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宗林

试论巴人虎图腾崇拜

□秦宗林

生活在四川盆地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之间的武陵山地区的土家族是近代才被识别的一个少数民族，识别这一民族的潘光旦先生用多方面的资料论证土家人乃巴人后裔[1]。潘先生的论证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据，即土家人与巴人有同样的虎图腾崇拜习俗。关于巴人的虎图腾崇拜之说，目前已经得到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巴人一直保持着对白虎图腾的信仰，并且长期沿袭着对白虎的祭祀习俗[2]。《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载：“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其后学者多从之，认为古代巴人是廪君的后代[3]。刘先枚、李冕世等考证商周时期的“虎方”即“巴方”，亦即秦汉时期的“白虎复夷”[4]。

在探讨巴人为何将虎视为图腾且加以崇拜的问题上，多数学者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记载，认为是一种祖先崇拜。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一些学者对这一主流学说提出质疑。如有些学者对巴人白虎图腾崇拜的说法提出了一些异议[5]，认为所谓的白虎图腾并不存在；对于土家族先民为巴人之说亦有人提出质疑[6]，认为湘西地区与巴人无关。本文通过搜集巴人与虎有关的资料，对比周边地区发现的与虎纹相关的材料，旨在探讨巴人虎图腾崇拜的缘由。

一、巴人虎图腾崇拜的相关资料

关于图腾崇拜有多种定义，如英国民族学家弗雷泽把图腾崇拜看作是半社会半宗教的制度；英国民族学家里弗斯认为图腾制度仅仅是一种社会组织制度；前苏联学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出发，认为图腾崇拜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组织制度，而仅仅是一种宗教形式。A．M．佐洛塔廖夫是苏联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学者，他给图腾崇拜下的定义是：“相信某种自然客体——多半是动物，与氏族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认为图腾崇拜是一种宗教形式。相信群体起源于图腾，相信图腾群体成员能够化身为图腾或者相反，相信群体成员与动物、植物等图腾之间存在血缘亲属关系，并由此而尊敬图腾，这些是图腾崇拜观念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图腾崇拜观念的基本核心[7]。

（一）巴人虎纹器物的发现

《后汉书》记载了巴人以白虎为图腾的历史。后来在考古发掘中，在巴人活动的区域出土有虎纹器物，因而有些学者将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与历史记载相对应，使二者相互印证：以历史记载的巴人虎图腾来判断出土文物的族属，同时，考古发现的虎纹器物又证明了巴人白虎图腾的真实性。目前，被确认的是在巴人遗存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虎纹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主要有戈、矛、于三类，均在器身铸有精美的虎纹，其中以虎钮于最为人们所熟知。

众多学者曾对巴蜀地区墓葬出土的兵器进行过研究：如井中伟在《川渝地区出土铜戈及其相关问题研究》[8]中统计的戈有350余件，并依据钱玉趾《巴族蜀族彝族之虎考辨》[9]的标准将其中的戈归为巴戈、蜀戈和滇戈。巴戈26件，其中虎纹戈17件。又如范晓佩在《晚期巴蜀文化中墓葬中兵器随葬制度的研究》[10]中统计了巴蜀墓葬中出土文物情况，共计99件，其中带虎纹者34件，属于史书中记载的巴人曾经活动过的地区的数量为12件，包括云阳李家坝墓地出土6件[11]，开县余家坝墓地出土5件[12]，万州大坪遗址出土1件[13]。

重庆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被认为是典型的巴人墓葬遗存，曾经多次发掘。1997年，出土虎纹戈3件。1998年，出土虎纹戈3件。1号戈（98M45：10），为对称云雷纹和浅浮雕变体虎纹，虎身似龙，回首，张口伸长舌（图一：1）；2 号戈（98M23：1），虎身侧视，虎头硕大，虎尾向后伸，尾端呈团状，整体造型头大尾小（图一：2）；3 号戈（97M45：2）虎口张开，伸长舌，双耳上立，虎身较细，虎尾下垂（图一：3）；4 号戈（98M25：9）虎身侧视，虎脚前伸，虎尾下垂、尾端上翘（图一：4）；5 号戈（97M43：1）虎头硕大，虎身侧视，弯曲幅度较大，尾部上卷，虎爪偏大，整体呈奔跑状（图一：5）；6号戈（97M23：1）造型总体与 5 号相同（图一：6）。依井中伟所说，巴式戈体现的是巴人白公虎的图腾；该6件戈中的4、5、6号戈属于巴戈，其他均为蜀文化的产物。

管维良主编的《三峡文明史》中，列举了徐中舒、刘英在研究巴国符号时所收集的部分虎纹图案（图二）。虎纹均是虎身侧视，做张口状，虎尾较长且尾端卷曲。这些青铜器上的纹饰被视作巴人的图腾，学者也将其作为判断属于巴文化的考古学材料的重要依据之一。

图一 李家坝出土的虎纹戈

图二 虎纹图案举例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 于是一种始于春秋时期的青铜打击乐器，其广泛流行于汉代，在战争中起到了指挥将士的作用。但是亦有学者因其广泛出土于南方各地，认为于中，有一种造型独特的类型——虎钮于是越人的乐器[14]。于，被认为是属于巴人的典型器物。徐中舒在其《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于》中提到：“于为中原乐器，而虎钮于应为巴人之物，其来源仍是中原，这与巴族的历史传说及崇虎的风尚都密切相关”。[15]虎钮于存世数量较多，很早便见于著录，如《宣和博古图》记载的19件于中就有15件是虎钮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科学的考古工作大规模的开展，多地出土了数量较为可观的虎钮于。关于虎钮于的具体出土数量，《于及其文化区系研究》一文[16]中以《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和近年的考古发现情况为基础，对目前全国发现的于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统计，共计152件于，其中青铜质133件，青瓷质19件。青铜于中虎钮于为113件。从虎钮于的出土地来看，虽然分布广泛，但是比较密集的出现的是四川、湖北、湖南三省交界之地，即史书中记载的巴人曾经活动过的区域。

1989年，重庆万州甘宁乡洪水过后，在巨石缝中发现一件虎钮于和四环钮罍盖。其造型与涪陵小田溪出土的一致，发现者认为其应该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巴人的器物。该件于体形硕大，通高68厘米、最大径43厘米，重 30 公斤（图三：7）。

（二）其他地区的虎纹器物

依据 《川渝地区出土铜戈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一文提供的资料：四川重庆地区出土的虎纹戈52件，其中蜀戈35件。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地出土戈57件，其中虎纹戈20件，虎纹戈皆为侧身虎纹[27]。目前，最早发现出土于的地区位于山东，故而大部分学者认为于起源于华北地区。而最早的虎钮于则见于江苏丹徒北山顶，稍晚的有丹徒王家山[28]、安徽阜阳涡阳龙山。

图三 各地出土的虎钮于

二、虎图腾说法讨论

巴人崇虎的观点源于《后汉书》记载巴人的祖先廪君死后化身白虎之说，认为此是一种祖先崇拜。但是巴人崇虎的说法在成书稍早的《华阳国志·巴志》中未见，这是一个疑问。目前出土的虎纹戈、虎纹矛、虎钮于等器物，虽然现在发现了一批，然而我们可以看出，巴人墓葬中出土的虎纹戈数量并不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虎纹戈的类型众多，有刚猛之虎，亦有柔美的虎，还有中原风格的虎面纹，这又是一个疑问。

甘肃灵台白草坡所见的虎纹戈，其纹饰样式与巴戈无异（图四）。发掘者认为白草坡墓地的年代为西周初期，其年代远早于巴人，巴人戈是否受甘肃地区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从目前考古出土的文物看，巴地出现戈的年代晚于蜀地。巴地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晚于周边的成都平原以及楚地。巴人的青铜文化应该受到了蜀、楚文化的影响。

图四 甘肃白草坡出土的虎纹戈1.M2：182.M2:123.M1:54

再者，巴人崇虎的问题讨论，亦有争议。虎崇拜是广泛存在的，如西北、西南都是崇虎之地[32]。不光是巴人崇虎，蜀人亦崇虎，甘肃、四川、陕西多地出土的虎纹器物均能证实这一点。《山海经》中讲到西方多白虎。小田溪墓葬的年代在秦灭巴蜀之后。李家坝墓地的年代也是战国以降，所谓巴人之物，出土时间均较晚。首先可以断定巴人的青铜文化是受到周边影响而形成的，而周边的蜀文化已经先于巴文化出现了虎纹器物，巴人有可能在引入蜀人、楚人青铜文化时，一并引入了其制作工艺及纹饰特点。

巴人的虎图腾之说是否成立，其来源又是如何？根据各类资料可以断定包括巴人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都存在虎图腾，虎图腾并不是西南地区的巴人的专属特性。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虎纹之物都当成巴人之器。虎纹器物均为青铜制品，不似陶器一类的使用时间较短、消耗量较大，其可使用时间应该是较长的，其间极有可能被他族获得且继续使用。在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应该能够表明墓主人的身份，但在李家坝墓群出土的虎纹戈类型多样、风格迥异。当时的随葬制度应当已经不是极其严格地按照族属来随葬，而且巴人的青铜工艺应该不及周边地区，因原料的匮乏而迫使其直接使用他族之物也是有可能的。东周至秦汉时期，巴地不但保留有巴人的文化特征，而且这里还有秦人、西进的楚人、东迁的蜀人遗留的文化遗存，这是一个复杂的区域。对于巴人的虎钮于的认定，应当从其器物组合来看。虎钮于是一种用于发令的军事乐器，其出土范围比较广泛，多数出土于史书中记载的巴国的统治区及周边，其应当与巴人军事活动有关。于在巴地亦有横钮与虎钮之分，从全国出土的于来看，虎钮于占绝大部分，其年代在战国后期到汉代。虎作为一种凶猛的动物，其纹饰被运用于兵器之上以显其神威是十分合理的。

三、结语

由上所述，可推断出巴人虎图腾学说的形成脉络：西部地区多虎，因虎体型巨大、生性凶猛，生活于此地的人们便形成虎图腾，巴人只是其中之一。进入青铜器时代，虎作为图腾被人们铸造在兵器上，巴人也吸收了这种做法。当于这种乐器传入西南地区，对虎具有敬畏心理的人们便将虎钮于发挥到了极致，广泛用于军事活动中。《后汉书》关于巴人崇虎起源的记载明显具有神话传说的特点，这种现象或许与当时道教兴盛有关，流行将各类人群的祖先当作神话人物尊奉崇拜。而专门记载西南地区的地方志著作 《华阳国志》，则仅仅记载了巴人善于射虎的事迹。原本出于对虎的畏惧所形成的虎图腾，被史官编撰出廪君变虎这样一个神话传说来解释巴人崇虎的来源。可以说，巴人的虎图腾崇拜并非祖先崇拜，而是一种自然图腾崇拜。

注释：

[1]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

[2]李禹阶、管维良：《三峡文明史》，重庆出版社，2007 年。

[3]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

[4]刘先枚、李冕世：《山海经与中华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彭秀枢：《土家族族源新议——兼评潘光旦教授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7](前苏联)A.M.佐洛塔廖夫：《图腾崇拜》，何星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8]井中伟：《川渝地区出土铜戈及相关问题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四辑。

[9]钱玉趾：《巴族蜀族彝族之虎考辨》，《四川文物》1996年第4期。

[10]范晓佩：《晚期巴蜀文化中墓葬中兵器随葬制度的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

[11]a.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重庆市文物局、云阳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1997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b.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1998年度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a.山东大学考古系：《四川开县余家坝战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期。b.山东大学考古系、重庆市文化局、开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c.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重庆市文化局、开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开县余家坝墓地2002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4年第3期。

[13]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万州大坪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年。

[20]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涪陵县文化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21]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

[24]中新社湖北新闻网：《巴东两兄弟挖出汉代青铜器——虎钮于》，2004年 3月 24日 。

[25]林时九：《湘西吉首出土东汉窖藏铜器》，《湖南考古辑刊》第3集。

[27]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28]江苏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

[29]江苏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 年第 3、4 期合刊。

[32]林琳：《论虎图腾崇拜源流及其对古代政治军事的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作者单位 江苏省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 秦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