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阐述了积极心理学的思想旨趣，认为二千多年前的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展现出心理学界新兴的研究领域积极心理学的深刻意蕴。在德福思想上，先秦儒家展现出对于主体努力提升人生价值的积极肯定与赞扬，他们非常重视培养积极的情绪感受，普遍重视积极努力的过程而相对轻视结果。先秦儒家德福思想的人文特质，从其积极心理学意蕴来看，能给现代人不少智慧启迪，展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 先秦儒家；德福思想；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作为心理学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末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后，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先秦儒者虽然距今已有二千多年，但其古老的思想不乏永恒的人文精神，先秦儒家早已经在其德福思想中展现出积极心理学的意蕴。正如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美国学者泰勒所说：“虽然积极心理学是1998年才在美国创立的心理学新流派，但其核心元素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1]

一、积极心理学的思想旨趣

心理学家本来很少集中关注幸福，因为100多年来他们更为关注痛苦，就像积极心理学的开拓者当代认知心理治疗的创始人之一马丁·塞利格曼，他前30年的学术生涯都在研究“抑郁”。在对“习得性无助”的研究中，塞利格曼发现，无论鼠、狗等动物，还是人类，总有大约1/3的人不管经过多少电击或者难题的困扰都不会放弃。对这个现象的探究最终促使他发起了“积极心理学”运动。

在积极心理学看来，幸福与不幸福的人，真正的区别在于，他们对于世界的主观体验与解释不同，也就存在人生态度上的积极与否的问题。面对同样的遭遇，幸福的人倾向于积极地、乐观地解释世界，从而不断加固自己的幸福；不幸福的人恰恰相反，他们倾向于消极地、悲观地解释世界，进而不断自我怀疑，从而加固自己的痛苦。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戴维·赖肯（David Lykken）花了30年的时间，搜集和跟踪调查4000对从1936年到1955年间出生的双胞胎的信息。这些双胞胎都在出生之际就分隔两地，被不同的家庭抚养，人生遭遇也大相径庭。但30年后，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对幸福的体验仍然惊人的相似。在分析比较了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数据之后，戴维得出结论：一个人的生活满意度至少50%取决于基因。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基本线，这个基本线是基因来决定的，无论你在人生中遭遇了什么样的好事或者坏事，都会很快回到基因设定好的这个基本水平线上。而外部条件，比如收入、婚姻状态、宗教和教育、家庭坏境等只占到8%，剩下的42%则归结于人生的遭遇。一般来說，人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但一旦这些变化成为常态，人很快就会习惯新的环境，这就是“适应”原则。从生物学角度来理解，神经细胞对新的刺激物非常敏感，但习惯之后就会逐渐降低放电频率。比如一个人突然中了巨额彩票，财富的暴涨过程会让他感到非常开心，但一旦适应了奢华的生活，幸福感也很快回落到原来的水平。或者一个人突然瘫痪或遭遇车祸等意外事故，身体疾病或残疾在一段时间里会让他非常痛苦，但一旦伤残成为事实，他会很快恢复到命运转折之前的幸福水平。所以戴维教授最后得到结论说：“一个人想要变得幸福一点，就像妄图增高一样，基本属于徒劳。”

但是，在戴维教授的理论基础上，“积极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幸福受到基因的设定点、客观环境以及主观行动的影响。客观环境指生活中无法改变的事实（如种族、性别、年龄、伤残）和可以改变的事实（如财富、婚姻状况、住址）。主观行动则是个体选择做的事情，比如冥想、锻炼、度假等。在这个幸福的影响因素里，基因占50%，客观环境占10%，主观行动占40%。这样的比例分配最重要的是传达一种态度与旨趣：追求幸福并非捕风捉影，只要有行动、努力以及有效的技巧，便可以长远地改变自己的幸福程度。脑神经学家也已经证实：大脑是可以改变的。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他个人的改变，他的脑细胞或神经元会生出很多分支，在彼此之间创造更多的连接和路径。与此同时，一些长期不用的连接与路径也以同样的速度遭到铲除。这意味着，你个性的不同层面可以在脑中经历生长、变化、消失、重建的过程，其中有天性的原因，也有教育、环境和自身努力的原因。天性乐观者天生就在那个基本水平线上，天性悲观者通过不同的方法改变大脑的运作，同样也可以到达那个起点。

就心理学的自身发展来说，传统心理学过于关注人性的消极方面，致力于消除人的心理问题与疾病，很少探究如何促进普通人的繁荣与发展。积极心理学则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不仅研究心理问题和疾病，更集中关注人类的优点与积极特质，从积极方面增进普通人的幸福与发展。目前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人类的积极情绪与体验、积极的个性特征、积极的社会性关系等在促进个人生存与发展方面的有益作用。这些积极心理学的理论特质与思想倾向在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中表现地非常突出。

二、先秦儒家德福思想的理论意蕴

在德福思想上，先秦儒家展现出对于主体努力提升人生价值的积极肯定与赞扬。先秦儒家在处理德福关系的问题上展示出限定主体性范围的清晰视角，故有“在我者”与“在天者”的明确区分。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即得人爵，而弃其天爵” （《孟子·告子上》）。孟子的“天爵”与“人爵”凸显了其德福思想的重要内容，显示出对主体性努力结果的明确分析：“天爵”及“在我者”涉及到人的道德修为及德性境界，属于人的仁义忠信等道德修养维度，而人爵涉及现实的官爵职位等，可代表现实的富贵财富等福报维度。天爵是人的仁义忠信等道德修养的结果，是在“天”所赋予人的一种内在品性下自觉修为的结果，是主体性努力的结果。而人爵涉及现实的官爵职位，突出表现一个人在社会中显赫的现实职位及其所带来的名利财富等。这些“人爵”需要适当的机缘条件才能实现，超出个人的努力范围，是作为当政者的天子等所封赐的，这就涉及到现实的富贵财富维度所带来的一切。孟子所看到的是，古代是处于理想的状态下，表现为古人一生致力于修其天爵，由此而自然地获得人爵，人爵是天爵修养的附属产物。但现在世风不好，今人修其天爵有极强的目的性，也可以说有虚伪性，是为了得到人爵所带来的富贵财富等；很多人得到人爵，就放弃了天爵，使天爵成为工具性的存在，如敲门砖似的，敲开门就扔掉了。孟子显然否定将天爵作为工具性存在的今人做法。所以主体性努力的结果与现实的富贵财富没有必然的关联，人们所能够期望的是修养自身 所带来的德性境界的提升。

在孟子看来，道德修养境界所能够带来的幸福和人们现实所获得的各方面幸福属于不同的层次。道德修养境界所能够带来的幸福属于主体不断努力发掘人的内在层面而得到的结果，人们现实所获得的各方面幸福属于与主体努力无关的外在于人的层面。“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尽心上》）。道德修养境界的主体把握权在每个人的内心。只要个体自我好好地去努力修养，就能够达至，获得由此带来的有益自身的结果。在这方面，个体努力程度和道德修为的结果多少是成正比的。如果个体放弃努力，就会失去由此而来的幸福，因为这是“求在我者”，天爵就是在我者。而人爵一类的幸福，个体也可以去努力追求，但得到或得不到，不是由个体所决定的，有很多超出个体之外的因素，孟子归之于“命”。这方面的追求对于得到没有必然的帮助，这是求在外者，不是我们本人所能够完全决定的。可见，孟子的“天爵”与“人爵”、“在我者”与“在外者”的区分更大程度上是从“人事”与“天命”的不同意义上来谈论人生所得与人生追求，这是儒家处理道德与幸福关系的一贯理路。在儒家看来，“天爵”、“在我者”更关涉道德修为的维度，这个维度是主体能自由把握的。“人爵”与“在外者”并不必然与主体努力相关，这与道德努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并不必然相关。而之所以清晰地划分这样两个层次，儒家是要人致力于主体性的努力，而坦然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得与失。

先秦儒家非常重视培养积极的情绪感受。孔子强调学之乐趣，我们从熟悉的《学而篇》第一章就可以感受到。“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孔子赞赏的是愉悦积极地充实生命，在乐的状态下坚持自己的正大光明的价值追求。所以先秦儒家更强调道德修养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是颜渊，他多次赞扬颜渊好学，非常欣赏颜渊之乐。孔子说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渊之乐与一般人所乐有非常大的不同，不是因为拥有财富、富贵名利之类而快乐，而是在追求理想之道的过程中“志于道”而获得的精神愉悦。很多人处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会感觉痛苦不堪，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幸福，但是颜渊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却能保持快乐的状态，这是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应该具有的精神追求。孟子也称赞颜渊之乐。孟子曰：”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孟子 ·离娄下》）。这是在个体方面，先秦儒家更多地关注道德修养所带来的精神愉悦，而不太特意关注形而下的物质生活。并非儒者轻视物质生活，而是在精神追求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的忘却其他。

先秦儒家普遍重视积极努力的过程而相对轻视结果。在德福关系问题上，先秦儒家也确定德福一致的一定范围性存在。[2]自帛书《周易》经传出土以来，学界逐渐达成共识，认为今本、帛书《易传》基本代表了先秦儒家的思想，跟孔子有很大关系。《易传》中非常显著地表达了积善成福的思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易传·坤·文言传》）。这句话突出表现了人们一般所认为的因果报应思想，道德行为与所获得的结果具有对应关系。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德福的一致性也具有合理性。只是善恶报应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一定按人们希望的方式呈现，也未必当时当地就能呈现。所以如果把福报的内容无限扩大化，尽量广的视野，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道德与幸福应该具有一致性。只是对于一般人来说，未必能如人所愿，很多时候会受到自我视野的限制。如一些人想得到财富，就会一心盯着财富的多寡，忽略了其他拥有的幸福。一些人盯着健康或美貌，就对自己不如人的状态耿耿于怀，很难感受到自己拥有的其他幸福。帛书《易传·要篇》中孔子也提出：“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这里首先展现出孔子对待占筮的基本态度，同时也显示出孔子的基本德福观。儒家并非不求福，不求吉，儒家的求福、求吉有个非常必要的前提就是尊德性、行仁义。所以儒家并不否认德福之间是有一致性的。由此儒家更重视德性境界的修行，而不太关注世俗所沉迷的富贵名利等现实所得所代表的各种福报。

在德福思想上，先秦儒家看到了富贵财富的必要性与有限性。孔子承认富贵财富是人们本性所想要获得的。他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孔子也不反对人们花费时间精力去追求它。《论语·述而》中孔子讲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特别是对于广大民众的“民之利”，对于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饮食之利”，以及通过正当方式取得的“利”等的伦理正当性是持肯定态度的，所以孔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等思想（《论语·子路》）。

但是我们更为看重的是孔子在义利观上的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子張》）。在孔子看来，作为有自觉力的人类，与有益自身的利益相比较，符合道德原则的“义”的价值选择永远具有优先性。甚至为了“道”的追求，个体可以无视关系现实福祉的众多方面。所以孔子多次论述了志于道而无视现实物质条件的君子境界。孔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也提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志于修为自身的君子，也是道德修为之主体，在追求自己理想之道的过程中，并不太在意形而下的现实生活，特别会忽视一般人所具有的衣食需要。

三、先秦儒家德福思想的现代启示

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显示出幸福生活更多地在于奋斗的过程而不是目标的达成。我们从孔颜乐处中可以看到，儒者在追求理想之道的过程中即使客观条件很恶劣，即使在别人看来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但是他们内心是快乐的，颜子不改其乐。颜子之乐不在于他达到了他理想之道，达到了圣人境界，而在于他不断的追求，一直处在在努力修养自身道德境界的过程中。所以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泰勒·本——沙哈尔认为幸福的生活应该是快乐和意义的综合体。幸福不能没有快乐，同样幸福也不能缺少意义，幸福必须包含快乐和意义。快乐是主观感受到的快乐，意义既有自己肯定的意义，也有社会承认的意义。你认为你做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你在整个过程中也是感到快乐的，这种生活是幸福的生活。沙哈尔在他的著作《幸福的方法》里详细阐明了这种观点。

先秦儒家既看到了衣食富贵的必要性也看到了在价值选择维度上的有限性。儒家并不否认物质性幸福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及能给人带来的积极意义，但他们更为重视的是“义”的价值选择对人的积极影响。实际上物质幸福与道德幸福本身也应是相互促进，不一定非要对立才可。

在我们这个经济空前发展、技术日益进步的时代，很多人将财富的积累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所以会很容易高估金钱的力量。并不是说赚钱或拥有财富不能作为人生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因为物质上的富有确实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个人体验到更多的幸福。金钱的保障，可以让我们更为自由地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让我们不为账单而烦恼。而且，赚钱的欲望有时可以成为积极的挑战，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甚至给我们启发。但是金钱本身并没有价值，金钱的价值在于它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它可以借助主体的运用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经历。但是物质财富本身不经过主体的转化并不能给生命带来意义或者是精神上的财富。

一些研究显示，财富与幸福的关联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紧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做的有关幸福的调查中，心理学家发现，幸福和财富的关联性非常低，除非在一些极其穷困的地区，在很多人基本的生活条件都得不到满足的条件下，物质与幸福具有紧密相关性。在一些研究案例中，财富与幸福甚至完全不相关。而且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中国人的经历显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他们财富的增长而普遍地提升。另外，还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证据：一些百万富翁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快乐，中彩票也不常使人们幸福，同时也存在一些“快乐的穷人”等。一些研究发现，中巨额彩票的人经常在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恢复到原来的幸福水平，如果在中彩之前是不幸福的，那在中彩后很快又恢复到不幸福的状态，如果原先就是快乐的，也会恢复到原先的水平。

强调人生的积极面可以让人们更多地感受幸福。一个简单的实验显示，阅读经过筛选后单词流的积极与否也会影响情绪。当你阅读一些积极的单词，比如感激、乐观、振奋、希望时，会刺激大脑的左前额叶外皮区，释放大量的血清胺，创造快乐的情绪；但当你阅读一些消极的单词，比如愤怒、悲观、无望时，右脑会产生激素压力，你会感到胸闷压抑。“积极心理学”开发了数百种可以增加幸福感的训练方法，其中最为有效的包括做慈善，记录快乐的事情，表达感激和乐观，视觉化最好的自己，应用强项力量进入“流”的状态，追求更高的人生意义等等。这些行为是经过大脑选择和决定的，引导你对平日忽略的人和事给予更多的关注，它们直接与“适应原则”冲突，不让你将生命中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这样获得的幸福感往往持续较长时间。而这些增进人生积极面的方式方法都蕴含在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中。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特质，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特别是从其积极心理学意蕴来看，能给现代人不少智慧启迪，展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

【注 释】

[1] （以）沙哈爾著；汪冰，刘骏杰译，汪冰审校.幸福的方法[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2] 已有一些研究涉及儒家德福思想的内在复杂性。如王中江从郭店简《穷达以时》及相关文献来考察孔子的德福观，指出孔子得出了与已有的德福一致主张不同的“德福未必一致”的新主张，并且为穷困赋予了不同于世俗的积极意义，认为追求美德和自我完善本身就是幸福和快乐的。参见王中江：“孔子的生活体验、德福观及道德自律——从郭店简《穷达以时》及其相关文献来考察”，《江汉论坛》，2014年第10期。史怀刚认为孔子虽强调以德求福，但并非单向度的德福因果报应论。参见史怀刚：“鬼神、道德、幸福——孔子、老子、墨子三家幸福观试较”，《孔子研究：学术版》，2014.6.

【作者简介】

王洪霞（1983.11-）女，山东临沂人，哲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