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泉石窟和北魏法华信仰

2016-09-03孙章峰

黄河·黄土·黄种人(华夏文明) 2016年12期

□孙章峰

水泉石窟和北魏法华信仰

□孙章峰

水泉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偃师寇店镇水泉村万安山的断崖上，洞窟坐东向西，石窟平面略呈长方形，窟内深约10米，宽约6.3米，高约6.5米，窟口有木结构遮檐遗迹。洞窟后壁中央雕有并立的主佛两尊，北立佛高4.7米，头上髻部残缺，面方圆，额中有白毫相，高鼻，长耳，方口，嘴角上翘。穿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祗支，胸间系带，带结下垂，下着大裙，裙褶密集，呈竖条状。右臂屈举于胸前右侧，左臂举至胸前伸掌，两手皆毁，做说法状，跣足立于仰莲座上。南侧立佛距北立佛1.1米，腹部以上已全部毁去，残存部分的衣纹与北立佛相似，但较舒朗，莲座上刻两层宝装莲瓣（图一）。

图一水泉石窟并立二佛

除了洞窟内的两个主佛，其南北两侧壁面有大小佛龛400余座，雕满了佛像、菩萨、罗汉、飞天、化生、莲花、帏幔、璎珞等图像，内容丰富，造型生动，堪称一个琳琅满目的佛世界。从风格和石窟中的题记来看，除个别为唐代、东西魏的造像外，其余皆为北魏时期的造像石刻。

一、二佛的开凿年代

关于并立二佛的开凿年代，以前有多位学者考证。考证的主要依据是北甬道上方中间盝顶小龛下部的一块摩崖碑（图二），上面刻有“比丘昙覆……归山自静，于京南大谷之左面私力崇营……皇帝陛下、皇太后敬造石（佛）……”等文字。宿白、温玉成、刘景龙、贺玉萍等学者先后对文字做过考证，大家一致认为，二佛的开凿者是北魏时期的僧人昙覆。昙覆俗姓赵，字得覆，河南南阳人，北魏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他曾在京师洛阳一带主持建造佛寺。在“皇运徙居，爵伦更迭”的社会背景下，昙覆对现实感到绝望，水泉石窟即是在其“归山自静”期间开凿的[1]。

图二窟外南侧摩崖

至于二佛开凿的具体时间，研究者看法不同。宿白认为 “昙覆建窟与雕二立佛的时间，当为孝明之初，则碑所云‘皇帝陛下、皇太后’，即孝明与胡太后……此窟形制与龙门古阳、莲花二洞类似，大约这是洛阳地区较早流行的一种大型窟式”[2]。他认为二佛开凿的年代在孝明帝和胡太后执政时期（公元516—528年）。温玉成认为窟内二佛是比丘昙覆为北魏世宗宣武帝和其生母文昭皇太后高氏所造，完工于景明正始年间（公元500—508年），其年代上略晚于龙门石窟古阳洞，早于莲花洞[3]。刘景龙认可宿白先生的观点，认为石窟完成于孝明帝和胡太后执政时期[4]。贺玉萍认为“昙覆造像当在孝武帝至孝明帝期间，具体讲，当是熙平二年（公元517年）”[5]。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除了温玉成先生认为石窟中的二佛开凿于北魏景明正始年间外，其他人倾向于二佛的开凿时代是在孝明帝熙平年间。

二、二佛并立的性质

关于水泉石窟出现的二佛并立这一现象，宿白、温玉成和贺玉萍等学者都没有提到原因。刘景龙首先注意到：“二佛并立的本尊是水泉石窟最大的一个特点。窟内正壁极不规整，正中有一从底部直至窟顶的巨大裂隙，宽而深，占据了通常雕钳本尊的位置，仅裂隙的两侧尚残留部分石壁。一个中型石窟没有本尊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残留的石壁细长，非常狭窄，无法雕刻坐像，我们认为石窟施主所能采取的方案只能是利用裂隙两侧的石壁雕两尊大致相同的主佛，以代替一尊主佛，这是唯一的选择，别无他途……二尊并立的佛像，其佛名未能确知。”[6]刘景龙把二佛的形成，单纯归结于石窟裂隙这一天然原因。王志远学者首先注意到二佛并立与多宝佛的关系，“水泉石窟系利用山体的溶洞加以扩凿的一个大型洞窟……石窟正壁造二身立佛像，分列裂隙两侧。造像布局如此安排既受洞窟自然条件的限制，也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北魏迁都洛阳之前，曾出现过皇后皇帝共同执政的现象，包括文明皇太后与献文帝、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两个时期。这一世俗政治现象在云冈石窟佛教造像中是有所反映的……由于水泉石窟正壁正中存在一个岩体的裂隙，不符合通常见到的佛教石窟造像的布局要求，而两侧正好又有适合造像的岩石。为了迎合当时社会流行的释迦多宝这一造像题材，因地制宜，出现了这一造像的题材和布局。”[7]王志远把二佛并立和多宝佛联系起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把开凿释迦多宝佛的原因，归结为“胡太后和孝明帝的联合执政”这一世俗和政治因素，显然是不够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进行再分析。

三、法华信仰和多宝佛的出现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诞生于南亚次大陆，东汉“永平求法”时正式进入中国，并且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在它最初和中国文化融合和中国化的过程中，法华信仰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法华信仰在中国内地广为流行的物化表现，是《法华经》的传入和翻译。作为法华信仰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法华经》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产生，也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其产生于公元前2—3世纪，《大般涅槃经》《优婆塞戒经》等经中都提到它的名字，该经曾在印度次大陆流行，到了东汉时期，由于“永平求法”佛教传入中国，该经也随之来到中原。《法华经》有两大思想宗旨，一是“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思想，认为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二是“久远实成”“佛寿无量”的思想，认为释迦乃“久远实成之佛”，所谓的三世十方一切佛都不过是释迦佛的方便化现，佛遍一切时、一切处。同时，该经虽然没有像《大般涅槃经》那样直接表明，但经文通篇所要表达的意旨却是建立在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即要众生“开”“示”“悟”“入”成佛之根性。该经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其思想和主张得到中国佛教徒的广泛信仰，被称为“诸佛之秘藏，众经之实体”[8]。从文献记载来看，《法华经》前后经六次汉译，“兼及添品前后六译，三存三阙”[9]，其中鸠摩罗什于公元406年所译的《妙法莲华经》最为流行，影响最大。据文献记载，南北朝时期，大城市内的佛寺都有专门的译经场所，很多是皇家供给，每个译场都有主事的译经僧人，其门下有一批弟子，他们既是学生，又是译经助手，经师口授，弟子们笔受成书，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时也是如此。对此，梁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中记载，鸠摩罗什翻译《妙法莲华经》时，在译场边译边讲，听者有醍醐灌顶之感，“虽复霄云披翳，阳景俱辉，未足喻也”[10]。可见鸠摩罗什翻译《法华经》在当时的影响。任继愈先生认为，《法华经》与此前译出的《般若经》和稍后译出的《大般泥洹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构成了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经典支柱[11]。鸠摩罗什共译出《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七品，后人增添为七卷二十八品。自此以后，《妙法莲华经》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一直流行，长盛不衰。法华信仰在中原被广泛传播，到了南北朝时期被推向了高潮，成为当时社会上最为流行的信仰。从梁慧皎《高僧传》所列举的南北朝时期的讲经和诵经人数来看，讲、诵《法华经》的人数最多。《高僧传》“诵经”科的正传共收21人，其中就有13人诵《法华经》，可见比例之高。随着《法华经》在中国佛教中的影响扩大，其思想和教义得到中国佛教徒的广泛信仰。到了隋代，智凯依据此经立说，创立天台宗，经过日本和朝鲜遣隋使和遣唐使的传播，进而影响到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佛教信仰体系。

除了经典的翻译、传抄和注疏外，表现《法华经》思想的艺术作品也开始出现。从目前的发现来看，明确表现法华思想的艺术作品是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造像或壁画。多宝佛，又译大宝佛、宝胜佛、多宝如来，是东方宝净世界的教主，在大乘佛教的经典中多有出现。但是多宝佛与释迦佛并坐说法，其记载最早见于《法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经中说，释迦在灵鹫山为大众讲《法华经》时，有七宝塔“从地涌出，住在空中，种种宝物而庄校之……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涌现其前为作证明，赞言善哉。’”[12]从经文中我们可以得知，多宝佛只有在听释迦讲《法华经》时才会显现真身。为了让众菩萨能够目睹多宝佛全身宝相，释迦召集了十方所有的分身佛，“释迦牟尼佛见所分身佛悉已来集，各坐于师子之座，皆闻诸佛欲同开宝塔。即从座起，住虚空中。一切四众，起立合掌，一心观佛。于是释迦牟尼佛以右指开七宝塔户，出大音声，如却关钥开大城门。即时一切众会，皆见多宝如来，于宝塔中坐师子座，全身不散如入禅定……尔时，多宝佛于宝塔中，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即时释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结跏趺坐。”[13]自从《法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出现释迦多宝并坐讲经的描述后，在《法华经》其他品也多次出现二佛并坐讲经的描述。综合《法华经》对多宝佛描述的内容来看，很早以前就成佛灭度的多宝，曾发愿“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涌现其前”，只要释迦佛讲《法华经》，他就会现真身，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法华经》在佛教经典中特殊而崇高的地位。

随着南北朝时期法华信仰的盛行和修习“法华三昧”的增多，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造像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成为中国早期法华艺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被当时广大佛教信徒视为《法华经》的象征。

图三炳灵寺第169窟第11龛释迦多宝佛

有明确时间记载的释迦多宝佛造像最早见于炳灵寺第169窟（图三）。窟内第11号龛内画一多宝塔，塔内并列画二佛说法图，二佛之间墨书榜题“释迦牟尼佛/多宝佛口口”。“此图北侧墨书比丘慧眇、道弘、道融等‘共造此千佛像’发愿文，道融之名见于此窟北壁西秦建弘元年纪年题记龛侧的供养人画像中，据此，可以认为东壁壁画千佛，同为建弘年间所为。”[14]确切地讲，这个释迦多宝佛壁画应该也是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所绘。

图四云冈石窟第五窟后室西壁

图五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中层第二龛释迦多宝佛

在同时期或更早的印度和中亚的佛像中,这种释迦多宝双佛并坐的图像还没有出现,因此多数专家认为其艺术根源在中国,是中国汉化佛教促成了释迦多宝佛像的出现。“释迦、多宝佛在五世纪初炳灵寺正窟初见，到五世纪中期以后，云冈、龙门、麦积山、炳灵寺、敦煌等北朝石窟中数目骤然增多。释迦、多宝佛成为最常见的造像。特点是云冈石窟，所占比例更大，往往和弥勒菩萨或三世佛同时出现于正壁主尊的位置。”[15]释迦多宝佛像开凿的高峰是在北魏时期，特别是在炳灵寺石窟，多出现于正壁主尊位置。另外，敦煌石窟中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也很多，据统计有54例。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云冈石窟里，释迦多宝佛像不仅数量很多，而且能够占据主佛位置，形成了云冈石窟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据统计云冈石窟中涉及释迦多宝佛题材的造像共有近400龛[16]，尤其到了云冈石窟第二期(公元471-公元494年)，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非常多，无论是小龛还是大龛，几乎都可以见到二佛并坐造像，甚至有的一个壁面就分布着四到五龛的释迦多宝佛像，如第五窟后室西壁上的佛龛群(图四)，在一些洞窟中，释迦多宝佛像甚至成为主尊。自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龙门石窟开始开凿，据统计，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到孝明帝时期，凡35年，十几个大中型石窟，如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火烧洞、魏字洞、石窟寺等都是在此期间开凿的，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中心自山西大同移到了洛阳。但是纵观龙门石窟，释迦多宝佛像的重要性已经显著降低，不仅表现在数量和体量，而且在每个窟中的位置都已经被边缘化，如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中层第二龛的释迦多宝佛（图五），无论是其体量还是位置已经不在石窟的显要位置。巩义市石窟北魏晚期窟中也出现二佛并坐造像。如第四窟中心柱西面下层龛内释迦多宝佛像等（图六）。但纵观北魏石窟中的释迦多宝佛形象，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已经走过了其全盛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水泉石窟中突兀出现两尊巨大的释迦多宝佛像更显得可贵。

图六巩义市石窟第四窟中心柱西壁下层龛释迦多宝佛像

四、多宝佛兴起的北魏时代

北魏自道武帝开始，一些佛教徒为了迎合帝王，提出皇帝“即当今如来”，拜天子就是“礼佛”“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17]。在这种思潮下，当时的佛教造像明显带有帝王意志的烙印，因此对于北魏时期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显著增多的现象，有人就认为是冯太后主政、朝堂上二圣共同执政的产物。诚然，作为北魏文成帝的皇后，北魏和平六年（公元465年）文成帝去世后，时年24岁的冯氏被尊为皇太后，开始其长达25年的临朝听政，基本是大权独揽，因此这段时间既有皇帝在位，又有太后临朝，皇帝和冯氏被并称为“二圣”，而《妙法莲华经》中正好有“二佛同塔”的记载，符合当时“二圣”共同执政的时代特点。因此，以“二佛并坐”为特点的释迦多宝佛像，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孝文帝和冯太后共同执政在宗教中的反映。如在北魏前期的云冈石窟中，就开凿了不少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造像。但是这个解释不能说明除“二圣”执政以外，其他时代石窟中何以集中出现释迦多宝佛像的原因，如炳灵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最早出现在第169窟，其年代是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炳灵寺其他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流行于北魏晚期石窟中，与二圣临朝执政时期在时间上不能吻合；在敦煌莫高窟中，北魏时期的洞窟，只有一个龛中有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其余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在西魏和北周时期。1953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佛教石雕中，也有多个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属于北齐时期的作品。这些都与所谓的北魏“二圣”没有任何联系。因此，要寻找北魏时期突然出现大量的释迦多宝像的原因，必须正本清源，回到北魏时期的佛教信仰上来。

自东汉“永平求法”以后，佛教正式进入中国，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由于政治动荡，中国同西域的关系不太稳定，但总体而言，丝绸之路是畅通的。北魏首都洛阳城中“有百国沙门，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西夷来附者，处崦峨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18]。在丝绸之路畅通的背景下，来华的外国僧侣为数颇多，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都有天竺、罽宾、康国、安国等西域沙门来中国的记载，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教和译经，而自中国出发赴天竺求法的汉僧也开始出现，最著名的就是曹魏时期的朱士行和东晋的法显。另外，当时的僧人们认识到，佛教在中国要壮大发展，就离不开帝王的支持，比如“永平求法”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汉明帝。后来的事实表明，皇帝支持则佛教兴，正如东晋高僧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9]明确地意识到世俗权力在佛教发展中的巨大影响力之后，北魏的高僧法果提出“皇帝即当今如来”，主张沙门对于“人主”应当“尽礼致拜”。正是因为北魏的皇帝对佛教的大力支持，佛教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兴盛。《洛阳伽蓝记》记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20]

而在当时诸多的佛教信仰中，法华信仰占据主导地位，其经典《妙法莲华经》被誉为“众经之王”，与《般若经》《大般泥洹经》成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构成了北魏时期佛教思想的经典支柱。据《高僧传》记载，讲诵《法华经》的僧侣人数为当时第一，南北朝时期注释此经的学者多达70余人，敦煌写经中此经所占比重最大。除了诵经，还要观像，佛教石窟的开凿，就是当时僧人出于“坐禅观像”修行活动的需要而兴起的。正如《晋书》中记载：“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屠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宫中。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21]高允《鹿苑赋》中“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述”两句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造像开窟的主要目的[22]。到了北魏时期，偏重禅观的情况进一步发展，当时的禅修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观像。鸠摩罗什所译《思惟略要法》卷首即开宗明义：“凡求初禅先习诸观。或行四无量。或观不净。或观因缘。或念佛三昧。或安那般那。然后得入初禅则易。”[23]

北朝时期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的盛行，还与当时盛行的“法华三昧观”密切相关。《法华经》各品中充斥着与禅定有关的内容，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大乘修禅的指导性经典。鸠摩罗什于前秦弘始八年(公元406年)在长安译出《妙法莲华经》后，又依《法华经·见宝塔品》创立了“法华三昧”禅法，对当时僧人的禅修活动和信众开窟造像的功德活动影响极大。“法华三昧观法”是以《法华经·见宝塔品》为基础而创行的。即观过去多宝佛及现在释迦佛共处宝塔以及三世十方分身诸佛，从而明白过去、现在和未来融通无碍之思想。至于观像的目的，僧人和俗人可能有所差别。《梁书》记载：“庾诜字彦宝，新野人也……晚年以后，尤遵释教，宅内立道场，环绕礼忏，六时不辍，诵《法华经》，每日一遍。后夜中忽见一道人，自称愿公，容止甚异，呼诜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昼寝，忽惊觉曰：‘愿公复来，不可久住。’颜色不变，言终而卒，时年七十八。举室咸闻空中唱 “上行先生已生弥陀净域矣。”[24]实际上，诵《法华经》，观摩释迦、多宝像，都是表现了当时人们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向往。

北魏时期相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而言，是一个动荡的时期，战争造成的死亡和流亡远非我们今天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理解。在战乱纷争的年代，宗教信仰可以引领困苦的人们达到某种精神的超脱。难寻安身立命之所的人们在佛像中觅得心灵的喘息和灵魂的慰安，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让人找到一点皈依，多宝佛的出现证明过去佛可以来到现在世，释迦牟尼打开多宝塔门，与早已灭度的多宝佛共坐一个席位，宣说《法华经》，表明涅槃的佛脱离生死，进入寂静无为之境地，寂静不是灭亡，而是一种永生。这给感叹生命如同“白驹过隙”的芸芸众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让他们在虚无缥缈的天国世界能获得一个理想的精神栖息之地。

注释：

[1]贺玉萍：《洛阳水泉石窟摩崖碑刻的新发现》，《光明日报》2009年3月21日。

[2]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3]温玉成：《洛阳市偃师县水泉石窟调查》，《文物》1990年第3期。

[4][6]刘景龙、赵会军：《偃师水泉石窟》，文物出版社，2006年。

[5]贺玉萍：《北魏洛阳石窟文化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7]王志远：《关于偃师水泉石窟的几点思考》，《中国文物报》2008年10月31日。

[8]僧叡：《妙法莲华经后序》，《大正藏》第 9册。

[9]《大正藏》，第 55 册。

[10]《出三藏记集》卷 8《法华宗要序第八》，《大正藏》第55册。

[11]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卷 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2][13]王彬译注：《法华经》，中华书局，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