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林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伟大决策产生的历程进行回顾，以不忘初心，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思想的提出与初步尝试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陆基本确立，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为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此同时也开始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在经过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初步总结中国建设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篇讲话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以这篇讲话为指导思想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要对中国经济体制等方面进行改进。国务院按照中共八大精神，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实行。这实际上就是初步的改革。

1957年2月，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揭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为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关于如何进行改革，当时注意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提出给地方自主权，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所有制等方面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964年6月毛泽东还指出：“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 还强调指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些艰辛的探索，实际上明确地揭示了改革的理论依据、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改革目的等基本问题。

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是主张对外开放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设想要引进外资进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两个多月，1949年12月毛泽东就率代表团出访苏联，谋求同苏联发展互助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关系。中国政府在取得苏联政府的援助，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基础上，也曾设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新中国采取孤立和封锁的政策，使中国实际上不具有对西方国家开放的客观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当时不急于收回香港，就有保留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窗口的目的。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本来就很有限的对外开放受到了严重影响，中国又开始积极突破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同日本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提出改革开放的若干思想，在理论论述、思想宣传、具体实践中做了很多工作。这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确定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做了基础性的尝试。

“文化大革命”期间改革开放的预演

1975年初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受命于危难之际，开始主持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他克服重重困难，根据当时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并在多种场合提出：要全面地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安定团结；加快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整顿企业管理，加强责任制；引进外国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以农业为基础，促进农业现代化；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等具有改革性质的观点。这些观点，当时被收进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中。同时，在实践中大刀阔斧地对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等领域，特别是各级各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取得显著成效。后来，这场整顿虽因复杂原因遭到挫折，但其意义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仍以战略家的眼光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与西方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引进国外新技术、新设备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72年至1973年间，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等，提出了从发达国家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简称“四三”方案）。引进了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等项目。这个方案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到1979年底，这些引进项目绝大部分都建成投产，对加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较大作用。

可以说，“文革”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引进方案，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一种新的尝试，即改革开放的尝试，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预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为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前提。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媒体上批判了林彪、江青集团的谬论，这实际上是为改革开放做舆论准备。在随后的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公布《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正式回归中共领导层，这应该是对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工作的肯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也在多种场合，特别是在197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改革，他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当时中央领导人出国访问，派出若干政府代表团出国考察也让高级领导层大开了眼界，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对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还进行深入讨论，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召开了长达36天的工作会议。与会的二百多名中央领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研究了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改革开放。在会上，陈云就平反冤假错案、经济发展与改革、农业问题等作了重要发言，邓颖超建议与会的中央领导们阅读4份关于对外开放的文件：苏联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与会人员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讲了这样一段让人振聋发聩的话：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样的大声疾呼引起参加会议几乎所有同志的共鸣。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绝大多数随后都参加了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际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篇报告中，邓小平明确地指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他有针对性地指出：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思想还很不解放，机器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和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通过畅所欲言的讨论，人们思想得到统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以这次会议为开端，中国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奋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