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是“均贫富”，而是“降成本”

中国还不算富国，但高成本时代却正在来临。改革不是不要效率，去搞“均贫富”，而是要化解社会的整体“高成本”，以及“高成本承担不公”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无论是资金、人力、土地等要素的成本，还是物业这样的资产价格都出现了大幅上升，它们共同推高了社会的总体成本。但成本其实也是守恒的。一部分人的高成本，也可能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低成本”。在地租分享、税收负担、资金成本等诸多方面，这种失衡的成本分担现状，同样应该被纳入改革议程。

“恶性的高成本”来自何处

上世纪90年代初，40多岁的台商郭台铭来到深圳郊区的龙岗，他登上一块高地，挥了挥手，做出一副画圈的模样。看到当地官员“求资若渴”的表情，以及低得让他心花怒放的地价，他说：“这些土地，我都要！”

但现在，富士康却开始将一些生产部门搬迁印度。和富士康一样，近几年来，关于中国成本走高的现实案例越来越多，企业外迁他国，内迁中西部，或者产业资本干脆逃离实业。而对普通个人而言，高成本的痛感更加直接，除了房价之外，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处在持续的上涨通道之中。

房地产对中国的确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思考所有经济问题都必须以其为出发点。同样，高成本也是如此。

制造业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根本，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成本优势，特别是土地和人力成本。现在，优势不再。制造业真正无法解决的高成本不是土地，而是人力成本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