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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
——忆我的父亲滕代远

2016-08-30滕久昕

文史博览 2016年8期
关键词:部队

滕久昕

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
——忆我的父亲滕代远

滕久昕

我的父亲滕代远(1904-1974,湖南麻阳县人)1924年参加革命,从投身湖南农民运动到与彭德怀等组织领导著名的平江起义,从率领部队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参加瑞金苏维埃土地革命,从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的日夜操劳到太行山辗转迂回与敌人战斗,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奠定和发展人民铁道事业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一生。

父亲虽已去世42年,但每当我看到他老人家的照片,与家人谈起关于他的往事,心里仍久久难以平静。

1952年11月2日,滕代远(中)陪同毛泽东视察黄河铁路桥

“ 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

1968年春,我在北京灯市口中学上学,因为视力不合格,参军没有被选上。我与几个同学商量后,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去内蒙古牧区插队当知青放羊。学校发来登记表,我填完后请父亲审阅,他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我写信告诉在部队工作的几个哥哥,他们一致支持我的想法。

那段时间,我整日忙于准备行装,父亲将他打仗缴获的日本军毯让我带上,以抵御边疆冬季的寒冷。父亲对母亲说:“孩子现在离开我们是早了点,但不能因为舍不得就永远把孩子拴在自己身边。他们响应号召去建设边疆,我们应该支持。当年我们参加革命也是这个年龄嘛。”父亲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到了边疆,要团结当地人民群众,多向少数民族同志学习,不要老想家啊。”

向内蒙古大草原进发的日子终于到了。父亲、母亲,还有哥哥们,都去永定门火车站为我送行。

怕孩子们舍不得家长,影响火车开动,车站规定不让送行的家长进站,只能在进站口告别。曾担任铁道部部长、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父亲和时任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的母亲,也被挡在车站外面,焦急地站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所措。家长们急切地向车站负责人交涉,经过协商,家长们最后才得以进入车站,与奔赴边疆插队的子女们话别。我站在父亲面前,再次向他表示决心。我是他最小的儿子,又是第一次离开他,父亲很不放心。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让眼泪流出……

1968年8月,滕代远夫妇及全家欢送小儿子滕久昕(右一)去内蒙古插队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的日子里,父母亲经常来信,勉励我在草原上扎根,经受锻炼。父亲在信中教育我:“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要在艰苦朴素上成为标兵。”我也经常给家里写信,汇报我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状况,父母看后非常高兴。

“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

1970年,我来到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成为一名光荣的铁道兵。我和战友们日复一日地开山洞、铺铁轨、架桥梁,为祖国的三线建设贡献力量。

参军不久,一次因工作需要,首长让我去北京密云出差。阔别多时的北京令我魂牵梦萦,但我更思念家中的亲人。回到家里一看,只有几位工作人员在,父母因为林彪的“一号命令”,服从战备需要已疏散到广东。在京工作的老同学听说我回来了,跑来与我叙旧,吃了顿饭。临返部队前,我在莫斯科餐厅回请了他们。吃饭的开销比较大,借了出差公款60元钱。我在信中无意间将此事告诉了在广东从化的父亲,他非常生气,写信批评我说:“干部子弟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这不是一般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觉悟问题,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问题。”

不就是吃一顿饭嘛,何必这样上纲上线!接到信后,我思想转不过弯来。父母除了写信帮助我提高认识外,还告诉了几位哥哥,也写信告诉了部队的领导,大家一起帮助我认识讲排场、摆阔气的坏处。父亲寄来60元钱让我把公家的钱还上。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学习《雷锋日记》,对照反思自己的言行,对这件事有了初步认识,还写了思想汇报寄给在广东的父母。他们看后都很高兴,母亲来信说:“……你爸爸阅后在信上批了一个很大的‘好’字,希望你以更大的进步迎接19岁的生日。”

1973年6月,因北京修建地下铁路,我所在的部队整编后,将我从湖北郧阳调回北京。部队首长知道父亲身体不好,身边没有孩子,我又是最小的儿子,给我几天假回家看看。那天回到家,父亲见到我特别高兴,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我望着父亲清瘦的面庞,心情难以平静。他老人家的头发白了,精神不像以前那样好了。父亲问我什么时候去新单位报到,我说:“部队首长给了几天假,在家休息两天就去报到。”父亲不同意,说:“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也不要休什么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不要!你要听我的话。”第二天我就去新单位报到了。

一天星期六,我正在班里和战友们学习,通信员叫我去连部一下。一进连部,只见父亲的警卫秘书杨新国正在和部队指导员谈话。我感到很惊奇,问什么事情。杨秘书笑着说:“首长想你了,来工地看看你。”“在哪儿呢?”我问。“就在外面车子里。”杨秘书说。我向指导员请了假,回到宿舍换了军装,赶到院子外边,老远就看见父亲坐的红旗牌轿车停在院墙外,司机和警卫员站在车外。我钻进轿车见到父亲,忙说:“爸爸,您怎么来啦?”父亲也很激动地说:“你妈妈又出差啦,我想你啊!”“走吧,我和您回家。”父亲说:“向连队请假了吗?”我说:“放心吧,我请假了。”

坐在车上,我心里很难受。父亲69岁了,身边除了母亲,就是工作人员。母亲在铁路局工作很忙,经常出差。父亲一定感到寂寞,才做出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回到家,他详细地询问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部队的教育和施工情况,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我把自己知道的向他全部道出,父亲听了很满意。第二天早饭后,他郑重地对我说:“你回去吧,好好工作。”我虽然感到不理解,也不情愿,但父亲的话必须照办。

我因私自用父亲的车而挨批

对于我犯的错误,父亲并非每次都能原谅,有时他发起脾气来会让我紧张半天。

1973年9月,中共十大刚结束,父亲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我在离北京市区约30公里远的昌平参加铁道兵教导队集训。因为训练紧张,很久没有回家了。星期六的下午,我请假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回到城里,见到父亲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一晃就到了星期日下午。按照规定,我必须在周日晚饭点名前归队,否则就违反了军纪。我向卜站稳秘书求助,想用父亲的汽车送我一趟。工作人员知道我的难处,请司机李开志送我归队。为了不让父亲知道,汽车停在大门外面。

我头一次因私事使用父亲的专车,还是让父亲知道了,他严厉地批评了工作人员。我再次回家时,父亲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口气相当严厉:“你胆子真不小,竟敢坐我的车!”他还说,“干部子弟不允许有优越感,你把我的话全忘了吗?”望着父亲严肃的面孔,我紧张得手心直出冷汗。我知道自己错了,赶忙向他承认了错误。“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不许坐我的车!”父亲以这句话结束了批评。

几个哥哥从部队回家探亲,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家。有时东西带多了,也是我骑自行车去车站接他们,从未因私事用过父亲的汽车。

国庆节回家还是吃窝窝头

工作之余,我喜欢翻看以前的日记。1974年9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该吃早饭了,我兴致勃勃地坐到餐桌旁。快到国庆节啦,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可是父亲却夹给我一个小窝头,真有些扫兴。在连队经常吃窝头,好不容易回趟家,总该改善一下,怎么还吃窝头?我向父亲摇摇头,母亲也在一边劝我不要吃了。可是父亲不答应,坚持让我吃。没有办法,我只好勉强吃了下去。”

记得那天早饭后天气很好,我乘车陪父亲去紫竹院公园散步,闲聊不一会儿就谈到了早上吃饭的事。父亲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条件好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衣食住行都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但是,怎么能忘记过去呢?在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的军民连树皮都扒下来吃。你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父亲的教导永远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父亲不仅对我要求严格,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他衣着简朴,除了为出国访问置办的几套像样的衣服外,上班就穿铁路制服,平时在家穿粗布衣服。衬衣、睡衣破了,不愿买新的,让母亲补一下再穿。他平时的伙食很简单,炒胡萝卜丝和辣子豆腐是他的最爱。他喜欢吃粗粮,每天一个小窝头。父亲不抽烟,很少喝酒,他要求我们不吸烟,家里几个孩子都是男孩,至今没有一个吸烟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住在东城区煤渣胡同的一个院子里,旁边紧挨着汽车修理厂,时常听到工厂的噪声。房屋破旧了,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维修,父亲始终不同意,一直住到病逝。父亲身患重病后,购买的进补药品都是自己出钱,从不让公家报销。我深深感到,这不仅仅是严格的家风,更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全家起了很大作用,几位哥嫂都继承了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好作风。

病危了还想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74年11月中旬,父亲患肺炎病重住进了位于东单的北京医院。尽管进行了积极的治疗,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父亲以顽强的意志与疾病抗争。为了让我在部队安心工作,他坚持不让身边工作人员将住院的消息告诉我。几个哥哥都不在身边,我一个人从湖北调回北京一年多时间,部队承担着北京地下铁路施工的繁重任务,平时也很少回家看他。

后来,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把父亲生病住院的消息告诉了我,我意识到父亲身边不能没有亲人的照顾,便向部队首长请了假,急忙赶到北京医院。

我推开病房的门,父亲坐在沙发上。我上前一步,立正,向他敬了一个军礼,他略显惊奇地望着我,头慢慢地摇。我端详着他憔悴的面容,脸色略显苍白,眼睛都不能完全睁开了,说话吐字不清晰,语言表达也很困难。见到父亲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在医院治疗期间,父亲经常让我陪他在走廊里散步。他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看着70岁的老父亲心力交瘁的样子,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难受。可他自己全然不顾,经常听广播、看电视,文件一送来就让我读给他听,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发生的事情。只要有空,父亲就叫我去帮助医护人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经常帮助医护人员做事,例如从电梯里装卸氧气瓶,刷洗厕所和浴盆,擦地板,收拾被褥,帮助护士粘药袋、搓棉签,还有煎中药、打开水、退送餐具等。看到有事要做,父亲只要用拐杖一指,我就马上去帮忙。后来慢慢习惯了,不用他的拐杖指,我也能主动找活干。父亲看到后,十分高兴。

1974年11月30日,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那天下午,父亲与前来看望他的老同志宋一平(1917-2005,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我在旁边听着也入了神。

晚上下班后,母亲来医院看望父亲。父亲的情绪仍很激动,大概还在讲着下午的事情,可惜我们无法听懂他的意思。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我们也看不懂。母亲劝他不要着急,慢慢写。铅笔尖折断了,我换了铅笔,重新拿来一张纸,请他把字写大一些。父亲好像听懂了我的意思,不再着急了。铅笔下的字我们看清楚了,原来是“服务”两个字。

我明白了,这正是父亲对我们的一贯要求和希望!父亲是在嘱咐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向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轻声对他说:“我们会这样做的,你放心吧!”父亲也点点头,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抬起头用眼睛看着我。老人家的眼眶湿润了,我的目光又一次被泪水挡住了。

12月1日9时15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0岁。父亲离开了我们,走得这样坦然又这样匆忙。

附注:滕久昕,1951年生,滕代远第五子,1968年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做知青,1970年参军。现为中国铁道博物馆退休干部。

(邮箱:zhouwenji0303@163.com)

(责任编辑: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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