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炎丹

工稳安和寓温雅不激不厉见从容
——赏郭畀《七言律诗帖》

□ 高炎丹

元代书法，无论是书法观念、书法实践还是书法教育，均弥漫着浓厚的复古气息。以赵孟为代表倡导的托古改制，改变了南宋以来相对萎靡的书风，使书法回归到正统的帖学范畴——王羲之书法体系。作为元代书坛的领袖人物，赵孟得到朝野上下书法家的崇拜与效仿。其效仿者占据了元代主流书坛，郭畀即是其中的一位。郭畀（1301-1355年），字天锡，号云山，江苏京口（今属镇江）人。精工书画。其所书《七言律诗帖》，11行，共98个字。全诗内容如下：“天仙剪碎赤城霞，妆缀西湖第一花。艳冶似嫌姿淡泊，风流还是影横斜。肯随桃李争春色，甘与松筠伴岁华。认杏辨桃吾不识，可怜流落共天涯。”其后备注有：“吴兴钱舜举画红梅，翰林承旨赵公书坡诗于后，可谓二绝。源巡吏郭畀赋小诗以继之。畀京口人，字天锡”。

这是古代文人书画家的笔墨游戏之作。如文所说，钱舜举画梅，赵孟书苏东坡诗，郭畀在其后题诗。在同一长卷上，诗、书、画交相辉映。郭畀题的是咏梅诗，在诗中，他将梅花与桃、李、杏之花做比较。梅花自性高洁，诗中既有入世的情怀，如“肯随桃李争春色”，又持守不俗，如“甘与松筠伴岁华”。这在历代咏梅诗中较为少见，从中也反映出元代底层文人复杂的内心世界。

就意态而言，郭畀此作与赵书《前后赤壁赋》很接近。本帖字形尚扁，横向取势，工稳安和。作品寓静于动，错落有致，大小、长短参差变化，自然生动。以行楷作为主基调，间杂个别草书。书写过程一板一眼，既有规矩书写又有放逸挥运，不激不厉中见温雅从容。其用笔与赵书相比，强化了重按铺毫，将气力融入其中。因此，线条的力量感明显增强，其墨色华滋有神采。此作虽然篇幅不大，但沉着硬实，有大气象。这反映了郭畀已很好地继承了赵书风格，并在其基础上有所调整，整体方实沉着、温润娴雅。显然是郭畀晚年的佳作。

此作章法对字形组合的处理颇具匠心，体现了郭畀对作品整体的驾驭能力。其一，郭畀注重单个字的内在变化，虽字字独立，然不会有单调呆板之感。细细观之，字的轻重、提按、顿挫、映带、避让、呼应等表现手法运用得很精彩，字的造型丰富而生动。其二，此作善用重笔，并能辅之以较轻的笔调加以调节，故作品多了轻快、轻松、轻灵的意蕴，而不至于太单调沉闷，作品趣味也随之萌生。其三，通过字与字之间避让、俯仰、伸缩、腾挪等方式的安排，使每个字有了姿势。字与字之间产生了衔接与联系，作品松而不散。这种联系，看似无形实则存在。作品很少用实连或牵丝，但从上下笔势上来看，笔在空中“虚连”这一内在气韵仍然存在——连无形而气畅通。其四，行距宽疏，字距疏朗。郭畀注重字与字之间的留白处理，营造了一个静雅的意境。

复古，是元代书法的关键词，体现在对魏晋帖学经典的重新认识和取法上。这个时代的书家，除了吴镇、杨维桢、倪瓒、陆居仁等隐士书家及部分篆隶书家未被影响外，朝野上下追慕赵孟已成风气。可以说，元代是一个人的书法时代，出现了书法史上奇特的现象。元代汉族文人普遍地位低下，无数优秀的文人潜沉于民间，出现优秀文艺在民间的现象。文坛上，元杂剧百花齐放，精彩纷呈，旷古称奇，而主流书坛却出奇地“团结”。书法原本是个人化的艺术行为，此时，却演化为扎堆雷同的社会现象。从中可以看出，元代书坛复古与效仿同在——心存古意，就近效仿。当然，复古有其深层的历史意义。对元代书法而言，做到复古实属不易。如果没有赵孟，复古思潮估计难以发起。复古改变了南宋萎靡的书法风气，将书法观念扭转到正统的轨道上，同时，也为明代书法新篇章的开启奠定了良好的传统基础。

作为赵派书家的第二代，郭畀与同时代的钱良佑、张雨、朱德润、俞和等书家一样，均受其影响，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魏晋书风。他们很好地继承了元代书法的复古思潮，并使之进一步延续发展。可以说，他们是元代书法复古思潮的跟随者和实践者。因此，在评价元代赵派书家的书法时，不能以风格个性特征作为主要标准，而应站在历史的角度，在特殊时代的文化背景下审视。

《七言律诗帖》 元·郭畀行书 纸本 27.2m×40.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