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东辉

【摘要】从作品的人物形象和关汉卿对原型的创造两方面剖析作品主题，《窦娥冤》的悲剧实质是人性悲剧和社会悲剧的交织。

【关键词】《窦娥冤》 悲剧实质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7-0085-01

文学作品是通过其描写的生活和塑造艺术形象来表现主题的。《窦娥冤》的主要戏剧冲突是窦娥与张驴儿、桃杌的冲突。窦娥性格中浓厚的封建意识是封建文化道德塑造而成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命运的逆来顺受、贞节和孝的思想。

一、七岁的窦娥被生父窦天章以四两银子为代价，卖到高利贷者蔡婆婆家做童养媳。但她把这种悲剧遭遇归结为“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这是典型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儒家把知命、畏命、安生立命当作共有的人性要求。这样，命定观念在中国也就影响深远，它让人顺时而处，随遇而安，消蚀了人掌握自身命运的愿望，把人变成了天命的奴隶。

窦娥指责天地昏庸糊涂，说明她承认有天地这样一个神，她临刑前发下的三桩誓愿就是明证。“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在这里，不管老天是糊涂得善恶颠倒、贤愚不分，还是清醒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都统一于窦娥主体意识丧失的精神状态，既然一切皆有命定，皆天数，那么希求脱离人世苦海，只能借助于超现实力量的实现。

二、面对流氓张驴儿父子的逼婚，蔡婆婆无奈只好顺从，而窦娥则坚决不从，这是她倔强个性的闪光，是对自己人格和尊严的维护。在张驴儿诬陷窦娥毒死其父并以此来要挟时，窦娥仍大义凛然地严辞拒绝。因为再嫁对窦娥来说，是奇耻大辱。窦娥自觉抵制正常欲望，从某种程度看，这种贞节观对人性的摧残烈似法场屠戮。

三、关汉卿着力描绘的窦娥性格是孝。在《窦娥冤》第一折里，窦娥虽遭年幼失母、少年离父、青春丧偶等一连串的人生打击，但她想的是“我将这婆待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她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尽孝。宁可冒被杀的危险，也要尽力保护婆婆。在她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她请求绕道走后街，不要走前街，以免被她婆婆看见，这样好减轻她的痛苦，写出悲剧主人公的心地高洁。冤案平反以后，她嘱咐父亲收养她婆婆。她这种善良、孝顺的品格，千载之下令人动容。这样一个温顺的人，却无端地被社会黑暗势力蹂躏而死，悲剧具有了撼动人心的力量。孝是美德，然而过分的孝也是一种人性悲哀，窦娥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便是如此。封建社会，孝与不孝，既是伦理问题，又是法律问题。在古代，一方面通过行政表彰孝，对孝子孝女摇着甜蜜的橄榄枝，另一方面又用刀剑惩处不孝之人，不孝是“十恶不赦”之罪。在教化和屠刀的强制下，孝终于积淀为中国人普遍的伦理精神。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窦娥的形象是按封建文化的形象设计而成的，她严格按照封建礼教要求，压抑个人的正常欲求，只知尽孝，从没想到自己。这是一种人性的悲剧，当然，这也许并非关汉卿原作的本意，她不可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理解人生，可幸的是他按生活本来的样子记下来了，窦娥的形象也就是显得血肉丰满，给后人留下了分析思考的空间。仅仅从人物形象理解悲剧主题是不够的。按照西方新批评派人物罗兰·巴特的理论，读者分析作品的主题不一定是作家的本意。为了进一步探索作品主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作家对原型的改造。

众所周知，关汉卿是以“东海孝妇”为原型创造了窦娥这一文学形象。我们不妨看看关汉卿是如何进行艺术构思，重新诠释这个古老的故事的。“东海孝妇”旨在表明于公断案公平。关汉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着眼点并不仅止于故事的传奇性，而是让孝妇作为悲剧主角，并赋予悲剧深刻的社会内涵，使窦娥的悲剧产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戏剧效果。

首先，窦娥因高利贷而成为童养媳，开始了她人生的悲剧旅程，这是她的第一层悲剧。

其次，窦娥吃官司是由于流氓的无理取闹。与“东海孝妇”中的婆婆自杀而死相比，这样更突出窦娥的“孝”感天动地，强化了戏剧效果。身受流氓的欺凌，是窦娥身上的第二层悲剧。

再看窦娥的第三层悲剧。窦娥天真的相信官府“如明镜、清似水”，情愿与张驴儿见官。残酷的现实教育了她。窦娥捱尽严刑拷打，昏了又醒，醒了又昏，太守就是想屈打成招。只凭口供定案，而且不再复勘，法律野蛮、粗疏于此可见一斑。所以窦娥的一曲“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喷射血泪的呼号是对草菅人命的封建吏治的强烈抗议，也是元代吏治黑暗的真实写照。这样，关汉卿通过对原型的加工，着重表现了善良弱小老百姓与强大黑暗势力之间的冲突，揭示窦娥悲剧的社会根源。

通过对《窦娥冤》悲剧实质的分析，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对扭曲、异化人性的封建文化不进行清理，而单单依靠好皇帝和清官来为民作主，那么，类似窦娥这样的悲剧，还会在中国大地上以生动丰富的形式一次次上演，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