申韩列传》。据他的研究，申不害、韩非等法家的思想乃是来自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司马迁应该是中国学术史上率先提出“法律”来源于“心律”、“心律”大于“法律”的学者。这些足可以证明，中国人头脑中的“法律”有其独特的含义。在古代中国，如果要对中国的老百姓讲法律，他们可能不懂，但只要讲“王法”，没有人不懂。而“王法”某种程度上来自于古代中国的“天道”、“天命”哲学。

由于有强大的“心律”训练打基础，中国古代出现一批具有极强“心律”能力的封建官员。东汉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途中，冒邑县令王密半夜前往送礼，被杨震拒绝。王密说：“幕夜无知者。”杨震回答：“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1]清代河南巡抚叶存仁在一次离职时，僚属们为避人耳目，特别安排在晚间设宴相送，并附送一批礼品。叶存仁当即附诗一首：“明月清风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

诞生于隋、唐的科举制是对官员“心律”训练的重要平台，从而强化君子之政的价值观。如“四书五经”等经典从内心涵养读书人的道德品质，而考试的形式如“帖经”、“墨义”、“八股文”等则培养官员的规矩意识，在守规矩的前提下发现应试者的创新才能与应变能力。古代皇帝把官员派送于几千公里之外，官员只有内心守规矩，其行为才会有规矩，才能挡住各种诱惑，王朝的江山才会稳固。西方文官制度从中国科举制中获取灵感，确立了公务员的价值中立，并通过公务员道德委员会，强化“执行者”守规矩的思维训练，增强执行力。由于大多数读书人的自我约束力强，即使外在的制度约束力不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实现清明政治，因此，中国人普遍信奉政道哲学①。清代嘉庆皇帝就曾经说过：“各省膺民牧者（管理百姓者）多读书人，于吏治民生实有裨益。”[2]

由于有君子之政的价值浸润，古代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循吏。如汉代的文翁、黄霸、龚遂、召信臣、仇宽、王涣等，三国的董和、郑浑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王蕴、江秉之、何远、公孙景茂等，隋唐时期的辛公义、张允济、狄仁杰、崔戎等。宋元明清时，循史更是层出不穷。这些循吏奉公守法，勤廉施政，心系百姓，政绩突出。同时，他们大多重视教育，公正理讼，改善百姓生活。循吏们承天命、顺民心、解民忧，而后得民心，则王朝江山稳固。毛泽东在《讲堂录》的手稿中指出：“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下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青年毛泽东非常敬佩曾国藩，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指出，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平定洪杨，在于他学有本源，能抓住人心，能够用本源去“动”湘军之“心”，“动”天下之“心”。

然而，过分强调“心律”，忽视“法律”和制度建设，忽视权力的制约机制，必然会导致贪官污吏辈出。“中国历朝历代都在研究循吏政治、推行循吏政治，几乎每个朝代都在总结前朝之失，然而又都避免不了一个共同命运：都在澄清吏治、惩治贪污中开场，又都在腐败成风、民变蜂起中落幕。”许多历史学家都将这个共同规律归结为皇帝或大臣的道德堕落，却忽略了一个根本原因——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授职制。等级授职制必然产生诸如裙带之风、买官卖官等人事上的腐败，必然出现官官相护，由此形成一个腐败滋生不息的怪圈。这表明，循吏政治追求的是一套道德自律型的“软约束”文化，缺乏制度他律型的“硬约束”，经常只有少数人做得到，大部分官员做不到，最后必然走向坏的结局。与循吏政治一致的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在创业初期无不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包容大度，但到了王朝末期，则胸无大志、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最终因人才匮乏，导致人事上的不足，一遇到天灾人祸则各种异端邪教崛起，流言谗语飞奔，最终导致奄奄气息的王朝“樯橹灰飞烟灭”。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转折（如南北朝、五代、近代军阀混战等）时期，一旦“心律”遭到破坏，制度约束力的不足瞬间就表现出来，社会乱象立刻出现。所以，民国时期中山大学的一位著名学者指出：“一个国家民族之治乱与衰，其统筹全局之政策大计，固是根本，然而如果没有循良（即“心律”强的官员）的奉行，那种政策大计，终归会流于徒然而无效用。就是欧美法治之国，如果地方官不良，仍旧要为害于地方，因为法无论如何严密，人是活的，总可以于十分严密之中上下其手。”[3]

然而，光有“君子之政”的宣传和教育还不够，现代政治文明必须在“法律”上有更好的制度设计，使其符合权力制约的基本规律。因此，只有把人的“心律”融于“法律”建设，才能培育出一个具有强大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李光耀从古代中国的“君子之政”中得到了很多智慧，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行动党政府力推新加坡核心价值观，倡导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在推进全社会物质进步的同时，推进社会道德进步；在设计出严密的权力制约机制的同时，强调政治家诚实可靠的道德品质；廉洁文化教育抓住根本，从娃娃抓起；在人民行动党党员中倡导干净、廉洁的价值观；实行对高级公务员高薪养贤，建立廉能政府，在推进社会进步中彰显个人价值；为了培养接班人，李光耀甚至用面试等手段亲自挑选人民行动党的高级干部；等等。

二、融“君子之政”于党性修养

通俗地讲，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就是“共性”（组织性、统一性），就是人民性。共产党员的党性主要是指对党的事业忠诚、对人民忠诚，而实现忠诚的现实途径就是党性修养。中国封建统治者都知道承天命、顺民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群众党”①。当然，懂得重民心、顺民意、解民忧，必然要树立“群众就是上帝”的认识，树立“敬畏群众”的意识。为此，中国共产党从“君子之政”的论述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智慧，变成了党性修养的思想源泉之一。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将“慎独”作为党性修养的有效形式和最高境界加以提倡，他指出：“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党的领导人还经常引用古人的“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心浮必气躁，气躁则神难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等箴言。在党员干部的“心律”训练上，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胆创新，如通过党内政治生活中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工具实现集体“修炼”，通过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个人的主观世界。这种“心律”训练超越了儒家、佛家唯心主义式的个人修炼，把个人修炼和集体修炼结合起来，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找到了党性修养的集体途径、实践途径，在党内培养了一大批党性修养极强的党员干部。延安时期，有一位“红色技术专家”叫张协和，一身正气，始终坚持党性修养，到了晚年，他总结出自己的座右铭：“做人，对有的事情要感兴趣，对有的事情要不感兴趣。比如追求权位、物质享受是无止境的，你的兴趣若在这方面，就苦恼一辈子。如果你对求学问、对为人民服务很感兴趣，你将会永远乐观。”[4]

党性修养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包括从事专业工作的党员干部。《尚书·吕刑》强调：“非佞折狱，唯良折狱。”把法官判案时的良心放置于其巧言善辩的法律技巧之上。这个思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工作影响深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强调司法干部既要注重“断官司”、“写判决书”，也要注重团结群众、教育群众，把司法工作与传统民间调解结合起来，把严格司法与尊重民俗结合起来，把说理与重情结合起来，把法官的“良心”与坚持走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广泛普及了民间调解运动。1944年11月5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司法工作，如果不从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方面着眼，只会‘断官司’、‘写判决书’的话，即使官司断得很清楚，判决书写得漂亮（实际上不可能办到），则这个‘断官司’和‘判决书’的本身，仍将是失败的，因为它和多数人民的要求相差很远。要达到上述的目的，必须普及民间调解运动。”“如果不发挥人民本身的力量，孤独依靠我们司法干部去处理，那就需要些年月！”“至于调解委员会，这个组织形式是很好的。县、区、乡、行政村，都可以成立，但必须是‘民办公助’。‘公办’和无工作内容的，非但不能组织，已组织起来的，亦应取消，以防流弊。”[5]

坚持党性修养，必须严格党的纪律。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不少人入党带着各种各色的目的和动机，如有的农民入党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有的人入党是赞成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方针；有的是仰慕共产党的声望；有的是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书读，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等；有的是为了依靠共产党减轻捐税，为了将来能够“吃得开”；有的是被亲戚朋友带进来的；等等。① 这支队伍如果不经常进行教育和整顿，共产党员的思想和作风自然不可能纯洁。而整顿好这支队伍，塑造严格的纪律，就必须要增强党员干部的纪律修养。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建设，他发表的大量著述和讲话都在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无论是在延安整风时期，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历次整党活动，都体现了毛泽东一贯重视“从严治党”的思路。

邓小平同志也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路。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号召党内要清理“三种人”，十二届二中全会正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立整党的目标。在确立改革开放的目标时，邓小平同志强调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也要抓精神文明建设，其中，精神文明建设不光针对老百姓，也要针对党员干部。1986年1月17日上午，邓小平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了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2月26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端正党风领导小组汇报关于航天工业部广宇工业贸易公司走私18万套彩电组装件的重大案件时插话：“我们坚决不戴‘两顶帽子’。”“党外人士说我们有两顶帽子，一个叫官僚主义，一个叫不正之风，掩盖了犯罪的行为。本来是犯罪的，用官僚主义开脱了；本来是违反党纪国法的，用党内不正之风开脱了。”“不管什么人，只要犯了法，都要按法律办事，党员还要按党纪办事。”“在打击经济犯罪、刑事犯罪中，清除一批人不会犯错误，这样办可以纯洁我们党的队伍。”[6] 1989年，针对北京天安门的骚乱，邓小平同志对全党讲：“这个党不抓不行了。”

美国学者芭芭拉·塔奇曼所著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抗战初期，有几位记者访问了延安，记者们回到汉口后写了一些热情洋溢的报道。宋美龄女士请记者们喝茶，她尽管不相信，但还是想亲自听他们谈谈延安的情况。记者们热情地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具有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她听后走到窗口，凝视着窗外的长江。几分钟后，她转过身来，说出了她一生中最悲伤的一句话：“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真正的味道。”宋美龄女士这段讲话应为今天所有的党员干部所牢记。在全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是要在以党性修养为载体强化党内监督的同时，把更严的党规党纪挺在国法前面；就是要更加重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完善权力授予、权力制约和监督的体制机制；就是要更加重视推进党规与国法的有机衔接，让党规发威，让国法有力。

三、坚持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有机结合

今天，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期。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从来都是同步的，改革要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因此，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必然是同步的。从严治党首先是从严治吏。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工作，早在福建工作时，就提出，当干部的宗旨首先就是讲奉献，就是讲服务。“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莫伸手，伸手必被捉”[7]9。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廉洁的政府、清明的政风。[7]27在浙江工作时，他提出干部“要‘干事’，更要‘干净’”[8]。担任总书记不久，习近平同志就在《人民日报》撰文，要求全党树立“规矩”意识，尤其是树立遵循党章这个最大的规矩意识，他提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要管党，首要要求全党认认真真学习党章、遵守党章。”习近平指出：“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在各级党组织的全部活动中，都要坚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9] 2014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狠抓制度执行，扎牢制度篱笆，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俗话说，一次守不住、次次都让步，小洞不补、大洞吃苦。”2014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安徽省代表团的讲话中还专门提出了“三严三实”的要求。2014年6月30日，在第十六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要严肃纲纪、疾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给全体党员干部定规矩，如2012年12月制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2013年2月24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2013年3月，《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印发；2013年5月，中纪委发出《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2013年7月，《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印发；2013年9月，《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颁布；2013年10月，《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印发；2013年11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颁布；2013年12月7日，中央组织部颁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2013年12月，《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等五项规定印发；2014年1月，《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印发全党；2014年中组织部下发的《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规定：裸官不得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领导成员岗位，以上机关工作部门或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岗位等五类重要岗位任职，同时要求，针对已在所列五类岗位任职的裸官，组织人事部门应与其谈话，或者动员其配偶、子女回国或者调岗，等等。这些规定、意见、通知等党内法规在全党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对过去规范不详或规范的盲区做出了具体规定。

2015年10月，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依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结合起来，把高线管理与底线管理结合起来，把正面倡导与负面清单结合起来，成功地把君子之政的传统价值与“三严三实”的现实要求融合进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制度规范，把管党治党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水平。

总之，一个运转有效的制度不必需要一群好人，但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制度却离不开一群好人。当“君子之政”的价值观浸润于国家治理体系时，就好比给一台科学设计的机器加上了上等的润滑油，必然运转得又好又快。因此，“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是要强化党员干部的“心律”能力，就是要继承和发展绵延几千年中华文明中“君子之政”的精髓。如果能有效地把严与实的理念贯穿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始终，就一定能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形成在全社会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浓厚氛围；就一定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4：365.

[2]清·钦定礼部则例：卷一百一.

[3]陈德荣.甘棠集：历代循吏汇编[M].北京：新中国建设学会印行，1935：21.

[4]张大健，张辉.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红色专家张协和延安经历[J].中华魂，2012-01（上）.

[5]习仲勋.习仲勋文集：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29-30.

[6]邓小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102，1106.

[7]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8]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71.

[9]习近平.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N].人民日报，2012-11-20.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