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泳峰-文

试论明初龙泉官窑的工艺特征

施泳峰-文

龙泉窑的窑址位于浙江省龙泉县（今浙江省龙泉市）。龙泉窑始烧于北宋早期，在北宋中晚期获得空前发展并形成自己的风格。龙泉窑在南宋时期达到鼎盛，集历代青瓷烧造之大成，以精湛高超的烧造技艺和精美绝伦的青瓷釉色而名震天下，烧造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更是脍炙人口。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许多窑场也仿烧龙泉青瓷，逐渐形成了龙泉窑系。龙泉窑在元代继续发展，创烧出许多新的品种，出现多样化的装饰风格，产品远销世界各地［1］。

公元1364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自称吴王，设立文武百官及相应的政府机构，在刘基、章溢、宋濂、叶琛等浙江籍官员的建议下，朱元璋指定浙江龙泉窑烧制吴王宫廷的御用瓷器。朱元璋选择龙泉窑而不是景德镇窑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江西景德镇窑在元末农民起义中饱受战争的摧残，先后被元军、徐寿辉、陈友谅、朱元璋的部队攻陷，几乎沦为废墟，直到公元1364年才被纳入朱元璋的统治范围。第二，浙江龙泉窑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自公元1359年起就被纳入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形势相当稳固，社会经济有长足的发展。最后，龙泉窑在宋代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天下，曾经在宋高宗绍兴年间为南宋宫廷烧造过御用瓷器［2］。

2006年在浙江省龙泉市小梅镇大窑村枫洞岩发现一处龙泉窑的遗址，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市博物馆组织进行了枫洞岩遗址考古发掘。在枫洞岩遗址出土了青瓷碎片、窑炉结构、作坊区域等遗存，尤其是在明代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制作极其精美的瓷器碎片。通过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比对，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两者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可以确定是明代官窑瓷器的标准式样［3］。

《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4］在明代，景德镇官窑归属饶州府管辖，龙泉官窑归属处州府管辖。这说明：在明代初期，官窑瓷器的烧造是由景德镇窑和龙泉窑共同承担，而且是在朝廷派遣官员监督下完成的。

在枫洞岩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制作极为精致的青瓷产品，釉色滋润，纹饰精细，器形硕大，精美程度在龙泉窑产品中非常罕见，推翻了此前学术界“龙泉窑到明代已经衰落”的观点。事实证明：在明代初期，浙江龙泉窑与江西景德镇窑并驾齐驱，是全国制瓷业的两个中心，龙泉窑迎来了自南宋以后的又一轮烧造高潮。由于龙泉官窑在明代属于处州府管辖，因此亦称“处州龙泉”。通过对枫洞岩遗址出土的青瓷标本的研究，可以确定明代初期的龙泉官窑具有以下这些工艺特征：

第一，明初龙泉官窑的釉色凝重沉稳，呈青翠色，也有粉青色或灰青色，极少数呈青黄色。釉面均匀莹润，釉质成熟稳重，玉质感较强，局部有开片。

第二，明初龙泉官窑流行刻花装饰工艺，常见的纹饰以花卉纹为主，画面蕴涵吉祥寓意，如牡丹、菊花、莲花、山茶花、月季花、芍药花、木芙蓉等，基本上是明代皇家园林种植的观赏性花卉品种。动物纹目前仅见有五爪龙纹，造型与明代景德镇窑如出一辙，形象生动，富有活力，是明初官窑龙纹的标准式样。

花卉纹以折枝花卉和缠枝花卉为主，其中折枝花卉在明代以前的龙泉窑中从未出现过。主题纹饰与辅助纹饰搭配合理，画面或写实或写意，构图繁而不乱，极富艺术气息，主题明确，层次分明。

刻花装饰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刻工娴熟，刀法流畅，其中主线的刀痕特别宽，兼有工笔画的韵味。同时，刻花装饰与施釉厚薄融合得恰到好处，突显出图案的精美程度。因为施釉太薄体现不出龙泉青瓷的釉色之美，而施釉太厚则影响装饰图案的清晰度。从出土青瓷碎片的断面来看，这些器物普遍施有三层青釉，可知施三层青釉的厚度是最为适当的，既能突出青瓷的釉色之美，又不影响刻花图案的清晰度。

第三，明初龙泉官窑的器物造型比较统一，形制较为硕大，式样中规中矩，常见的器形有玉壶春瓶、梅瓶、执壶、碗、盘等。其中，盘有圆口盘、菱口盘、折沿盘等式样，碗有墩式碗、菊瓣碗、小口碗等式样。

盘和碗的口径较大，除了小口碗的口径在10厘米左右外，其余的普遍超过20厘米，有些大碗的口径甚至超过38厘米，有些大盘的口径甚至达到70厘米。

玉壶春瓶的高度在32厘米左右，梅瓶的高度在38厘米左右，执壶的高度在34厘米左右，与景德镇窑同类器物的尺寸基本一致，可以确定这是明初官窑的标准形制。

第四，明初龙泉官窑的胎质细腻，胎体厚重，胎色较白，少数呈白中泛灰色。相对而言，器物底部的胎体特别厚实，口沿的胎体则较薄。大盘、大碗、梅瓶的胎体较为厚重，而玉壶春瓶、执壶的胎体均较薄。

第五，明初龙泉官窑的烧制工艺极富特色。胎体均有手工拉坯的旋痕，削足垫烧。玉壶春瓶、梅瓶、执壶的内壁施釉较薄，并有流釉痕迹。执壶的执柄和腹部之间采用铆钉接合，既增加稳固性，又不影响美观，颇具匠心。大盘、大碗均裹足施釉，外底部一圈无釉，多呈火石红色。大件器物采用匣钵覆烧，小件器物采用垫饼支烧。有些大盘是先素烧一次，再施釉进行二次烧造，这种烧造技艺在明代以前的龙泉窑中从未出现过，应该是明代龙泉官窑的创新。

第六，明初龙泉官窑的款识目前尚未发现，但在枫洞岩遗址出土的窑具上发现刻有“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永乐辛卯”（公元1411年）等字样，字迹潦草，不够工整，可能是当时的窑工随手刻写，用于识别烧制的先后顺序［5］。

1929年出版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二编》统计显示，清宫旧藏的明代龙泉窑瓷器有211件，其中既有宫廷陈设器，也有祭祀用的礼器，还有部分器物集中存储而未被使用。这类集中存储而未被使用的明代龙泉窑瓷器共分两处存放：一处是在故宫的古董房与景德镇窑的洪武青花瓷和釉里红瓷摆放在一个大木架上，另一处是在故宫的咸福宫、寿康宫库房与景德镇窑的宣德青花瓷摆放在一起，这些龙泉窑瓷器和景德镇窑瓷器均未被使用［6］。这说明：在明代初期，龙泉官窑和景德镇官窑生产的官窑瓷器在使用和收藏情况上完全一致。

公元1442年，浙江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影响波及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广东等地，人数一度达80多万，兵锋直指南京，直到公元1450年，这场历时8年的农民起义才以失败告终。龙泉窑毗邻农民起义军的控制区域，又在公元1448年被农民起义军攻破，饱受兵燹之灾，惨遭战火蹂躏，损失惨重。《龙泉县志》称“村落为墟，数十里内无人畜，山塘地皆无耕种”［7］。这次农民起义对龙泉窑的破坏极其严重，窑场遭到焚毁，窑工四散逃亡，瓷器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间部分窑工为躲避战火，逃往未受战乱影响的江西景德镇，将龙泉窑的生产工艺带到了景德镇窑，从此龙泉窑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西景德镇窑在这次农民起义中，幸运地躲过一劫，没有受到战火的侵扰。在战乱平息之后迅速恢复生产，呈现出一派兴旺繁忙的景象，明宪宗朱见深甚至“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资”［8］。

公元1464年，明宪宗朱见深颁布诏书，宣布“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设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9］。这标志着龙泉官窑的正式结束。

明代初期的龙泉官窑由朝廷派遣官员监烧，为明朝宫廷烧制御用瓷器，对于不符合官窑标准的瓷器以“就地砸碎、集中掩埋”的方式进行处理，这种生产模式一直持续到公元1464年为止，前后历时百余年。

图1　明代龙泉窑梅瓶

明代龙泉窑梅瓶

高38厘米，带盖通高40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造型呈直口，短颈，丰肩，上腹部鼓起，下腹部内斜，圈足外撇。盖呈双口盖式样，三层台阶式，宝珠型钮。釉色呈青翠色，凝重沉稳，有玉质感，通体无纹饰，完全以釉色作为装饰（见图1）。据《明会典》记载，明代的祭祀“法天象地”，祭天用青色，祭地用黄色，祭日用赤色，祭月用白色，因此祭天时使用青瓷，所以不排除此瓶用作祭器的可能性。

图2　明代龙泉窑直口瓶

明代龙泉窑直口瓶

高50.4厘米，口径25.4厘米，底径10.7厘米，现藏浙江省博物馆。造型呈敞口，粗长颈，圆肩，鼓腹下收，圈足。器身满密纹饰，颈部刻有七道弦纹，腹部刻有折枝牡丹纹，底部刻有莲瓣纹。胎体厚重致密，呈灰白色。通体施青釉，呈粉青色，釉层透明，光亮莹润，釉面有细小的冰裂纹（见图2）。

图3-1　明代龙泉窑玉壶春瓶

图3-2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景德镇窑洪武青花玉壶春瓶

图3-3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景德镇窑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

明代龙泉窑玉壶春瓶

高32厘米，口径8.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呈撇口外卷，束颈，溜肩，垂腹，圈足。器身满密纹饰，口沿刻有蕉叶纹，颈部刻有回纹和卷草纹，腹部刻有如意云纹和缠枝牡丹纹，底足刻有莲瓣纹，圈足刻有卷草纹，层次分明，繁而不乱（见图3-1）。这件玉壶春瓶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景德镇窑洪武青花玉壶春瓶（见图3-2）和釉里红玉壶春瓶（见图3-3）的制作风格完全一致。

图4　明代龙泉窑盖罐

明代龙泉窑盖罐

高31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造型呈直口，折肩，筒腹，腹下内折，带盖，口径和足径相当。器身满密纹饰，颈部和圈足刻有梅花纹，肩部和底部刻有网格纹和海棠花，腹部刻有缠枝莲花纹。盖刻有月季花和如意云纹。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釉质成熟沉稳（见图4）。此罐的刻花图案纷繁复杂，这在民窑生产中是不可想象的，完全符合明代官窑“不计工本”进行生产的特点。

明代龙泉窑执壶

高34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呈撇口外卷，束颈，溜肩，垂腹，圈足，长弯流，曲柄，流与颈之间有云形横片相连，规格大小与玉壶春瓶相近。器身满密纹饰，颈部刻有蕉叶纹，肩部刻有卷草纹，腹部刻有折枝牡丹纹，圈足刻有回纹，口与流刻有卷草纹，盖刻有折枝牡丹纹。画面繁而不乱，主题明确，搭配合理（见图5-1）。此执壶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景德镇窑洪武青花执壶（见图5-2）和釉里红执壶（见图5-3）的制作风格一致。

图5-1　明代龙泉窑执壶

图5-2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景德镇窑洪武青花执壶

图5-3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景德镇窑洪武釉里红执壶

图6-1　明代龙泉窑碗

图6-2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景德镇窑洪武青花碗

图6-3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景德镇窑洪武釉里红碗

明代龙泉窑碗

高12.4厘米，口径25.6厘米，足径9.1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呈直口，深腹，圈足。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釉面莹润，玻璃质感强。器身满密纹饰，口沿刻有弦纹，腹部刻有缠枝莲花纹，圈足刻有卷草纹（见图6-1）。刻工娴熟，刀法流畅，具有工笔画的韵味。这件青釉碗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景德镇窑洪武青花碗（见图6-2）和釉里红碗（见图6-3）的制作风格完全一致。

图7-1　明代龙泉窑菱口盘

明代龙泉窑菱口盘

高8.5厘米，口径48.6厘米，底径26.9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呈十二花瓣口状，折沿，腹部有十二道棱线凸起，与十二花瓣口形成十二组开光，浅圈足。口沿刻有卷草纹，腹部刻有折枝花草纹，盘心刻有折枝枇杷纹。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绿，釉面滋润匀净（见图7-1）。此盘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景德镇窑洪武釉里红盘（见图7-2）和永乐青花盘（见图7-3）的制作风格一致。

图7-2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景德镇窑洪武釉里红盘

图7-3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景德镇窑藏永乐青花盘

图8　明代龙泉窑圆口盘

明代龙泉窑圆口盘

高7.5厘米，口径50.6厘米，足径33.2厘米，现藏浙江省博物馆。造型呈敞口，弧腹，腹部较浅，浅圈足。器身满密纹饰，口沿刻有卷草纹，腹部刻有缠枝花草纹，盘底刻有折枝莲花纹。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闪黄，釉质光洁莹亮（见图8）。此盘胎体厚重，体大周正。在明代龙泉窑的同类产品中数量较多，小者口径仅31厘米，大者口径达70厘米。

图9　明代龙泉窑双鱼洗

明代龙泉窑双鱼洗

高8.6厘米，直径24.8厘米，底径13.5厘米，现藏浙江省博物馆。造型呈敞口，平沿，弧腹，圈足。器身满密纹饰，口沿刻有卷草纹，腹部刻有缠枝牡丹纹，内底心刻有折枝莲花纹及露胎贴花双鱼纹。双鱼纹的形象活灵活现，仿佛正在水中畅游，生趣盎然。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灰，釉面肥厚润泽（见图9）。露胎贴花技法是先模印出图案，再贴在已施釉的胎体上，露胎不施釉，烧成后呈褐红色，具有独特的装饰风格，是元代龙泉窑的创新工艺，在明代继续烧制，枫洞岩遗址就出土有明代龙泉窑烧造的露胎贴花瓷器。

注释：

［1］冯先铭.中国陶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叶英挺.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

［3］［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4］（明代）李东阳.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 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物品点查报告［M］.北京：故宫博物院，1929.

［7］《龙泉县志》编委会.龙泉县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

［8］（清代）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明代）刘吉.明宪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