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楠

[摘要]无法谢幕的舞台上演着一场没有结果的人生悲剧，郑川嫦，—朵追寻着爱与希望，却始终缺少爱的滋养，还没来得及绽放就已经凋零的玫瑰，张爱玲精心创作出的一个经典悲剧角色。本文就是对《花凋》中人物郑川嫦的悲剧命运从三个矛盾着手做出简单的诠释。

[关键词]《花凋》；悲剧；矛盾；男权社会；爱

大幕还是落下了，“笑，全世界便与你同笑；哭，你便独自哭”，一朵渴望爱与被爱、追求自由却无人问津的小花，本是花样的青春，还没来得及感受真爱的滋养，还没来及绽放最美的花颜，就已经黯然枯萎，直至凋零，遗落在苍凉的人生悲剧之中，她成了“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一。川嫦慢慢地退出了她的人生舞台，生命如花般凋零，死在了母亲给她买廉价鞋的三星期后。

每次看《花凋》的结局，都会被川嫦这样一个在对爱的憧憬与渴望，对自由生命的追求中逐渐枯萎凋零的悲剧形象震撼到。花，是一切美好生命的象征，而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却走向了凋零的陨落。正如毕飞宇所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出戏有一出戏的命”。她的一生都在渴望着—份真诚美满的爱与自由的人生，可是不论是亲情、爱情，她都没有真正地被爱过。川嫦的人生悲剧是只能以死为代价的残酷现实，其压抑的一生，谱写了一曲反映女性追求爱与自由的艰难的悲歌。她的命运注定是一个悲剧，而这不仅是川嫦个人的悲剧，也是许许多多生活于其中的女性悲剧的缩影，三大矛盾的斗争失败更是使她、她们走向凋零的真正毒药。

一、理想生活与社会现实的矛盾

在中国传统儒家的宗法体制社会里，女性往往被安置在非正统的从属位置里，男性利用社会体制和经济压制等强制性手段充分地支配女性，把女性压入社会的底层，失去了自然天性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物。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权利，这就注定了她们的悲剧命运。川嫦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受奴役、受压抑、不自由、没有权力和没有自我的现实女性的写照。

《花凋》将川嫦放置在以男性为中心和主导的宗法制婚姻家庭制度下，描写了她的“花凋”般的悲惨命运。川嫦所在的民国时期旧上海，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上海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相交织，强固的男权中心主义文化和新兴的女性主义文化开始进行激烈的交锋，尽管“五四”运动掀起了反封建的高潮，但顽固的前辙痕迹仍然存在，封建专制制度，包括封建家长制度、封建婚姻制度等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世界里，幸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换句话，川嫦是被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压迫窒息而死的。

宗法男权社会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除了选择逆来顺受没有任何主导自身命运的权利和力量，长期处于窒息和压抑的社会地位，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被剥夺了做自己的权力，被录剥夸了独立生存的权力，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和思想，找不到自己的言说地位和言说空间，长期处于失语的境地，自然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听从男性的安排。川嫦本想念大学，不慌不忙找个合适的人嫁了，但是这对于她来说只能是梦一场，因为对于郑家来说，“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不能做女店员，女打字员，郑家女儿的唯一出路是做“女结婚员”。本是花一样的青春年华，本应该与相爱的人一起享受爱的滋润，可在她还没来及选择时，川嫦就被安排与章云藩见了面。这就是遗少的女儿们的悲剧：在牢固又封闭的封建宗法制度中，她们摆脱不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在以交易为目的的婚恋中，无论女性如何努力地为自己的归宿争得席位，终避免不了悲尉性的必然结局。郑夫人就是典型的封建传统婚姻下的牺牲品，她可悲、可怜却又可恨。面对无能而堕落的丈夫，囚笼一样的家庭生活，郑夫人想摆脱又无力挣扎，川嫦和她母亲一样，是千千万万个饱受摧残的旧社会传统女性中的一员，生活在宗法父权社会之下，她们的生活中心和命运舞台只有家庭。

女性生存状态的苍凉悲剧是千百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所直接导致的。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曾说：“女人在为男人而活着，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爱的意思就是被爱。竹昀在男权社会，妇女在婚姻中只是作为男人附属品而存在。女人在这个男性中心世界的可悲地位，由习惯而渗透为女性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内化为女性自己的信念，她们仍要依赖男人。正如波伏娃所说，“在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就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世界一。章云藩喜欢女人的旗袍长过脚踝，川嫦就穿了上件特别长的、早已不入时的旗袍，“可是太大的衣服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性，走起路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的地方是人的颤抖，无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颤抖，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极其神秘”，川嫦为赢得章云藩，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去取悦章云藩，主动地去迎合他的审美趣味，也就是“有美的身体，以身体取悦于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取悦于人在统宗法社会里，女性的身体是她们最大的资本，依据男性的喜好才能决定她们是否是“美丽”的，而一旦失去了男性心目中“美丽”的身体，她们也就丧失了步入婚姻殿堂的唯一资本。生病后的川嫦丧失了具有任何“美感”的身体，也失去了她对于这个男权社会的意义，对这场婚姻具有主导权的章云藩抛弃了她，这是她必然的命运。连父亲也拒绝再为她支付医药费，因为她距离男性社会的宗法规范越来越远，那么被宗法男性社会视作怪物也就是必然的—在大街上，川嫦的身体被正统社会认为是怪诞、丑陋的，遭到众人的歧视的她是一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

一场肺病，亲情和爱情两方面都让她极度失望，受不了这痛苦的她觉得自己对于世界只是个拖累，她想尽快地死掉结果了自己。可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社会现实下，连死都变得困难、奢侈—生活程度涨到她的钱买不了安眠药。残酷的社会现实让川嫦欲死却无路，也难怪川嫦会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吧。“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也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折磨，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见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在生命尽头挣扎的川嫦置身于这样一个压抑、冰冷、窒息、充满冲突而无从逃避的铁屋之中，因为被折断了翅膀而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只能在牢笼一样的环境里做无力和绝望的挣扎。她感受到的是这个世界的冷漠、悲凉，没有一个人对她有丝毫的悲悯或者是同情，没有—个人理解她的悲痛、孤独、寂寞与对爱的渴望与憧憬，“到处有人用骇异的眼光望着她，仿佛她是个怪物。”黑暗的现实环境下，所有人都自私地活着，正如马玉娟所说“自觉不自觉地在伤害别人的同时又被深深地伤害着。他们对于他人悲哀的怜悯，不过是戏剧化的，可观赏的；演给他人看，也让自己看，人与人之间没有丝毫的同情。”川嫦在全世界都抛弃她的悲凉中，在男权社会里无助地挣扎，彻底对爱绝望，最终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迅速地枯萎，直至凋零。

川嫦是美丽的，如同花儿一样，她又是娇弱的，需要特别的呵护和自身的成长。然而在男权被绝对强化的宗法社会和婚姻体制下，在层层精神枷锁的压迫下，她只是空洞的容器，其自身的意义是等待男人去填补、供给，被戕害到无比丑怪的地步。“张爱玲决不单纯局限于婚姻伦理道德的探讨，在她创作中表现出的婚恋观具有折浓厚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像一座显微镜，用蒙上悲剧色彩的镜面，扫描出—幅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时代莫可奈何的没落—一^、性的卑微、阴暗，情感的千疮百孔也就从中显露无遗。封建的男权社会，虚伪、无爱，川嫦的死源于她的女性性别，她的死亡显示出儒家女性如何被置于亚文化身份的位置，她的死是因为“吃人”的封建制度啊！

二、人情的冷漠与爱的憧憬的矛盾

“川嫦是一个美丽的稀有的女孩子……十九岁毕业于宏济女中，二十一岁死于肺病。……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

全然不是那么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大家是同声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花凋》的一开始就昭示了川嫦的悲剧命运：这似乎是一座美满的坟墓，然而，全然不是那回事，“美却是悲哀的”：女儿的身体在死后才变得真实美丽，死亡本身反讽了死者生前的悲剧。透过这个墓碑，我们似乎感受到了川嫦所在的那个世界的色彩和温度：白色的，冰凉的，这个墓碑映照着小说中人们生活的世界——虚伪、冷漠、残忍、无爱。

川嫦的父亲郑先生是个封建遗少，是个“穿上短裤子就变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不承认民国，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郑先生害怕嫁女儿将家产耗尽，当川嫦病重时，为了怕传染，不愿到她女儿屋里，即便来了，也还是浓浓喷着雪茄烟，制造了一层防身的烟雾。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郑先生宁可将钱拿来养姨太太，也不愿给川嫦买药。在郑夫人叫他给钱买药时，他说道：“我花钱可得花个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然而他在享乐上却大方至极，在外花天酒地，狂嫖滥赌，在外养姨太太。这样的对比极大地讽刺了他的冷酷无情，人性的冷漠与自私暴露无遗。正如陈莉所说“作为一个父亲，他不仅剥夺了川嫦享受亲情的权利，而且仅留的一点温情也在被金钱量化后，变得薄如蝉翼，轻如鸿毛了。”在川嫦死后，他表面看是怀念死去的女儿，实际是美化自己作为父亲的形象，是一种虚伪的掩饰。

如果说郑先生是一出连演了四十年的闹剧，郑夫人则“是一出冗长单调的悲剧。在这样一位母亲面前，川嫦能得到多少爱呢？郑夫人对于选择女婿很感兴趣，她缺少罗曼蒂克的爱，于是她找男人，找了来做女婿，“她知道这美丽而忧伤的岳母在女婿们的感情上是占点地位的”，当章云藩出现时，郑夫人尽可能地利用这一资源，去给自己做免费检查，去免费买药、看病，这些无一不体现她的自私。更可怕的是，郑夫人担心被发现自己有私房钱，竟然不出钱为女儿买药，在利益的权衡下，郑夫人还是选择了金钱，如此的荒唐，可见在郑夫人心中，金钱远远大于亲情。崇高伟大的母爱此时此刻只剩下了人性的自私和淡漠。

川嫦，在郑家排行老四，是姐妹中最老实的一个，她言语迟陧，天生要被人欺负，面对剧烈的家庭竞争，川嫦的姐姐们不论是相貌还是舌头功夫，都远远在川嫦之上。当着人，她们是勾肩搭背友爱的姊妹，背地里，她们明争暗斗。姐姐们经常为了一件衣料而争吵，尖刻地算计着川嫦，让川嫦穿她们淘汰掉的旧衣服。在这弱肉强食的情形下，川嫦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可怜角色。

在川嫦的家里，没有亲情的温暖，只有自私的人性。除了冷漠自私的亲情，还有不可靠的爱情。川嫦在几次的接触中由最初对章云藩的消极印象而发展到最后以同样的理由爱上了他。然而这个时候川嫦病了，她一天天地瘦了下去，“脸像骨架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就像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大洞。”“我总是等着你的”还言犹在耳，章云藩像所有背信弃义的男人一样，移情别恋爱上了护士余美增。这对川嫦无疑是晴天霹雳。当他带新欢余美增来探望病中的川嫦，遭受病魔折磨的瘦弱的川嫦，再也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余美增不人道的讥讽对病痛之中的川嫦更是致命的。她的肉体彻底垮塌，精神完全崩溃了。这朵可怜的小花，终于在蚀心透骨的绝望中悄然凋零。

亲人无爱，恋人无爱，川嫦置身于一个压抑、冰冷、窒息、缺少爱与尊重的生活中。姐妹的明争暗斗，父母的自私冷漠，亲情的疏离，爱情的背叛，这些冰冷的人心与病痛的折磨一点点蚕食着她的青春，消耗着她的热情，父母和爱人对她没有深切的留恋，郑川嫦的生命急速枯萎着，凄凉地离开人世。这些跟碑文所写的“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完全相反，在这样的环境中，等待川嫦的恐怕也只有死亡了。川嫦在无爱的世界里艰难地生存，绝望地死去，花凋落的声音伴着川嫦的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身边人的冷漠扼杀了一朵本可能会闪耀成长的花朵，让她在孤独与寂寞中慢慢凋谢。这个没点灯的灯塔，她的光亮永远尘封在没有爱的黑暗世界里。

三、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软弱迟钝的个性的矛盾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痛苦并不是由于他的罪恶，而是由于他的某种过失或弱点，因此他的遭遇就会引起我们的同情和怜悯；而他又不是好到极点，而是和我们类似的，因此才会使我们担心自己由于同样的错误或弱点而受到惩罚，因此就产生了清冽的恐惧和不安，突出了个人命运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性在悲剧产生中的推动作用。根据亚里斯多德关于悲剧的阐释，小说中川嫦的悲剧也与她自己有关。

纵观女性运动发展史，女性的权益都是靠女性自己争取来的。要争取这些权益，首先要求女性自己要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权利意识，这是前提条件；其次要求女性敢为获得自己的正当权益，勇敢地去争，如果不敢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即使有再好的想法，也是空想。具有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又敢于争取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自己的主人。

小说的开头说郑川嫦是没点灯的灯塔，这就暗示了无足轻重的川嫦软弱迟钝的个性，她被动地等着别人的安排。身心发育处于停滞状态的她是个典型的旧式女性，没有自立于已，而是把男性当成生命的寄托。这种奴性意识让她不知道去反抗这个黑暗的现实，她始终在寻找自身以外的依靠。因此，她注定是—个留不住爱人的悲剧女子——她从不相信自己是可爱与值得爱的。毕飞宇曾谈到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的关系：“人身上最迷人的东西有两样，—是性格，二是命运，它们深不可测，它们构成了现实与虚构的双重世界。有一句老话我们听到的次数太多了，日：性格即命运。当自我意识有了小小的萌芽，川嫦想拥有一个美好的婚姻。为了赢得章云藩，她使出浑身解数去迎合他的审美趣味，去穿他喜欢的衣服，期望自己可以在婚姻这场人生最重要的交易中获取较好的买卖结果。她一直战兢兢、如履薄冰然而又义无返顾投身于婚姻交易中，自愿成为婚姻交易中的商品，却没想到—场疾病让她失去了嫁人的机会。

“朦胧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要求在现实中又是无法实现的，在这种强烈的愿望和无法实现的现实的反差面前，她们的情感只能外现为焦虑、愁闷、恐惧和压抑。川嫦自患病之后，就变得格外敏感，正值花季的她害怕死亡。她渴望身边的人能给她一点爱，让她拥有希望，能够活着。恋人的抛弃，余美增的讥讽，家人的嫌弃，让她彻底迷失了自己，她从这个视角出发，从自己的感觉出发，不断地对自己说着：“总之，她是个拖累，对于整个世界，她是一个拖累。”她受不了这痛苦。她想早一点结果了她自己。川嫦的软弱与迟钝是令人叹惋的绝望和哀伤，这绝望其实来自女性对男性和男权社会的依赖以及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迷失了自我，她在社会、在家庭中无所适从，找不到自己。她的身上，既没有“五四”狂飙突进的自由精神，也没有三四十年代反封建、反侵略、反压迫的时代呐喊。

从小不为家里喜爱的孩子向来有一种渺小的感觉。然而在她濒临死亡之际，她的自我意识却达到了她一生中的顶峰，她的目光超出了狭小的家庭而触及到整个大的世界。“川嫦本来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但是自从生了病，终日郁郁地自思自想，她的自我观念逐渐膨胀。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对比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成功女性，反观川嫦，其软弱迟钝的个性是造成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性格的软弱与迟钝，不敢抗争，只一味地忍受这现实的压迫，这样直接导致她长期处于悲剧之中却麻木不仁，家庭生活不幸竟不自知，甚至在期待的爱情生活来临，有了自我意识的小小萌芽时却患病而死。她让自己关在一个冷漠封闭的小黑屋里，却没有意识到出去晒晒太阳，吸取改变命运的力量—一人的一辈子，至少要为自己争取过一次。

对于川嫦而言，没有自由的生命和死亡无异。说她被—张社会契约打败也好，由于疾病的缘故也好，缺少爱的关怀也好，没有积极主动抗争也好，死虽然是她的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但通过她的死，作者却在暗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女性的抗争注定是不会成功的，任何自我意识和个人自由的表露都会遭到压抑和扼杀。所以当川嫦的自我意识刚一萌发，试图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时，只能以生命为代价来实现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她的爱情幻想在男权社会的重重禁锢之下终归破灭。另外，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时代进步的标志，这对于旧的束缚女性思想的道德和宗法制度是一种挑战。但是它不仅取决于社会的支持，更需要女性克服自身的弱点，不断取得性格上的成熟。川嫦对摆脱鸟笼般令人窒息的非人生活而拥抱自由生活的热切期待是一种合理的人性，然而她这种内心要求在自身性格的矛盾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只能是以她的死和她的失败而告终。这样使本小说的悲尉性又加深了一层。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嘲曾经有过的生活梦想和期待，已经被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消磨殆尽，曾经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因为现实的无奈已经化作青烟发散空中。川嫦作为旧时代被压迫的女性，最终在悲怆的宿命中凋零、毁灭，是遗少家庭中一个女结婚员的必然结局。她的悲剧不仅是女性的悲剧，而是生命个体在社会规范的制约下，生活空间逐渐萎缩，直至消失的悲剧。以生命为代价，川嫦谱写了一曲为爱而抗争的哀歌。“这个故事里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悲大喜，只有小人物无声的挣扎、无痕的泪水、无奈的哀怨。

理想生活的追求与男权社会压制的矛盾，人情的冷漠与爱的憧憬的矛盾，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软弱迟钝的个性的矛盾，这不同的矛盾展开组合在一起，仿佛不同镜头的变换，构成了川嫦一个渴求爱的温暖却又无力冲出现实樊笼的内心世界。“一个少女短暂的悲剧一生刚刚开始序幕就草草结束了，如同一朵花还未盛开便凋零在冷峭的早春里。她的生命犹如无边旷野里的—抹青烟，有说不尽的凄楚与无奈。”花之凋零，因为没有阳光雨露，没有沃土，没有园丁。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那个腐朽颓败的遗少家庭，这朵花在没有爱与同情的世界里艰难的生存，在独自泪流中软弱地走向枯萎，最终凋落在一个不知名的角落，撇下一片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