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

十年前，谁能想象得到巴西成为全球制造业成本最高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制造业成本高过墨西哥？美国的生产成本出现戏剧性改善？波士顿咨询公司公布的“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图谱显示，各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对成本的此消彼长，不仅对生产和出口带来深远影响，对收入与增长潜力构成冲击，并且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平衡制造出微妙的变化。

波士顿咨询公司是通过以下四个因素来评估各国的制造业竞争力的：1、制造业工资，2、劳动力生产率，3、能源成本，4、汇率。巴西、中国、捷克、波兰和俄罗斯是过去十年中制造业竞争力下降最快的经济体。欧洲和澳大利亚大致上竞争能力继续减弱，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持平，美国和墨西哥则显著回升。美国竞争力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土能源成本的大幅下降，加上生产率的持续升高和工资增长相对缓慢，令美国重新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市场，当然，它的优势主要集中在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产品身上。

工资的大幅上升和汇率的巨幅波动，还有投资的消失，巴西、俄罗斯的制造业竞争力暴挫，不能不说是这两个金砖国家的悲哀。近年印度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竞争力评估被第二类因素所拖累。第二类因素包括营商环境、物流处理能力和腐败指数。产业链不足，也是企业裹足该国的原因之一。汇率巨幅上落，成为营商竞争力不足的另一个原因。

除了巴西之外，最受瞩目的当属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衰退。劳工成本的暴涨、生产率提高的放缓和汇率的持续升值，令中国的竞争力向美国看齐，而非与多数新兴市场拼比。能源成本居高不下，进一步侵蚀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当然，这份报告没有分析市场因素，相信部分外资进入中国的着眼点在于中国需求而不仅是生产成本。不过仅从成本角度看，made in China面临着过去三十年来最尴尬的一刻。

战后经济史，基本上是围绕着全球化这条主线展开的，商品的自由流通、生产线的全球转移和资金的跨境运动，打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兴旺的七十年。这段时间，贸易自由化带来专业分工下的规模化生产，带出发展经济学所讲的“雁行分工”，即当美国生产成本过高时，日本接上，日本成本过高时，亚洲四小龙接上，最后中国融入系统，变成世界加工厂。因此，此次波士顿咨询所描画出的全球竞争图，恰恰预示着全球生产秩序，在从“雁行模式”转向“多元分布”，中国之后没有第二个中国，而是不同产业、企业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移向东南亚，或移回美国、韩国本土或留在中国。产品特质、产业链、内部市场对于生产基地设在何处均为重要考量。

这份研究从国际实证的角度证实了一个不少人早已感受到的变化，中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已经今不如昔了。世界排名退步得很快，只是由于供应链上的优势，出口份额暂时尚可以撑一撑，而虚假贸易也让出口数字显得还算凑合。但是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下滑是不争的事实，制造业外资出走也是不争的事实，甚至本土制造业也在寻求于海外设立基地的机会。近年劳动成本暴涨、人民币汇率急升、制造业生产力裹足不前、产能过剩，令出口制造业很受伤。出口业竞争能力钝化所带来的影响，肯定不止于贸易顺差，从增长动力到货币发行再到汇率走势，对中国经济构成立体式的冲击。

制造业竞争力下降，也不能一概而论。华为成为专利净输出公司，就是一个反例；国产手机崛起，又是一个实例。从电讯设备到造船，在制造业升级上，中国还是有重大进展的，不过低端出口市场萎缩恐怕难以避免。

当然，制造业竞争力并非评估中国经济健康程度的惟一指标。以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内需或许更重要，以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世界市场已难以为其提供足够的持续增长空间。中国经济转型，并无其他选择。从内需角度看，中国的制造业整体上也有产能过剩、盈利空间不足的问题，相信今后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来自服务业。服务业的国际可比性，没有制造业那么清晰，不过从旅游业到金融业，产品单一、效率低下是共通的毛病，高端服务业被国企垄断，寻租现象严重也为人诟病。如何提高服务业效率，提供多元化、高质量的服务产品，在我看来是打破目前增长难困境的钥匙，是挑战，更是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