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文轩　沈澍农

·文献研究·

芍药在敦煌医药文献中应用情况考察

薛文轩沈澍农

在敦煌医药文献中，芍药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研究发现芍药在敦煌医药卷子中出现了六种不同写法：勺藥、夕藥、勺薬、勾藥、芍藥、白勺药。其中，以“勺藥”为主流写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唐代的书写习惯。法藏卷子P3287中的桂枝汤、葛根汤，与传世本《伤寒论》中药物组成大同小异，其中皆配伍白芍药，说明在唐高宗（公元650～683年）时代，已经存在“白芍药”入方的现象了，不过，在整个唐朝，芍药分化运用的情况很少见。

敦煌； 唐代； 芍药； 伤寒论

在敦煌医药文献中，芍药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敦煌医药文献抄成年代跨越较大，上至唐前，下至北宋初，这就为研究整个唐代的芍药运用情况提供了依据。课题组沈澍农教授刚刚完成了教育部后期资助课题《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本文在此基础上，对认定的敦煌文献进行关于“芍药”的通检，以此作为研究基础。

1　药名写法及出现频次统计

在这些文献中，一共有15种敦煌医药卷子涉及了芍药，出现了6种药名写法：勺藥、夕藥、勺薬、勾藥、芍藥、白勺药，另有3种文献（其中1卷出现“赤芍药”）虽然不是于敦煌出土，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一并统计在内。现将以上药名出现频次按拟抄写年代先后列表如下。见表1。

表格注解：（1）P为法藏标志，S为英藏标志，Ch为德藏标志，R代表卷子正面，V代表卷子反面。龙530为日藏；A21为俄藏；刘涓子鬼方为德藏，原卷现已不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王重民1935年所获照片；罗藏疗服石方为罗振玉旧藏，现下落不明；（2）Ch1036V（TIID）出土于吐鲁番，Ch396（TID）出土于高昌，Ch396（TID）出土于黑水城。表格最后一行合计频次不包含以上三卷数据；（3）本表中卷子形成年代的判定取沈澍农教授主编之《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輯校》一书的研究成果（该书正待出版）。

2　从敦煌医药文献看芍药的药名写法

2.1敦煌医药文献芍药的药名写法概述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敦煌出土的医药文献中，一共出现了25次“勺藥”，而“芍藥”只出现了4次，另外，还出现了2次“勺薬”，3次“夕藥”，1次“勾藥”，4次“白勺藥”。

表1　芍药在敦煌医药文献中出现写法及频次统计

如果单从“勺”和“芍”的使用来看，则“勺”出现了31次，而“芍”只出现了4次。其中“勾药”（以下“藥”以简化字书写）中的“勾”当是“勺”的误写。所以，在敦煌医药文献中，芍药的书写方法以“勺药”主，“芍药”的写法同时存在。

2.2从卷龙530看芍药的药名写法

龙530为《本草经集注》残卷，几乎保存了《本草经集注》卷一的全部内容，且朱墨双色抄写，字体秀美，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原卷末记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所以，本卷当抄写于开元六年（718）。

对于该卷不避“治”字讳，梁茂新先生在《本草经集注写本年代考异》［1］中指出：“太宗令：今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高宗诏：比见抄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意改易。”

由此可见，抄写者为了忠于经典原貌，放弃了避讳。正因为如此，龙530相当程度保存了唐以前的文献古貌，而此卷出现了的7次芍药皆写作“勺药”，这说明在《本草经集注》成书的年代（大约为公元480～498年之间），“勺药”的写法可能也是很普遍的。笔者查证《证类本草》［2］转引的《集注》内容，此7处皆写作“芍药”，其写法的演变过程，可见一斑。

其实，“芍药”的写法也很古老，考察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3］392，532，536中出现了4处芍药，其中2处“芍藥”，1处“屑勺藥”，1处“芍樂”。马继兴先生［3］393指出：“‘芍'与‘勺'上古音均禅母，药部韵，同音通假。‘芍'与‘勺'二字互通之例在古籍中如《诗经·郑风·溱洧》言‘赠之以勺药'，《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八引上文作‘芍药'。”不过，《太平御览》乃北宋类书，当时芍药的写法可能以“芍药”为主流了。

再有，“夕药”的写法虽然在敦煌医药文献中只出现了3次，但在日本以传抄方式保存的《小品方》残卷以及日本永观二年（相当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即公元984年）成书的《医心方》中，芍药全部写作“夕药”。可能“夕药”的写法一度在日本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在敦煌医药文献中已经发现了“夕药”的写法，也不能排除当时在中国某些地区高频率使用“夕药”的可能性，毕竟敦煌文献有地域的限制。

综上，芍药自古以来便有“芍药”与“勺药”两种写法。从公元500年左右到五代时期，很可能都以“勺药”为主流写法。在之后的书写过程中，随着文字类化现象的加强，人们认为芍药是草类药，故而更加倾向于加上草旁，逐渐形成了“芍药”为主的写法。其实，这种类化行旁的现象还有很多，如“伏苓”变为“茯苓”，“宾郎”变为“槟榔”等。

3　从敦煌医药文献看《伤寒论》中所用芍药（以下用现代规范写法）品种问题

从上表看出，在敦煌医药文献中，芍药出现的比例远远大于白芍药，而赤芍药则根本没有出现。上表中在俄国黑水城出土的卷A21虽然出现了赤芍药，但观其中出现药物“官桂”，当属宋代及以后文献。可见，在唐代，芍药虽然已有分化运用现象，但并不明显。对于《伤寒论》中所用芍药的赤白问题，学者多有争议。笔者以对敦煌医药文献中芍药运用情况考察为基础，试对其中部分问题进行论证。

3.1法藏卷P3287中芍药运用情况介绍

法藏卷P3287避“世”“治”讳，不避“顺”“旦”“渊”讳，判定抄写于唐高宗（公元650～683年）时代。该卷与《伤寒论》关系密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中包含《伤寒论》的部分内容以及与《伤寒论》相关的两首医方。这两首医方分别是桂枝汤和葛根汤；其中所载“桂枝汤”与通行的赵开美本《伤寒论》相比，除生姜、大枣剂量稍有区别以外，包括服药方法在内的其他治法基本一致；而葛根汤为现通行赵本《伤寒论》之葛根汤加黄芩、葳蕤、大青而成，也可以说大同小异。所以，可以判定，这两首方剂当来源于《伤寒论》。值得注意的是，二方中所配伍的药物为“桂心”和“白芍药”，而通行赵本中所配伍者为“桂枝”和“芍药”。关于仲景医方中“桂类”药物名称的演变情况，从唐前到宋以后大体经历了由“桂”到“桂心”再到“桂枝”的渐变过程。除了这两处的“白芍药”，卷P3287还在其他医方中出现了1次“白芍药”、两次“芍药”。

3.2法藏卷P3287对考证《伤寒论》中芍药品种的文献意义

学者杨金萍通过对各种《伤寒论》传本的细致考察，在《<神农本草经＞与宋本<伤寒论＞药名差异考辨》［4］一文中指出“各种《伤寒论》传本中，白芍药只有宋本《伤寒论》出现过1次，《太平圣惠方》出现过3次，而赤芍药几乎全部见于《太平圣惠方》（包括仲景以外方），其余诸书皆用芍药”。杨金萍先生认为这种区别的产生，反应宋人有意识地区别赤、白芍的功用，并进一步推论赵本《伤寒论》中只有“芍药甘草汤”中写作“白芍药”，是因为林亿等认为“芍药甘草汤”以外的芍药皆应为“赤芍药”。杨金萍先生并没有直接认为《伤寒论》中芍药就是“赤芍药”，而是推论林亿等人的观点。

笔者以为，杨金萍先生的推论，不一定正确，原因如下：（1）在比林亿等稍早的淳化本《伤寒论》（即《太平圣惠方》中所载《伤寒论》）中已经大范围使用了“赤芍药”，如果林亿等同意淳化本的观点，大可以直接写作“赤芍药”，何必把“赤”字省略。（2）如果林亿等确实认为《伤寒论》中所用芍药为“赤芍药”，而不加“赤”字，则说明在当时，大家公认“芍药”就是“赤芍药”，无需画蛇添足。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从现存中医文献看，梁朝陶弘景始有赤、白芍之分，《本草经集注》［2］843指出：“芍药，今出白山、蒋山、茅山最好，白而长大，余处亦有而多赤，赤者小利，俗方以止痛，乃不减当归。道家亦服食之。又煮石用之。”陶弘景在芍药之下，先论及白芍，而后作为补充，提出“余处亦有而多赤”，这是有几分以白芍为正统的意味的，至少也说明没有厚此薄彼。林亿等人在校正《伤寒论》时当可以看到陶弘景的论述。而淳化本《伤寒论》中赤白芍一一写明，也反证了芍药在当时不能代表“赤芍药”。（3）即使在宋代“白补赤泻”已经达成共识，那么《伤寒论》中运用芍药补虚的方子也不止“芍药甘草汤”一方，其他处无“白芍”没有。

所以，笔者猜想通行赵本《伤寒论》中只有一处“白芍药”不是林亿等有意为之，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形成的：（1）林亿等奉旨校正《伤寒论》，必然参考了当时的各种传本。其中，虽有如淳化本多作“赤芍药”的，可能还有其他版本多作“芍药”，甚至可能还有版本作“白芍药”。如卷P3287中虽然只有两首伤寒方，但皆作“白芍药”，而这两首方在淳化本《伤寒论》中作“赤芍药”。正因为这种复杂的版本情况，林亿等人采取了模糊处理的方法，统一写作了“芍药”；（2）那么，为什么“芍药甘草汤”中却用了“白芍药”呢？根据日本学者真柳诚先生近年的考证，现在通行的赵本《伤寒论》并非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宋本《伤寒论》，其尊重宋本《伤寒论》的程度是值得怀疑的，这一处的“白芍药”笔者怀疑可能是后人擅改所致。今查《伤寒论》别本《金匮玉函经》［5］中“芍药甘草汤”便作“芍药”。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仅为文献层次的探讨。从古至今，随着赤白芍分类方法的改变、药物炮制方法的变迁、野生芍药减少及栽培芍药入药等现象的产生，已不能把古代的赤白芍和今天临床运用的赤白芍直接等同起来，要想彻底弄清芍药的名实问题，除了文献考证外，还需要有丰富的植物学知识。

4　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芍药在敦煌医药文献中应用情况，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1）可能在整个唐代，芍药的写法以“勺药”为主，大约在之后的北宋，转变为以“芍药”为主流写法；（2）在唐高宗（公元650～683年）时代，已经存在“白芍药”入方的现象了。不过，在整个唐朝，芍药分化运用的情况很少见。

［1］ 梁茂新.本草经集注写本年代考异［J］.中华医史杂志，1983，13（3）：181-182.

［2］ 陈仁寿，吴昌国.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224-321，843.

［3］ 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M］.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392，393，532，536.

［4］ 杨金萍，王振国.《神农本草经》与宋本《伤寒论》药名差异考辨——以《神农本草经》中的术、芍药、桂、枳实为例［C］//中国庆阳2011岐黄文化暨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学术会论文集，2011：256-271.

［5］ 人民卫生出版社.注解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影印本［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206.

（本文编辑：韩虹娟）

Investig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Herbaceous Peony in the medical literature in Dunhuang

XUE Wen-xuan，SHEN Shu-nong. School of Pre-clinical Medicine，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Nanjing 210023，China

SHEN Shu-nong，E-mail：shshn0@aliyun.com

In medical literature of Dunhuang，the frequency of peony is relatively high.The study found that peony had six kinds of writing in Dunhuang Medical Handbook.One king of them was themainstream writing which revealed the writing habits of Tang Dynasty in a certain degree.In a paper of French Collections of 3287 page，the composition of Guizhi decoction and Gegen decoction is compatible with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white peony was used in the prescription.That is to say，in the Tang Gaozong（650-683）era，“white peony”has been used to prescription.However，the use of Paeoniae Radix Paeoniae Alba is very rare in the whole Tang Dynasty.

Dunhuang； Tang dynasty； Chinese Herbaceous Peony；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G256.1；H13

A

10.3969/j.issn.1674-1749.2016.06.009

201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10JHQ044）

210023 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薛文轩（硕士研究生）、沈澍农］

薛文轩（1989-），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医史文献。E-mail：799133290@ qq.com

沈澍农（1956-），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古籍及敦煌学研究。E-mail：shshn0@ aliyun.com

2015-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