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妮

《中华大典·法律典》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髓，也为建构现代法治图景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盛世修典”的传统，大型类书的编纂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基本每朝每代都有代表当时历史的大型类书存在，但随着时代发展，有近300年的中国文化古籍未被编入，许多已存在的类书或极久远或已佚失。

1988年，以巴蜀书社为代表的全国18家古籍出版单位负责人提出倡议，包括钱钟书、冯友兰、任继愈、钱学森、季羡林在内的300多位学者联名向国务院呼吁，要求用现代科学方法编纂一部新型类书——《中华大典》。这一提议得到首肯，《中华大典》于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文化出版工程之一。

编纂艰难，《法律典》等率先完成

作为一部中国历代汉文字古籍的新型类书，《中华大典》分为24个典，包含100多个分典，收入2万多种古籍，共8亿多字，字量是《永乐大典》的2倍多，是《古今图书集成》的4倍多，将超过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

然而，由于编纂难度大、资料搜集难、专家力量稀缺等原因，大典出版进度很不理想。2011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中华大典》纳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进行统一管理，解决了大典经费短缺的困难，极大地推动了大典的出版进度。

2016年，整个大典已出版一大半，九个典出齐，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巴蜀书社承接的《法律典》就是其中表率。

《中华大典·法律典》是最早启动的八大典之一，全书共计4200万字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