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佑

中国诗歌与中国诗人，在20世纪80年代曾处于舆论和社会关注的中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风气的演变，近三十年来，如果我们从“文凭热”、“文化热”到“经商热”、“网购热”来追溯其演变轨迹，消费文化与欲望化耗散，对中国人的精神消解，对严肃文学造成的致命冲击，把中国诗歌与诗人从社会关注的中心抛向了舞台的边缘。诗人们犹如被主流社会“放逐”的那些边缘群体一样，大多数人的生活及写作状态都处在了体制外。“底层化”、“边缘化”，已成为描述中国诗人生存状态的两个常见的词语。但是，中国诗人仍然在体制外，在社会底层诗意地生活、写作，中国新诗仍然在艰困中以澄澈的诗性温润着当代人的心灵。

长时间以来，人们常常爱把商业化浪潮冲击下的诗歌与小说、散文乃至文学评论相比较，也爱把诗人与小说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以及学者相比较。在进行人的比较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诗人可爱，诗人有激情；我认识的两位文学月刊女编辑就曾对我说，她们参加过小说家的讨论会，也参加过评论家和学者的学术会议。觉得小说家的讨论会冗长、沉闷；学者们的讨论会比较刻板、枯燥，而且，会上基本是按照行政职务和级别来安排座位、安排发言，很不习惯；还是诗人的讨论会好玩，自由、激情，活力四射，特别有意思。

仅就以2012年10月在漳浦旧镇举行的“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讨论会”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讨论会是纯民间的、自发的，由诗人道辉提议并承担会议的全部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