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17日，我和博古一起离开上海。第二天，我们到汕头住了一天，再坐火车到潮州，又坐船到三洋坎，然后坐小船到苏区边界，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临时中央从上海是分了三批走的，第一批是刘少奇，第二批是张闻天，我跟博古是最后走的。

到苏区还不到十天，他们就搞了个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在瑞金开会，指责、批评罗明。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那时，我们很无知，跟着走，对那么大的事也没有好好想想。总之，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什么是保卫苏区。

在瑞金时，我住在总工会。那时根本不懂得军事问题，所以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反面意见。当时听说，共产国际讲毛主席的路线是右倾。但是我觉得，毛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记得有一次在瑞金开会，叶剑英（当时是红军学校校长）、毛主席、任弼时都参加了。毛主席说这次战争要损失3000人，结果真是如此。长驱直入地打不容易。共产国际派来顾问，采取堡垒战术。李德是1933年下半年来的，他是外国人，不懂得中国的实情，又不懂得调查研究。当时，中国的实情是军阀割据，不统一，为什么不能搞红色根据地呢？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

关于这个问题，周總理后来也讲过，我们打不赢就插到敌人后方去，打运动战。毛主席多次讲过，不能拿主力去拼，应该打持久战。那时我还不懂，去问过毛主席。后来在延安时毛主席写了《论持久战》，看后觉得有道理，明白多了。

长征一开始时是大搬家，这个我也有责任，因为我那时搞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