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

大岛渚的人生并非只有一种色调。当我们总对他超越传统、突破禁忌谈论不休时，就不免生出“常识性”的印象：他就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激情反抗者吧。然而，《我被封杀的抒情》这部自传随笔会告诉你：大岛渚其实很感伤，很抒情。

从《感官世界》《爱之亡灵》到《青春残酷物语》《御法度》，大岛渚实现了暴力的抒情。他探讨异于常人的极致之爱：那些恋人间将爱与性混同的苦闷、暴力剥夺与永恒占有的执狂，爱的献祭与宽恕纤毫毕现。他成为人性观察的敏感“浮标”，总能深刻度量人类难以名状的孤独、哀伤和激情。

《我被封杀的抒情》虽有些意外地绕开对自己电影的评述，但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最大隐秘。这就是大岛渚的风格其实源于对“抒情”的压抑和封存。刚上大学的大岛渚，“只是迷恋坐在这个港口城市的廉价旅馆的一个食堂里伤感的自己而已”。“黯淡而甘美的伤感情绪十分符合我的心境。”然而，“我封杀了那种伤感，至今已经三十年”。

至于为何要封存？大岛渚并未言明。我们却不难从他自述从影经历中窥到端倪。“1954年，我作为副导演进入松竹大船制片厂工作”，“经历过因战争和贫困而饥寒交迫的青年无法拒绝这样一个正当职业。但是，制片厂的副导演是一份受尽屈辱的工作”。当导演原来是迫于生计的误打误撞，他反讽揶揄的语气，竟也有着满腹牢骚的“可爱”。

在大岛渚看来，日本电影导演既非职业，更与艺术家无缘。电影著作权不属于导演，而属于电影公司则是最大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