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中产阶层需要在心理上去突破，去超越，需要一种价值和审美的因素来让自己暂时忘记现实，并投射在政治、社会、人生、文艺、商业等领域上。可以说，情怀是对他们心理上的一种治疗。

除了王石，罗永浩大概是中国最有名的“情怀党”了。他用典型文青+精明商人的思维和话语，不断地吆喝着情怀卖手机。

在“宝万之争”掀起舆论巨浪，王石可能难逃“出局”命运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一边围观，一边坐在广州一家咖啡馆里聊天。

我们聊到了很多人想逃离一线城市的话题。

大家逃到哪儿去呢？或许是大理，或许是藏区，或许是凤凰，或许是婺源，或许是哪儿的农村，或许是哪个小县城，又或许是哪儿的山里，比如—终南山。很多人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只是想着，离开一线城市，换一种生活。

要逃离的心理背景是，城市生活的一切，已经让他们非常疲惫。生活模式和工作模式，还有人际关系，有毒食品，喧嚣污染，焦虑迷茫，像一架永动机一样，慢慢地抽干大家的生命能量。日子不断地重复，但最终发现，自己不过是老了一岁，身体却变得越来越糟糕。生活在一线城市这个拥挤的社会空间，就像是一种望不到尽头的压抑，让人难以顺畅地呼吸。

但真的能逃离吗？

好像是不能—至少暂时做不到。

离开一线城市，那就相当于把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给剥离出去了，也一并放弃了未来生活的更好预期，以后怎么办？自己在心理上真能舍弃一线城市生活站在时尚和社会发展前端的那种位置感受吗？我们真能在心理上，把自己和这个社会结构撕扯开来吗？

想走，又做不到，也许一辈子都做不到。

于是，就必须有一种东西，让我们不至于被城市生活的压抑、焦虑、疲惫、没有生命活力所淹没。它的功能是，让大家不至于感觉到被钉死在了工作和生活模式上，而是可以从中超越出来，触摸自己的心跳。

这种东西叫做“情怀”。它是我们心理上的一个出口。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一种意义，一种理想，一个梦，是“诗和远方”，是“那么大”，所以要去“看看”的“世界”。

哪些人用“诗和远方”来治疗自己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波“逃离北上广”的话题，历时多年，经久不衰。

是什么在支撑这样的话题？

能够点燃一个话题的，必然是利益或（和）心理。“逃离北上广”除了房价等利益因素之外，主要是背后弥漫着一股觉得压抑而很难顺畅呼吸的社会情绪。这股情绪，其心理能量平时蓄积在每个人心中，溶化到北上广深的每一个毛孔里，在思维上、行动上，支撑着城市社会的活力正常运转和它的活力。但是，当压抑到一定程度，碰巧又有人来点燃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理能量，通过“情怀”这根管道就会汇聚起来而引爆。

网络上把那些有“情怀”的人戏称为“情怀党”，就像原来把上班的人称为“上班族”一样。我就在这个意义上沿用此网络称呼。

所谓的“情怀党”都是些什么人呢？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发现参与“逃离北上广”话题的，大多数都是白领、小资、文青阶层。他们正是中产阶层的中层和下层。社会上层对这个话题是没什么兴趣的，民工等社会下层同样也与之绝缘。

去大理定居，去西藏穷游，“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同样也是中产阶层，而且居然集中在中产中层和下层。

而平时被王石的情怀、罗永浩的情怀所“蛊惑”的，也是这帮人。

这就需要解释一下了：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层那么容易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对文艺，对生活，对商业，拥有一种情怀？

先从社会下层讲起。他们平时为生活而奔波忙碌，焦虑的只是现实的生存问题，实在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做梦。而且，他们已经嵌在了社会阶层结构的下层位置上，不可能再“下坠”了，要上升也极为艰难，因此在心理上更容易“认命”，不会去在价值上、审美上去逃避什么、幻想什么、超越什么。对于一个已经认命的人来说，情怀对他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很有害的，它“不能当饭吃”，而且有可能还会摧毁他手上现在还拥有的一点东西。

在没有突破生存底线的情况下，社会下层其实是一群认同现存秩序的人。他们心理上的避难所不是情怀。

社会上层的思考必须理性，因此必须现实主义。

一对比就会发现，中产阶层既想顺着社会阶层的阶梯往上攀爬，但又害怕下坠，事实上，下坠的可能似乎还大过上升的可能。这使得他们根本不可能在心理上，就把自己嵌在既定的社会位置里，这会很压抑，也会很焦虑。他们需要在心理上去突破、去超越，需要一种价值和审美的因素来让自己暂时忘记现实，并投射在政治、社会、人生、文艺、商业等领域上。可以说，情怀是对他们心理上的一种治疗，有了情怀，他们好像没有被锁定在某个现实秩序里、某种工作和生活模式中。

情怀的变迁

既然不能合理化当下，那就必须有远方。

我想把视野放大，梳理一下“情怀党”30年来的演变过程，以便清晰地显示出它的命运轨迹。

20世纪80年代，很多中国人其实都是“情怀党”。大家都在想象、展望国家、社会美好的未来。而火热的思想文化成为一种集体的投射。

我认为这是最正宗的情怀了，因为它不是在逃避现实，而是想改造、超越现实。这种社会和心理背景，使情怀显得很纯真，很理想主义。

但进入90年代后，很多东西都变了。阶层结构大幅度地重构。在那种社会背景下，还沉浸在80年代的思想文化情怀里，就像是一个过时的笑话。

“情怀党”开始分化。很多人一头扎到市场里，完全认同现实；有的人开始转化，从思想文化的“情怀党”转到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情怀党；新加入的人呢？则盯住改革、公正等宏大而现实的话题，去投寄自己的价值理念。这个局面，从9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的几年。

在这期间，“情怀党”已经开始遇到对手。网络上戏称的“工业党”崛起，和它争夺中国要如何才能“有希望”的话语权。这两大帮人中，低级一点的心理对峙，就是文青和理工男相互看不顺眼。

而在神话破灭后，“情怀党”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一直到今天。

这个阶段的“情怀党”，主要是一些喜欢文艺和旅游的文青、小资，想逃离一线城市的中产阶层，以及商业上的“情怀党”。我们看到，它的宏大叙事，思想文化，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问题之类的色彩，已经基本褪去。

它被还原为三种色调：或者通过“装”，你不去西藏旅游，好像心灵没有得到洗净，你不玩一下文艺，好像在别人面前没有自我认同，处在中产下层的很多人，迫切需要情怀来包装自我感觉的良好；或者作为一种疗伤方式，你没有情怀，那生活和工作就会锁定在很累很无聊的事情上，生命慢慢地被抽干；或者作为商业上的手段和寄托，你不讲点情怀，难以煽起认同，你自己甚至也觉得商业太俗了。

可以说，从80年代到现在，“情怀党”变化很大。情怀原本是要改天换地的，现在沦为心理上和商业上的功能了。

情怀出局

在“宝万之争”中，王石的表现颇让一些人兔死狐悲。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政商媒资源的人。但在资本面前，情怀算得了什么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最具力量的东西，分别是权力、资本、知识（思想）。在这个力量系列中，我们根本看不到情怀的影子。

但情怀好像可以被商业运用。打出情怀牌的商业能成功吗？

“卖情怀”的罗永浩作了否定回答。除了王石，他大概是中国最有名的“情怀党”了。他用典型文青+精明商人的思维和话语，不断地吆喝着情怀卖手机。但到现在，买账的人越来越少，都有要被收购的“谣言”传出来了。

罗永浩还遭到了王思聪的嘲笑。故事背景是，罗永浩的锤子手机被用户给告了，说他当初称锤子手机会提供解锁的bootloader启动程序，但并没有兑现承诺。于是，王思聪在微博上发表评论：“老罗，情怀足够可以自动解锁bootloader”。

除了这两位，还有国内最著名的论坛天涯社区，因为讲情怀，也错失了一些发展机遇。

天涯曾经拥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力。无数在中国思想界、媒体界、文学界有影响力的人都混过天涯。很多超级IP一开始也是在天涯发布。至于它是很多网络红人的制造工厂、很多社会大事件的发酵地，这个就更不用说了。但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现在呢？

现在是，天涯的影响力越来越下降。它在技术上和商业上都被别人甩开。而这一切，据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老板很讲情怀，缺少技术和商业基因，没有抓住变现机会，没有根据社会变化调整战略。

在这样的时代里，情怀注定出局。

而现在的情怀本身，因为其内在致命缺陷，也在劫难逃。

当我看到王石、罗永浩们大扯情怀时，我总觉得怪怪的。他们是商人嘛。商人当然也可以讲情怀，但是在跟商业无关的时候，跟商业有关就得讲契约、讲质量、讲规则。问题是他们讲的恰恰是商业的情怀。我买一间房子、买一个手机，是在买情怀吗？或者，面对你那房子，你那手机，有“情怀”这种“赠送”或“增值”的东西吗？一边跟我做生意，一边又给我讲情怀，好像情境并不搭。

商人就很功利、很俗的商业讲情怀，我们在直觉上的一个反应就是：虚伪。

小资文青们的那种情怀呢？

他们让人感觉很作。这些人有一种心灵的气质，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情怀对于这些人来说，除了晒旅游晒文艺晒“品味”好像就没有别的。我宁愿说，情怀就像药一样，可以缓解阶层上、处境上、知识程度上不怎么着的焦虑。

无论是虚伪还是作，情怀本身都不会有任何力量。如果资本、房价再围剿一下，它就只能进入黄昏。

有一根链条很清晰：对人实在的干不过玩文艺鸡汤情怀的，玩文艺鸡汤情怀的干不过有钱的—就像在恋爱婚姻市场上，老实人干不过玩浪漫的渣男暧男，玩浪漫的渣男暧男干不过高富帅。

但还是要有情怀的—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怀，对未来的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