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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见材料看穆旦回国之初的行迹与心迹

2016-09-06易彬

扬子江评论 2016年5期

对跨越现当代阶段的作家研究而言,如何更为广泛地获取文献资料,已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各类文献之中,档案又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十余年前,我开始着手撰写《穆旦年谱》的时候,即曾感到非常之困惑,因为除了少量书信、日记外,坊间极少穆旦的自述类材料。穆旦生平之中的若干重要转折点,几乎都是模糊不清的。最终破解这种状况的,是穆旦个人档案以及南开大学当年的相关档案。它们不仅厘清了穆旦的诸多生平疑点,也比较深入地凸显了穆旦与新中国文化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a。

近期,孔夫子旧书网的拍卖平台出现了两批穆旦(以及其夫人周与良)留学归来之初的材料。本文所述及的是1953年1月至4月间的多种回国留学生登记材料,以及政府部门(广东省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人事部等机构)的相关函件。这些材料原本是应归入相关档案卷宗的,不知何故流散书肆之间b。它们与原有档案略有重叠,更多的则是新见材料,有助于更为精细地呈现穆旦回国之初的行迹和心迹。网络交易平台之于材料发掘的意义、新材料之于作家研究的特殊效应,于此都可见一斑。

一、 广东,新起点

此前,穆旦回国之初的行迹出自妻子周与良的回忆:1953年初,经香港、九龙、深圳、广州、上海,抵达北京。当时,国内亲戚替夫妇两人办了从香港入境的手续,但香港只允许回大陆的旅客过境。当邮轮到达香港附近,他们就被中国旅行社用小船送到九龙火车站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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