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小江　谢　鹏

延安时期《抗战的中国丛刊》的史料价值述评*

■戴小江谢鹏

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二——抗战中的中国经济

正确认识历史问题离不开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延安时期出版的《战的中国丛刊”》提供了研究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文献资料。通过回顾这套丛书的出版背景、出版过程，发掘蕴藏在其中的史料价值，有助于提高我们对这套丛书重要性的认识。

一、《战的中国丛刊”》的编辑出版背景

《战的中国丛刊”》是在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展开大学习运动的背景下，为“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而编辑出版的。

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的“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会议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的实际领导地位。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全党要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并把它同夺取抗战的胜利联系起来，为此，毛泽东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2］在毛泽东号召开展的全党学习运动中，有三个主要的学习内容，一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掌握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二是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三是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毛泽东把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作为了解中国具体环境的主要方面，作为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要途径。毛泽东强调：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所以，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必须加以认真研究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把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看作学习和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的基础工作，为此，他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办公室扩大了全国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的订阅规模，达到30多种，这其中既有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报》、《战时生活》、《全民抗战》、《战时青年》等，也有沦陷区的《晨报》、《华北日报》和《实报》等，更有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解放》、《群众》、《新中华报》、《西线》等。毛泽东订阅的这些报纸杂志成为《时事问题丛书》的主要资料来源。1938年冬，毛泽东指示成立隶属于军委办公室的时事问题研究会，负责在公开出版的国内书籍、报纸和杂志中搜集和整理材料，编辑《时事问题丛书》，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发行，为全党同志和根据地军民学习和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提供必需的资料。

时事问题研究会分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中的中国问题4个问题来研究，分别搜集资料，用综合文摘体裁出版参考资料。从1939年夏开始，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开始负责时事问题研究会的工作，陈伯达主抓抗战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毛泽东给陈伯达确定了4个研究课题：“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和“抗战中的经济”。陈伯达做了这4个课题的资料收集工作。这些资料，在1940年分为4册印行，成为《战的中国丛刊”》的其中4集。

二、《战的中国丛刊”》的编辑出版情况

时事问题研究会从1939-1942年公开出版了8本资料丛书，其中日本问题1本《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沦陷区问题1本《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国际问题1本《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中的经济状况》，抗战中的中国问题5本，这5本由时事问题研究会单独编成《战的中国丛刊”》，包括《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军事》和《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后又有《九一八以来的中国》、《抗战中的中国国民党》、《七七以来国内风云录》等作为补编。

时事问题研究会最先出版的是《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在1940年2月出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时，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登载了该书的广告。广告特别言明：篇首有毛泽东同志的序言。这篇序言以《研究沦陷区》的篇名收录在《毛泽东文集》第2卷。毛泽东在序言中说：《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都是研究日本问题和沦陷区问题的第一本书。但遗憾的是以后再没有这两个问题的资料书籍出版，国际问题也只有1本，只有抗战中的中国问题出了5本。

在以《战的中国丛刊”》出版的这5本书中，都有同样的例言，说明在全面抗战3周年之际，时事问题研究会所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大体编成，共有5种，这5种书“所收集的材料，是从抗战前到抗战三周年为止。材料的来源，都和本会出版的其他书籍一样，是国内一切公开的书籍杂志。编者的态度，当然只能是我国从来史家所谓‘有闻必录’的态度，反对杜撰，而既扬善，也不隐恶，以便于研究者获得事实的真相。”［3］这套丛书除《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由解放社出版外，其余4本都由延安抗战书店从1940年12月至翌年2月出齐。

建国后，这套丛书被多次翻印。本文作者手里的这5本书，《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由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于1957年翻印，《抗战中的中国军事》由北京五院校中国革命史教研组在1957年翻印，《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61年翻印，5本书都在孔夫子旧书网购得。

三、《战的中国丛刊”》的史料价值

《战的中国丛刊”》以文献辑录的形式客观地公诸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华的罪恶史实、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以及国民党抗日防共的事实，在延安公开出版后，为一切抗战的干部们全面了解抗战以来中国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真实情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他们研究国统区、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形势，提出我党的抗战政策打下了基础。《战的中国丛刊”》也教育了根据地的军民，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同时，《战的中国丛刊”》由于出版较早，保留了重要的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1931-1940年对日抗战的历史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史料。

1.《战的中国丛刊”》是对1931-1940年抗战9年历史的真实再现

这套丛刊集中反映战时中国的状况，它先从宏观形势《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演变》入手，将1931-1940年抗战9年的形势分为三个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到国内和平建立、从七七抗战到武汉失守、从武汉失守到抗战三周年，使我们首先对1931-1940年对日抗战的情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逐一介绍《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中的中国教育与文化》，从微观方面使我们对经济、政治、军事、教育与文化有具体的了解。以《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为例，该书共520页，有八编。第一编：抗战中的农村；第二编：抗战中的工业；第三编：抗战中的交通事业；第四编：抗战中的对外贸易；第五编：抗战中的金融与币制；第六编：抗战中的财政；第七编：抗战中的物价问题与人民生活；第八编：抗战中新经济生活之模范。书中有大量的数据和表格，如“有关农村损失的一个典型的统计”、“全国银行资本及主要负责人一览表”等等，使经济方面的资料更加丰富和全面。由于丛刊的每个资料都注明来源，像前述“有关农村损失的一个典型的统计”来源于苏澄《敌寇侵略下的我国农村经济》，刊登于《全民抗战》第115期，民国29年3月23日出版［4］；“全国银行资本及主要负责人一览表”是根据《社会经济月报》6卷1期“全国经济主要人员姓名一览”、世界书局出版《财政金融大辞典》、日本出版《上海华商银行之构成与战后动向》等材料编制而成［5］，更增添了丛刊资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确是今天研究1931-1940年对日抗战历史的重要史料。

抗战时期的延安图书馆

2.“抗战的中国丛刊”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真实证明

《抗战中的中国军事》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出马第一功——平型关大捷，称“这个胜利初步稳定了混乱溃败的战局”，“得到了战术上的经验”［6］；记载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争取了几百次战斗的胜利”［7］。该书对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江南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与震动全国的百团大战有大量文献记述，这是对敌后战场成为相持阶段主战场的有力证明。特别是该书用第五编全面展现了东北义勇军的情况，该编介绍了东北6个抗日联军的总指挥、主要活动中心地和对敌战斗情况，详细介绍了杨靖宇领导的第一军、周保忠领导的第五军和王德泰领导的第二军即朝鲜支队的组成和作战情况，这些史料说明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已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此外，《抗战中的中国经济》记述了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经济生活”，特别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的成绩；《抗战中的中国政治》记述了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情况，特别介绍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晋东南村级民主的实例；《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记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情况，特别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的新文化运动，这些史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面对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局面，仍然扎实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敌后根据地成为抗日的模范地区，成为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总之，这套丛刊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最早宣布对日作战和最早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力量；是华北事变后积极倡导并最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导力量；是七七事变后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进步力量；是抗战时期领导敌后战场和根据地人民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毋庸置疑。

3.“抗战的中国丛刊”是对日本侵华罪行的有力证明

时事问题研究会在1940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中全面揭露了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战争暴行与侵略罪恶，该书有一节专门记述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及在南京贩卖毒品等情况。如果说该书着重于揭露日军在沦陷区给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抗战的中国丛刊”则从整体上反映了自九一八以来，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造成的灾难。《抗战中的中国经济》在第一编“抗战中的农村”中，记述了“从九一八后中国耕地的损失及东北人民悲惨的命运”，“1935年5月华北事变后冀东农地的被掠夺”，统计出“困难中农村经济损失”的具体数据。在第二编“在抗战中的工业”中，记述了“九一八后中国工业的灾难”、“困难中工业资源及厂家的损失”。这一编还记述了1937年后上海经济畸形繁荣的状况、原因及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记述了“日寇在东北的奴化教育”、“七七事变后我国教育界的损失及日寇汉奸在沦陷区的奴化教育”，统计出全面抗战三年中大后方各级学校受损的具体数据。该书称高等教育“战前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战事起后迁入后方复课者77校，停课者17校。大学生人数因战事影响，也大为锐减。”［8］“全国共有中等学校3125所，学生409586人。这些中等学校战事一起，多数蒙受影响，停办者为数极众，因此大批的青年学生们都失学了［9］。”“战后受影响最大的初等教育，因为无法迁移后方。……据教部统计战前全国有小学校318633所。战后大减。”［10］日寇在中国不仅烧杀奴役，破坏中国的经济和教育发展，还给中国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度的困难。《抗战中的中国经济》谈到抗战中中国各地物价飞涨，百姓无法生活的困境：“在重庆，每天平均有因饥寒所迫而毙命的死尸，至少有20具。”［11］“抗战的中国丛刊”记载的大量日本侵华罪行的史料，是日本当局无法抵赖的罪证，能为国内外学者深入系统研究二战时期日本侵华的战争罪行提供资料。

4.“抗战的中国丛刊”是对国民党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发挥作用的客观呈现

在全面抗战的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承担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对抗击日军的进攻发挥了主要作用。《抗战中的中国军事》记载了国民党军队进行南口血战、忻口会战、南京作战、鲁南会战、武汉保卫战等激烈战斗的情况，特别介绍了台儿庄胜利的歼敌人数和缴获的武器装备，分析了获得胜利的原因。该书一方面对国民党官兵英勇奋战进行真实再现，如在忻口会战，“我军死伤甚重，尤以郝军长梦龄，刘师长家祺及其以下官长士兵，多壮烈殉国，以是士气旺盛，直有使敌不得越雷池半步之气概”［12］，另一方面也收集了分析国民党虽付出惨重代价但屡遭失利的资料，如“南京保卫战，是不可讳言，遭致了失败；在上海全局抗战发动以后的会战，误用了局部抗战速战速决的战略原则。”［13］在南京失陷后，“如此可痛的退却——互相践踏，淹死江心”，“如此可叹的官员逃亡——看成重要的是私物，公物则听造化，各机关代表争执谁应先逃命。”［14］《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也秉承“既扬善，也不隐恶”的态度，既记述了国民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努力恢复和发展大后方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真实情况，如“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及其经过”、“中国工业的大迁移”、“抗战中内地工业发展的动态”等等、也记载了国民党在大后方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如“抗战中旧制度遗留的农村黑暗面”、“工业发展的政治桎梏”、“目前政治机构的弊端”、“民众运动中的逆流”、“抗战后官方一党教育制度的新设施”等等，特别在“南京失守后，关于党派的问题”这节内容中，选取了国民党御用文人叶青在《扫荡报》上的言论：“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从它们的言论看来，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15］这些史料是国民党抗日防共的真实证据，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国民党在大后方的统治提供了文献基础。

“抗战的中国丛刊”的史料价值已毋须多言，但正如毛泽东《研究沦陷区》中所说的：“这一类的时事问题丛书，仅仅是材料书，它是重要的材料，但仅仅是材料。”［16］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不仅对我们认识历史问题，也对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533）.

[3]抗战中的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例言）.

[4][5][11]抗战中的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39、351、413).

[6][7][12][13][14]抗战中的中国军事 [M].北京：北京五院校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翻印，1957(16、68、18、26、26-27).

[8][9][10]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41、42、44).

[15]抗战中的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172）.

[16]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9）.

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留苏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XKS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