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隆文 刘怀璞

大运河局段枯竭探微

□陈隆文 刘怀璞

已经干涸的京杭大运河济宁市区内河道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首《我的祖国》的词作者是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乔羽先生是山东济宁人，济宁是明清京杭大运河分水的枢纽，从小生活在大运河畔的作者自然是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在作者看来，祖国就像滋养我们成长的这条奔腾的大运河，大运河波涌浪翻，稻香两岸，曾赋予我们生长的力量！乔羽先生笔下的这段运河是元朝初年开挖的，至清末漕运体制终结，这段运河被称为会通河或山东运河，会通河完工以后，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向北在临清与河南卫河相连，向南则与黄河相接，黄河水系与海河水系完成了沟通，明清京杭大运河全线才始告完成。

一、京杭大运河之济宁—淮安段

中国古代漕运的黄金时代过去后，人们发现这条国脉的生命正在走向萎缩——运河里的水正在一天天地减少。例如，《清史稿·河渠志》中记载了清代两江总督琦善在鸦片战争前在京杭大运河考察后上呈给嘉庆皇帝的奏折的内容，在奏折中琦善陈述了自借黄济运以来，京杭运河南段水量减少，河道淤积两岸的情况：

臣抵清江，即赴运河及济运、束清各坝逐加履勘。自借黄济运以来，运河底高一丈数尺，两滩积淤宽厚，中泓如线。向来河面宽三四十丈者，今只宽十丈至五六丈不等，河底深丈五六尺者，今只存水三四尺，并有深不及五寸者。舟只在胶浅，进退俱难。济运坝所蓄湖水虽渐滋长，水头下注不过三寸，未能畅注[1]。

琦善所考察的区域应该是黄河向北的京杭大运河河段，这一段河道由于运河水量减少，不得不借黄行运，黄河泥沙多，黄河入运后，淤积了运河河道。按照清代的营造尺寸，1丈=10尺，1尺=10寸，1寸=10分，而一丈约合今3.2米，一尺合今0.32米，一寸合今0.032米。根据这一数字测算，嘉庆以前运河河面宽三四十丈，合今96～128米，嘉庆以后仅宽十丈至五六丈不等，合今17～32米不等，由此可见河宽尚不及先前的三分之一；运河底深丈五六尺者，合今4.8～5米；至嘉庆以后仅存三四尺，合今1.2～1.3米，还有水深不到五寸的，约合今0.2米，运河的水深也仅剩之前的四分之一左右。由于水量减少，运船难以前行，所以“舟只在在胶浅，进退俱难”。琦善的报告使我们看到，嘉庆年间以后京杭大运河中济宁至淮安这一段河道中，虽然水还可载舟，但较之以往的水运条件显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因主要是水量减少，致使运河上舟船通航越来越困难。京杭大运河的生命危机正在悄悄地逼近！

明代会通河示意图[2]

二、京杭大运河之济宁—卫河段

京杭大运河济宁以南的河段既然已经产生缺水和水源枯竭的危机，那么济宁以北的情况又怎样呢？从济宁向北经大清河（今黄河）的会通河至山东临清与卫河相接，卫河的源头在河南新乡辉县市的百泉湖，百泉湖得名盖因湖底有众多泉眼且不断涌水之故。卫河古称清河，临清就在清河之畔。山东临清以北的京杭大运河利用了卫河的河道，在元明清三代，卫河作为明清京杭大运河的组成部分，被时人称作“江河南北血脉通达要路”。卫河的前身是隋炀帝疏通的永济渠，《隋书·炀帝纪上》载：大业四年（公元 608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3]。蓟城是涿郡郡治所在，位于今北京市老城区西南的西城区一带，在蓟城，有大臣阎毗为隋炀帝监督营造的行宫——临朔宫。临朔宫位于蓟城，即今北京城南凉水河岸边，有学者认为凉水河即是隋代桑干河的故道。隋炀帝首次北巡涿郡就住在临朔宫，而其出发地在江都，即今天大运河上的扬州。《资治通鉴·隋纪》载：大业七年“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度河，入永济渠……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4]。隋炀帝的船队由长江岸边的江都（扬州）向北，经过通济渠，再进入黄河，就可以直入永济渠，之后就可到达涿郡，也就是说隋炀帝自今扬州到北京是一路舟行，现在看来几乎是天方夜谭。但隋唐之际，大运河的水运确实很发达。唐代《元和郡县志·贝州》“永济县（今永济市）”条下记载了永济渠河道的宽度与水深，“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5]。唐尺有大小之分，社会通用的大尺合今36厘米，小尺合30厘米，小尺主要用于宗庙礼仪，因此，记载永济渠河道的宽和深显然应以大尺为准。我们以唐代大尺推算，得出永济渠河道宽61.2米，深8.64米！这一数字说明隋唐时期，永济渠的通航能力与水量、水深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明清之后，在临清以下的卫河仍然通行，并成为京杭大运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京杭大运河卫河段的通航能力和水运条件在明朝末期发生了巨大变化，文献中“卫流遂弱”“粮运阻滞”“灌田分水”等因水量减少而引起的“漕运迟滞”的记载不断增多，特别是从清代嘉庆年间以后，卫河流域的水灾越来越严重，这一时期卫河流域的重大水灾平均每3.5年就会爆发一次，是以往年份的1倍多。貌似水多的水灾实际上是流域内水量在空间和时间分布上不均衡的表现，也预示了河流生命力的萎缩。而其病因则在于流域内生态系统、特别是森林植被被破坏。学术界普遍认为良好的森林植被就像巨大的水库，其作用在于调节江河径流，削减洪峰，森林对洪峰的最大削减量可达50%，而山林中枯枝败叶构成的海绵式储水层更可以涵养水源。据研究，林地在一次连续降雨中可蓄积70～270毫米的水。失去水源涵养的河流必然是水源枯竭，水位暴涨暴落，河道淤塞，最终失去绵延千载的航运之便。

山东临清—河北馆陶间卫河河道

三、京杭大运河局段枯竭的原因

封建社会后期，京杭大运河局段的枯竭与流域内水环境的恶化有着密切关系。以包括卫河在内的整个海河流域为例，自唐至民国，整个流域内的水灾，无论是频次还是空间都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海河流域的水灾唐五代时期平均8.8年一次，宋辽金时期平均每4年一次，元代平均每1.3年一次，明代平均1.4年一次，清代平均每1.03年一次，民国时期1.05年一次。水灾波及空间范围，唐宋时期最多24个州县，元明时期有40至70个州县，清朝和民国时期扩大到80至90甚至100多个州县。而与此相对应，海河流域山区的森林植被正是在这一期间内日渐枯竭。隋唐时期，太行山森林覆盖率在50%，元明之际已由30%降至15%，清代由15%降至5%，民国再降至5%以下[6]。

因此，到清代中期以后，包括卫河在内的整个海河流域的河流水文状况普遍恶化，并出现了连续断流，流域内近4000公里的平原河道基本上全部成为季节性河流。2014年笔者在山东临清—河北馆陶间考察卫河河道，放眼所见，卫河河道早已干涸枯竭，昔日风帆上下的水运干流已踪影全无了。

今天，当我们陶醉于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自豪感中的时候，反思中国大运河因水而兴，因多重原因而局段枯竭的史实，能否给我们心灵以震撼与前瞻性启迪呢？

注释：

[1]赵尔巽等：《清史稿·河渠志》，中华书局，2008年。

[2]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

[3]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 年。

[4]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年。

[5]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

[6]刘洪升：《明清滥伐森林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河北学刊》2005年第 5期。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传媒大学）

[责任编辑 秦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