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守先

海东市60后四作家作品评论小辑

郭守先

郭守先，现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海东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高大陆》文化经济季刊主编。著有《天堂之外》《税旅人文》《士人脉象》等。

奉时骋绩：海东文艺推手李永新及其《文穹视野》

上个世纪末，犹太文化学者贺雄飞策划出版了一套震荡文坛的书叫“草原部落”黑马文丛，挖掘出号称“北大三侠”的余杰、摩罗、孔庆东等作家，进入新世纪后又主编出版了“知识分子文存”，使钱理群、朱学勤、秦晖等老牌学者再次走到了时代的前台，在文坛引起了海啸，打破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史的静场，贺雄飞因此被誉为“中国思想第一推手”。见贤思齐，如果盘点一下近二十年来，我们海东文艺的“推手级”人物，笔者私自认为铁进元、毛文斌、李永新可以入围：铁进元以民刊《河湟》为园圃，苦心经营十五载，培育了一大批文艺新秀，桃李满高原；毛文斌以凤山书院为据点，广筹善款，刻立河湟碑林、编撰历史文化丛书，影响深远；李永新顺应“文化强国”号召，身负领衔打造“文化名市”的历史使命，搭建了海东文联所属各协会班子，主编“海东情文艺丛书”“海东文学丛书”，设立“河湟文艺奖”，使海东文学艺术事业的局面为之一新。因此我想推举他们三人为海东近二十年的文艺推手，应该少有人投反对票。李永新与铁进元、毛文斌两位先生不同的是，铁进元与毛文斌是离退休之后、老有所为的自发的民间推手，而李永新是年富力强的自海东建区建市以来的官方选定的首任文艺推手，正因为是官方选定的首任文艺推手，所以他更具有号召力和爆发力，在他的努力下，海东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文艺人才重新集结，散遗民间、自生自灭的文艺之花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从青海省第七届省政府文学艺术奖的获奖情况来看，海东文学艺术的春天已经初显端倪。

《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云：“达则奉时以骋绩”，农学学士毕业的李永新未必读过刘勰的这句话，但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天与其时，人不可不为”的古训。《文穹视野》就是李永新三年来按照市委“全面建设河湟文化走廊，努力打造青海东部文化名市”号召，竭尽全力实施文明素质、文化惠民、文化精品、文化产业、文化研究、文化保护、文化传播、文化人才等八大工程的结晶，文集浸透了他田野调查的汗水和执政为文的心血，是他作为海东官方首任文艺推手最鲜活的见证。作品集集理论性、指导性与实践性为一体，是每一个关注海东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人不可不读的一本书，对其他州市开展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海东文艺官方选定的推手，他在文论中不仅首倡了“海东文化”课题的研究，而且提出了打造“花儿之都”、优化“文化生态”、实施“非遗”传承保护和培育新型文化经济实体等文化工程构想。说起海东的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事业，他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不管是有“湟北诸寺之母”之称的佑宁寺，还是循化街子清真大寺古老的《古兰经》手抄本；不管是李万华用针线缝制起来的慵懒生活，还是雪归对弱势群体不遗余力的烛照，他都能说个一二三。《文穹视野》勘察了文化海东的“基因”、梳理了文化海东的“特征”、提出了文化海东建设的“战略”，处处涌动着《走进海东文艺的春天》的思绪和激情，文因“情信”而辞巧，论因“志足”而晓畅，集中体现了海东一个满腔热忱的文艺工程指挥者的殷切期望和赤子情怀。

在海东文坛这个舞台上，作为文艺推手，三年来李永新一直默默无闻地做着奖掖后进、扶持红花的事业，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给他讲述起“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乐都区小说家秀禾时的激动神情，也看到过他因后进区县文艺人才匮乏而显现出的焦虑和忧患，他没有时间自修和琢磨自己的创作，因此很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看成兄长或领导者，但从李永新前期出版的图书和新近倾力打造的“百草台文丛”来看，李永新是不满足于奉时骋绩以“立功”的，他还想独善其身以“垂文”。

从《文穹视野》呈现出来的人文涵养和思想积淀来看，李永新已经远远超越了“昨日之我”，中国传统文化和河湟地域文化的知识储备已经突破了一个农学学士所能有的极限，承续组织及基层党建研究的文化和文艺研究比他纯情质朴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了更宏阔的气象，只要合理切割光阴，进一步拓宽知识面，假以时日与海东的文艺新秀并立潮头不是没有可能。需要提醒的是，李永新自我突破的难点不在技巧性上，而在思想性上，因为“官方推手”的角色定位决定了李永新文本的济世理路与政治精英管理理念的高度一致性，这势必会影响和遮蔽著述的思想锋芒。不破不立，要想刷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与时代政治同构的建设性特点，奢望李永新能强化著述的反思、追问和批评功能几乎不大可能，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命定的使命和理想，他不可能会因为文朋的劝谏而更易。不过难能可贵的是，李永新有百家争鸣、多元共生的民主意识和宽容精神，他对“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并建设现代价值、形成现代认同、张扬时代精神进而建设共同信仰的文化”有清醒的认知和自觉的倡导，因此李永新规范的文论和严谨的举止并不妨碍和影响海东文学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李永新文艺推手的形象。衷心祝愿李永新在海东文坛这个大舞台上能有更奔放的演出，在人生这趟远足的旅程中能有更豪迈的歌唱。

乡土挽歌：李明华的小说创作与自我期许

李明华的小说以关注小人物、写农村农民生活为主，他用灵巧的笔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湟水流域淳朴、原生的风情画卷，并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插入了许多人性化的情爱故事，得到本土读者的青睐，因之他的小说也成为海东本土杂志的一大看点。在小说中为了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人物的对话和心理描写采用了原汁原味的家乡方言和粗话，如“谝干蛋”“整天价撅着尻子瞎折腾，也脔不饱肚子”“结实得像个尕骡娃儿”“驴日的球松货”等。与此同时，他艺术地插入了大量的青海民歌，从而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地域特色，如：园子里长的是绿韭菜/不要割/就让它绿绿儿地长着/阿哥是阳洼尕妹是水/不要断/就让它清清地淌着。

长篇小说《默默的河》的叙事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它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而且客观地描述了改革开放瓦解农村人治社会的历史，也暴露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财产流失、乡村社会治安差等社会现实问题，并借助新派青年刘海林的自语道出了人治社会必将被法治社会代替的历史必然。尽管在结构故事时逻辑层次有些混乱，但许多具体的章节还是写得比较传神，如：马长存带领村民在雨夜偷窃红坡村荞麦的故事，马长存与郭青兰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等等，而且小说不时有绝妙的环境和心理活动描写，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小说的主人公马长存不忍村民乱砍集体林木的歪风，敲钟召集村民来开“保护林木现场会”，没有一个人来开会时，李明华有这样一段描写：

钢的响音儿消失在台地的上空，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朝霞在远处——湟水流入享堂峡的那个地方涌动着、扑溢着、扩散着，要做一次灿烂辉煌的铺张，然而最终没有成功，可能是个阴天。

马长存无可奈何地呆立在大柳树下，就像一场残酷战争结束之后，士兵们都死光了，剩下的最后一个将军在咀嚼战争的苦难一样。往日敲钟时那种坚定自信、发号施令和充实满足的心理态势全都被一丝丝感慨和惆怅所取代，他觉得整个世界如同那钢轨接头的夹板儿一样冰冷。他呆呆地站着不动，很久很久，任台地上三月的晨风吹起他已经花白了的头发，任一缕缕轻蔑的目光在门缝里窥视着他和他敲了几十年的那口钟。

李明华通过情景交融的环境和心理描写将党支部书记马长存权威瓦解的失落感刻画得淋漓尽致。

李明华的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写得更精致，矛盾冲突更集中，也更具魅力，井石在短篇小说《平常的日子》序言中已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里笔者需要强调的是，他的细节描写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短篇小说《二贵》中有这样一段细节描写：

王二贵戴着一顶被汗水渗透了的灰色的布帽子，阳光下，帽圈儿泛着一层幽幽的白色，那是因为长期不清洗积结的盐分和垢痂。他拉了拉帽檐，拧了一把鼻涕，往地上狠劲儿甩一甩，在鞋帮上抹了一下，蹲下身，两只浑浊的眼睛里明显地流露出几许忧虑，直挺挺地瞅着街上行人的走手，看有没有活主儿。

通过运用戴、拉、拧、甩、抹、蹲、瞅等七个动词，活灵活现了站大脚的农民王二贵的生活境遇和生活陋习。这样的细节举不胜举，笔者认为这是李明华小说赢得读者，取得成功的关键之所在。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中国文坛，在网络影视等媒体竞相争夺读者眼球的当今社会，李明华作品的辐射面可能是有限的，但笔者认为李明华呈现的乡村记忆，在以工业文明为主的社会里藏之愈久，价值愈高。但我们不能因此说李明华的小说没有遗憾。

李明华在《默默的河》扉页作者简介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创作追求：充当农村和农民的代言人。努力走出书斋、郊游、自作多情的写作模式，为正在经历着边缘化以及被知识摒弃的农民阶层，充当忠实的代言人，记录转型期，历史车轮碾过时，车轮下挣扎着发出的一切声音。”我不知道人们怎样理解李明华的这段话，笔者认为这是李明华的自我期许。李明华是农民的儿子，从金榜题名改变个人命运，到关注怜悯弱势群体，再到表达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是很自然的事情。因而笔者私自认为李明华这段话表达了他的“济世”理想，但他目前的创作活动与这段话关系不大。因为“代言”应当是现在进行式，而不应该是过去式，过去了或者社会已经达成共识的事情，“代言”就失去了意义，说某某作家是某某的代言人，不仅他的创作应当与时代同步，而且还应该有前瞻性的思考，要以深厚的学力和无畏的品格做后盾。要想成为农民的代言人，我想应当从农民急需表达，却无法表达、不敢表达的问题入手，通过创作进而引导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社会福利事业逐渐萎缩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因其所依赖的集体经济的消失而名存实亡的问题；由于土地制度原因，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在市场经济中消失的问题；农民国民待遇丧失的问题等等，都应当是我们急需呼吁和代言的。综观李明华的创作，虽然写的都是农民和农村的生活，但大多反映的都是20年前，甚至是50年前的故事，最近的两篇是《二贵》和《打窖》，一个写的是站大脚的二贵在打工中遭遇歧视的故事，一个是写偏僻农村无性婚姻的当事人莲子“借种”的故事，前者虽然有普遍性，但社会早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清醒认识，后者反映的并不是农村和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也不具普遍性。

所以要成为时代或农民的代言人，不仅要找准现象生发的历史、文化和体制根源，还要切准时代和历史发展的脉搏和走向。转型时期，车轮下发出的声音是嘈杂的，文学创作要像鲁迅的《狂人日记》、刘心武的《班主任》那样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标志和起点，成为一个时代或集团的代言人，并对社会形成冲击力，并非易事，但李明华以舍我其谁的狂放，对自己提出了至高的期许，使我们格外感佩，因此笔者衷心地祝愿李明华在将来的创作中能够达到和接近这一高度。

五荤乡土：李成虎及其《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从小说叙事形态上来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采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策略，用李成虎自己的话说，“小说首先要有一个抓人的故事”“立足现实、立足本土、立足大众的目标体现”。因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故事情节饱满丰厚、百转千回，读来亲切感人、扣人心弦，既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立体演进，又有草绳灰线、蛰伏前行的绵密锦织，结合已出版和拟出版的几部作品看势头，他已紧随井石、陈元魁、陈宗基、李明华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实力派河湟乡土作家。如果说井石擅长讲故事，他则擅长写故事；如果井石的小说撩人之处在于幽默风趣的对话，那么李成虎的小说峭拔之处则在于细致入微的事件白描。譬如小说第一章的水渠跑水，马长寿顾不上脱鞋挽裤腿，“咕咚”一下跳进渠里，又总是挖不上一锨好土的情状；第二章的小两口打架，张海燕情急之下抓住马文林要命蛋使劲一捏，马文林倒下的细节；第三章淘金车队伍西行路上，拖拉机断水，大家浇尿发车等情景都写得比较细腻、传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五章大拿事和尕拿事们打牌的心理描写，以及用石头蛋甩打砂娃、逼迫他们挖塌方、钻淘金洞救人的场景刻画，写得波澜起伏，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大拿事和尕拿事们打牌的情节写得慢条斯理、不温不火，而这静谧和惬意后面紧跟着的却是让金把头和读者一起心急火燎的塌方和人命；第三十一章一开始是充满血腥味的、一触即发的金场械斗场面描写，让读者的心提到了嗓门眼上，接下来到了第三小节笔锋一转，又开始叙述西装革履的马文林与妩媚动人的李丹梅在省城小公园里的“花儿”缘，让读者确实享受到了“文似看山不喜平”的绝妙与壮观。

小说与众不同的一大特色是，将470多首河湟“花儿”融入其间，甚至连回目、开场和收尾都用“花儿”的形式，笔者名之曰“李成虎花儿章回体”小说，与井石章回体小说《金梦劫》相比，不仅有古典精粹的话本传承，还有巧借民歌作章回小说韵文的创举，对此诸位同仁都注意到了。更令笔者惊诧的是，他在叙述采金故事的同时，还楔入了众多河湟谚语和歇后语，这于是又成了小说文本的另外一大看点，它们被琳琅满目、应接不暇的“花儿”所遮蔽，可能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第二章引入谚语和歇后语就有25条之多，譬如“房宽不如眼宽，眼宽不如心宽”“二月里人哄地，八月里地哄人”“绵羊过火焰山——往死里逼”“擦粉上吊——太要面子”等等。因此笔者私自认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不仅是“河湟花儿集锦”，还是“河湟谚语和歇后语集锦”，不仅可读性强，还集知识性与资料性为一体，一册在手受用无穷，比单纯欣赏“花儿”、谚语、歇后语等民俗文化大全更直观、更有趣味性。

从小说内蕴价值方面考量，李成虎的小说不是用文字抵抗现实，也不是用卑微的灵魂烛照现实，而是用真切的生命体验呈现现实。小说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河湟草根阶层的生存境况、人格异化、道德坍塌，披露了现实社会生活观和价值观的冲突，提出了“人的伟大在于通向目标的桥梁，还是目标本身？”这一个重大命题。从后记的解读来看李成虎肯定的是“桥梁”，即鸟之恋林不在“林”而在“飞”，鱼之喜河不在“河”而在“游”。从小说反映的情状来看，是“目标本身”。作者的“翻版”马文林，在通向目标的过程中，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牺牲连手李丹梅的肉体以实现“挖掘弘扬民间花儿艺术”这一诗意的目标，就此评论家刘晓林在序言中提出了“实现理想是否一定要以牺牲人性中的善良、真诚作为代价”的疑问，李成虎在后记中也进行了深入的理性阐释。但小说和现实一再呈现的是价值观败北、生活观胜利，虽然获得巨大财富的马文林获得“花儿”歌手大奖赛奖，出版了自己整理的“花儿”集之后，并未因此获得成功的喜悦。但笔者认为李成虎小说提出的这个命题，不能点到为止以“对世间芸众生命的悲悯”“寄托了作者丰富的人生感怀”作结，我们还可以延展。因为这种人生悖论源远流长、无处不在，它不仅表现在草根阶层的生活，还表现在精英阶层的苦闷，它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普遍性。因为在我们这片鼓励“暗斗”，抑制“明争”的土地上，如果你固执地恪守“格正修”训导的操守和品格，你很有可能会与“财富”和“权力”擦肩而过，从而失去“齐治平”的舞台，而忍辱负重、韬光养晦、机关算尽获得“财富”“权力”和“舞台”，你又有可能会失去“格正修”训导的操守和品格，进而丧失自我和尊严。因此李成虎小说提出的这个命题，还有可能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何改良我们安身立命的文化土壤，来进行制度创新和文化提升的问题。笔者想，当有规则的公平“明争”成为可能的时候，藏着掖着的依靠潜规则的难见天光的“暗斗”就会销声匿迹，到那时，当我们再叩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时，可能只有正解和自豪，而没有忐忑和悲凉。

当然李成虎的小说不是没有瑕疵，文章中穿插的“花儿”、谚语以及歇后语也有强拉硬拽“出台”的情况，这种“逼良为娼”的做法，使部分穿插显得突兀和不熨帖，譬如：第四十三章第二小节叙述的是政府派员曹生槐指挥的特警、武警和干警与金把头何元业等持枪金客在三道沟金场僵持斗智的情状，接下来第三小节写的是小说主人公马文林在西宁团结旅社给砂娃们分配金款的事情，在两小节之间李成虎插入了一首风马牛不相及的“花儿”，既不能承上也不能启下：井里打水着绳短了，霜打了腊月的梅了；我俩的好事拆散了，娘老子做主着坏了。另外小说人物都善用谚语和歇后语讲话，无形中造成了“千人一腔”的语境，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有出版急迫、编校粗疏等问题，希望李成虎“大行”也能顾及“小节”。

涛声依旧：桃花塬一个中间代诗人的前现代抒情

著名诗人安琪，曾将生于20世纪60年代，没有参加过“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人，命名为“中间代诗群”，这一命名被诗坛认为“修补了‘第三代诗人’与‘70后诗人’断裂的中国新诗史链条”，但令笔者遗憾的是《中间代诗全集》不全，没有收录一名青海诗人，与安琪成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同学之后，自认为是“中间代诗人”的笔者，也曾产生过编辑《青海中间代诗选》的想法，但由于“批评事业”如火如荼的诱惑，使笔者一直没有能够抽出时间来料理此事。猴年新春来临，民和“桃花塬”诗人彭君吉明约笔者为其即将出版的诗集《河湟涛声》作序，笔者没有翻阅大作便欣然承诺，一方面是因为彭吉明系1964年生人，属于青海中间代诗人，笔者想通过研究他的诗歌为将来介入《青海中间代诗选》做一些必要的前期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笔者在民和“世界母爱圣地•喇家文化旅游专题研讨会”上，曾目睹和聆听过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抑扬顿挫地朗诵个人诗作《大河禹王【组诗】》的情状，有感佩之情在心。

诗集《河湟涛声》集纳了诗人新世纪0年代中期到10年代中期创作的180首诗歌，分为“江河歌吟”（新诗）和“唐韵新声”（古风）两辑（为了使文本主题集中，本文就“古风”一辑存而不论）。按照“中间代诗群”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的说法衡量，彭吉明则无法拽入该诗群，但称其为中间代诗人应该没有问题。从其新诗跌宕起伏、激情澎湃、直抒胸臆的神韵来看，他的诗歌应该归并到前现代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一类。其情，有荡气回肠的家国情、乡土情，也有纯正质朴的亲情和爱情，还有夹杂其间的、歌咏历史和风物的人文情。他的诗歌海量使用排比、对仗、反问等修辞，并借助“啊、呀”等语气助词强化情感，辞浪里奔涌着一股势不可当、震撼人心的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奔跑吧中国》等诗作一排到底、汪洋恣肆，有屈原《天问》和郭沫若《女神》的遗风，适合朗诵。在诗坛迷恋“细节”、推崇“意象”、提倡“零度写作”，把“宏大叙事”“引吭高歌”视为“落伍”和“浅薄”的当下，彭吉明的这种创作必然会遭到“与时俱进”者的一再排阻，要想浮出水面，冲出河湟一定很困难，因此笔者有些担心诗人的远足与发展，但彭吉明不管诗坛吹什么风，他还是我行我素、岿然不动，这使笔者很惊诧。但从彭吉明的诗歌先后步入《中国诗歌》和《星星》诗刊的情况来看，网络时代的中国诗坛还是宽容的，这种坚守还是不会被彻底禁绝。

在“中间代”诗人纷纷向现代主义“意象诗”和后现代主义“口语诗”靠拢的时候，在“中间代”歌手满文军、毛宁、尹相杰相继背弃《懂你》《请让我的情感留在你身边》《中国骨气》之精神，涉毒“窒息”时，彭吉明的诗歌精神和立场“涛声依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想这主要得益于“桃花塬”这片高天厚土。从彭吉明《断章》《无题》等诗征用通感、隐喻等修辞、《神曲“花儿”》《六月六》等化用河湟“花儿”入诗的创作痕迹来判断：蛰居桃花塬的彭吉明，不仅知道“有汉”，还知道有“魏晋”，“桃花塬”究竟不是“桃花源”，让他踮足去摹写云雾缭绕、让读者摸不着“烟锅子”的现代主义“意象诗”，或者俯身迎合潮流、追随后现代主义者，去创作“口语诗”和“下半身”诗歌，也还是一定能有所斩获，但从彭吉明的性情和行姿来看，他还是更愿意持守这种大气磅礴、富有强大正能量的写作。笔者一直认为前现代的抒情诗在“多元共生”的当代诗坛，还是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不仅能有力地证明当代诗坛的“无名”格局，还会用“头脑”和“胸腔”时代遗留的“豪情”和“浩歌”，给“云遮雾罩”的诗坛、给“低迷萎顿”的诗坛，带来振奋人心的清新之气和蓬勃之风。笔者闲聊时曾将“意象诗”称为草书，将“口语诗”称为行书，将“抒情诗”称为楷书，笔者借书法家们的说辞说：如果没有“楷书”的功底，“行书”和“草书”也一定写不好，即使流行也一定很可疑。

白居易说：诗者，根情，苗言，花声，实义。流沙河三柱平台诗论认为：情，心情也，构成诗之魂；智，心智也，构成诗之骨；象，心象也，构成诗之貌。不管是古代的前贤，还是当代的诗家，都认为“情”是为诗之根本，笔者深以为然。纵观彭吉明《河湟涛声》的诗歌创作，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诗人虬龙般出没于桃花塬的硕大“情根”，但实事求是地说要想收获“枝繁叶茂”“万紫千红”，还须在“苗言”“花声”“实义”或者说在“心智”和“心象”上下工夫，还得跳出“桃花塬”的地域限制，在拷问时代“为什么”的同时，还须敢为人先、先时代回答“为什么天空没有苍鹰/为什么你我渴望阳光/为什么星光撒下泪珠/……为什么未来那么遥远/为什么今天这么苍白/为什么诗人那么温和”（彭吉明《为什么》节选），只有准确回答了这些命题，或者说只有真正体悟到乔治·奥威尔和阿道司·赫胥黎曾经担心的事情为什么在我们放歌的这片土地上同时并存，才有可能真正奏响属于河湟和时代的黄钟大吕。祝彭君吉明高歌猛进、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