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影

摘 要：文章利用1993—2013年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的相互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不是导致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在长期内，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也不存在均衡关系。文章认为，中美产业分工与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是导致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不顾实际一味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于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并无太大效果，反而有可能干扰中国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和进出口贸易管理体制，对中美贸易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关键词：汇率 贸易顺差 单位根 协整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3-067-03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贸易关系获得了长足发展。到2010年中美贸易额高达3853.85亿美元，30年间中美贸易增长了185倍。与此同时，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也日益突出，2010年中美贸易顺差达到了1813亿美元（美方统计为2730.7美亿元），17年间增长了28倍。日益膨胀的中美贸易顺差，成为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纷纷指责中国的汇率制度和政策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罪魁祸首，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事实上，中国自1994年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特别是第二次汇改以后，人民币币值不断上升，到2005年人民币升值已经高达20%左右，汇率水平从8.7一路降到6.7以下；到2011年底，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升值30%左右。应该说，中国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面已做出了巨大努力。基于上述事实，可以发现：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改革不断深化，人民币币值也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中美贸易顺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日益扩大的趋势。从直观上看，将中美贸易顺差归咎于人民币汇率显然有失偏颇，据此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断言人民币升值就能解决日益恶化的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显然也过于主观武断。

因此，研究和检验中美贸易顺差与中国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相互关系，实证检验人民币汇率是否是导致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从而为回答人民币升值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提供定量证据，这对于回应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指责，以及为缓解中美之间由人民币汇率引发的贸易摩擦与争端，促进中美双边贸易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汇率波动对一国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由于不同学者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样本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Rose，1991；Wilson，2001；Boyd，2001；Baharunnshah，2001）。另一方面，专门以中国为对象的国内外研究也不断涌现。其中，有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具有明显影响，比如：Brada等人（1993）使用1980到1989年的季度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发现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内，人民币贬值都改善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李海菠（2003）选用1973—2001年的年度数据，通过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性检验等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实际汇率变动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刘昕昕（2005）利用1979—2003年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国贸易差额年度数据，构建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通过最小二乘回归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长期存在均衡关系，人民币实际汇率是影响中国贸易收支的主要原因。伍楠林、钟晓兵（2010）选用汇改后2005年8月到2010年2月的月度数据，运用ADF检验、格兰杰检验等技术，构建最小二乘回归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美国际收支的关系。实证分析得到：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兑美元升值1%，将使中国向美国的出口额减少1.4%；中国从美国进口增加0.41%，中美贸易顺差下降2.348879%；张海宏（2012）基于2006年第一季度到2011年第二季度的数据，经过实证分析得到人民币币值是造成中美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长期中，人民币升值1%会使顺差额下降1.2%，短期内人民币升值也会使顺差额下降，但发挥作用较小且时滞性长。

也有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特别是中美贸易平衡没有显著影响，比如：Zhaoyong Zhang（1996）运用EG两步法，检验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汇率的变化与贸易收支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汇率并不是贸易收支变化的Granger原因；谢建国、陈漓高（2002）构建一个标准的凯恩斯比较静态国际收支模型，选用1978—2000年的年度数据，通过长期协整分析和冲击分解，得出中国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仅为0.089，汇率冲击仅能解释中国贸易收支变化3%左右的原因，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收支没有显著的影响。沈国兵（2005）基于1994—2002年年度数据统计分析，表明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人民币升值论”或许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而非经济因素，人民币汇率浮动并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陈宗义（2012）采用时变参数VAR模型（TVP-VAR），并基于2001年6月—2011年3月的月度数据，实证结果发现，人民币汇率对于中国长期贸易顺差的影响微小，即汇率并不重要。

综合既有国内外研究的成果，可以判断，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关系的实证检验却并未得到统一的结论，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不同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计量模型、数据指标存在差异。下文将采用国内外通用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方法，选取最新的数据集，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的相互关系进行检验，以期确认能否通过人民币升值扭转目前严重的中美贸易失衡状况。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人民币汇率并非中美贸易顺差的真正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了其他可能导致中美贸易顺差的结构性原因，并提出缩小中美贸易顺差的对策建议。

二、实证方法与数据

（一）实证方法

本文通过构建二元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技术，检验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消除模型中的异方差性，首先对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两个变量求取对数。

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变量是平稳的。如果变量非平稳，则“格兰杰”因果检验的F统计量或统计量不再具有标准的统计分布，因果检验因此失效。为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需要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根据变量的平稳性，分别构建如下VAR模型：

1.如果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对数值两个变量都是平稳的，则直接构建水平变量VAR模型：

其中，HL为人民币汇率对数值，SC为中美贸易顺差对数值；k为滞后阶数，在实际估计过程中，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C1和C2为常数项，α、β、P、γ为待估参数；ε和v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误差项。

当模型第二个方程中的Pi（i=1，2，…，k）全为0时，人民币汇率对数值不是中美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因此，“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实质是，利用Wald系数联合显著性检验，来判断VAR模型中滞后变量系数的联合显著性。如果要检验人民币汇率对数值是否是中美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检验的原假设为：

检验的备择假设为：

检验统计量为：

检验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k，T-2k-1）的F分布。如果S大于F统计量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即人民币汇率是中美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如果S小于F统计量的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即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上面S公式中的RSS1是（1）式中第二个方程的残差平方和，RSS0是不包括人民币汇率滞后变量（令Pi=0，i=1，2，…，k）的第二个方程的残差平方和。T为样本时期数。

2.如果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对数值两个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单位根，且二者不存在协整关系，则直接构建差分VAR模型：

其中，△HL和△SC分别为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顺差对数值的一阶差分值。由于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顺差对数值是单位根，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差分变量便成为平稳变量，因而可对其构建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2）式中其余参数的涵义与（1）式相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内容也与（1）式相同。

3.如果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对数值两个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单位根，且二者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以构建差分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模型：

其中，ωt-1是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顺差协整方程（HLt=C+Ψ·SCt+ωt）残差项（ωt）的一阶滞后值；ut-1是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协整方程（SCt=C+φ·HLt+ut）残差项（ut）的一阶滞后值。其余变量和参数的涵义与（2）式相同。当模型第二个方程中的Pi（i=1，2，…，k）不全为0时，人民币汇率是中美贸易顺差的短期“格兰杰”原因；当第二个方程中的？渍不为零，则人民币汇率是中美贸易顺差的长期“格兰杰”原因。

（二）变量与数据

变量：本文选取的变量为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其中，人民币汇率为按中美两国CPI指数平减计算后的实际汇率值。如前所述，为消除模型的异方差性，在实际建模和估计过程中，对这两个变量求取对数值。本文选择的数据样本是1993～2013年的年度数据（第一次汇改至2013年），样本量为21，符合进行时间序列建模的样本量要求。事实上，可以获得1978～1992年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的年度数据，但由这一时期中美贸易为逆差，在取值上表现为负数，而对负数求取对数是不可能的，因此本文不得不放弃1993年之前的数据。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两个变量的时间序列走势图，我们发现二者均具有明显的截距项，但只有中美贸易顺差对数值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因此，在进行单位根检验时，对中美贸易顺差变量选择同时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对人民币汇率变量选择含有常数项。表1汇报了年度数据变量的单位根检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到，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对数值的水平变量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为此，对两个变量求取一阶差分。

根据差分后变量的时间序列走势图，我们发现差分后两个变量都没有明显的时间趋势，但都含有常数项。因此，进一步对差分后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此时设定两个变量的检验形式都包括常数项。表1也汇报了一阶差分变量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两个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都变成平稳序列。因而，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对数值的年度变量是非平稳的单位根。

进一步检验两个单位根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表2汇报了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对数值水平变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特征根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二者之间都不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在长期内，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不存在均衡关系。

根据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的结果，年度变量是非平稳的单位根且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适合构建上面的第二个VAR模型（差分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AIC准则，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应为3（此时，AIC值最小）。表3汇报了一阶差分VAR模型的估计结果。对模型中△SC方程中的△HL（-1）、△HL（-2）、△HL（-3）三个变量系数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即为“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由表4给出。可以看到，无法拒绝“△SC不是△HL的格兰杰原因”和“△HL不是△SC的格兰杰原因”两个假说。因此，可以判断，在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不是中美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而反过来，中美贸易顺差也不是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格兰杰原因。

图1和图2汇报了VAR模型中两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9显示，当给人民币汇率对数值的一阶差分值一个正的单位大小的冲击后，给中美贸易顺差对数值的一阶差分值的冲击非常小，在7期以后基本趋于0，这就进一步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微不足道。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1993—2013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技术，实证分析了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就本文选取的样本期间而言，在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不是导致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在长期内，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也不存在均衡关系。但是，鉴于本文实证分析采用的数据样本量有限，所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有待通过扩充样本量后作进一步的验证，对目前的分析结果应审慎对待。总之，就本文研究来看，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非常有限，将中美巨大的贸易顺差主要归咎为人民币汇率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人民币汇率不是导致中美巨额贸易顺差的原因，那么中美贸易顺差究竟缘何而来？根据中美经济和贸易往来的实践，可以将中美贸易顺差的产生主要归因于中美产业分工与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众所周知，低工资造成中国产品成本低、价格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如果美国在扩大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增加对中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力度，就不会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但是，美国基于国家安全或政治利益的考虑，其技术出口管制也最为严格，中国一直是美国技术出口管制的主要对象之一。由于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不增反减，中美贸易失衡状况趋于恶化也就不可避免。

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导致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因此不顾实际一味地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于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并无太大效果，反而有可能干扰中国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和进出口贸易管理体制，对中美贸易关系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人民币汇率制度不需要完善，相反，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将有助于长期内形成一个稳定、规范和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进出口贸易机制，这对于推动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和深化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具体而言，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1）在合适的条件下，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其更具市场化特点；（2）保持汇率稳定，防止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为中美贸易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3）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使得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尽快实现。另一方面，要扭转日益扩大的中美贸易顺差，还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大力度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引导对外贸易向集约型、效益型发展，同时中国政府还应主动出击，与美方共同努力，建立中美贸易对话机制，促进相互合作，尤其是在技术贸易领域督促美国放弃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管制。

参考文献：

[1] 谢建国，陈漓高.人民币汇率与贸易收支：协整分析与冲击分解[J].世界经济，2002（9）：27-34

[2] 李海菠.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基于1973—200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3（7）：62-66

[3] 沈国兵.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J].当代财经，2005（1）：43-47

[4] 刘昕昕.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国际贸易收支关系实证分析[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5（6）：39-43

[5] 伍楠林，钟晓兵.中美国际收支关系实证研究：以人民币汇率变动为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10（10）：42-51

[6] 陈宗义.人民币汇率对中国长期贸易顺差的影响性分析——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2（2）：62-66

[7] 张海宏.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不平衡性问题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2（1）：38-43

（作者单位：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上海 200000）

（责编：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