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芳

在文学门类中，史诗及史诗性风格的小说一直处于庄重、严肃的高位，被视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圣经”，保存着一个民族、家族或其他共同体的精神密码和集体记忆。许多中外伟大作家的代表性长篇小说大多具有史诗性品格，如《战争与和平》 《布登勃洛克一家》 《百年孤独》 《四世同堂》 《子夜》 《白鹿原》 《尘埃落定》……“衡量某一时代、民族文学的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能否向人类提供史诗式的作品。”a理性的社会历史叙事模式，复杂的人物关系，广阔的时空感，宏伟的结构，重大的题材……史诗性，被看做衡量优秀长篇小说的重要标准甚至是最高标准，而史诗性书写，似乎更是男性作家的专属。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除了赛珍珠的《大地》可称之为史诗性小说外，其他获奖女作家的作品很难用史诗性来描述。茅盾文学奖中女作家的获奖作品也只有《穆斯林的葬礼》 （霍达）、《长恨歌》 （王安忆）和《额尔古纳河右岸》 （迟子建）等被认为具有史诗性风格。史诗性书写，在女性作家的写作历程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表征。当代女性作家在这一曾经的男性作家的专属领域努力耕耘，建构不同于男性作家传统的别样的史诗性书写，使史和诗的融合呈现出更丰富的形态。本文将王安忆的《长恨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的右岸》以及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三部作品并置，探讨女性作家的史诗性书写及史诗性书写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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