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院的日子（节选）

2016-08-16韩庆功

青海湖 2016年6期

韩庆功

在鲁院的日子（节选）

韩庆功

韩庆功，现为循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讲师团副团长、文联秘书长、文学协会副主席；海东市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创作散文、诗歌、小说二百多万字。代表著作有《故乡在哪里》。

北京有个以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名字命名的文学院，这在文学界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据说初创鲁迅文学院的灵感来自于苏联高尔基文学院。在我国文学界，一向把鲁院比作当年培养陆军军官的黄埔军校，捉笔书写的人们把能否进入鲁院深造当作文学资历深浅的一种谈资。以前，这个神秘的文学殿堂之门只为少数成名作家打开，一般作者是无缘跨进它的门槛的，有心想进入这座神秘院落的文人们只能从它的门缝往里瞧一眼。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除了少数有影响的作品外，总体上没有出现高山仰止的鸿篇巨著，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在高度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精神激励功能似乎在淡化，传统文学蜷缩在被人们不屑的角落里暗自叹息。社会抱怨文学不争气，文学本身也面临被世俗裹挟的尴尬境地。那么，个性迥异的少数民族文学有没有可能在当代文学场刮起一股旋风呢？中国作协举办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的初衷，也许暗含了这样的期待。不管怎么说，鲁院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打开的这一扇小门，使像我这样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习作者终于有了登高望远的机会。

本来我是不愿去鲁院的，让一个年近五十的人闭门静修一个月，无论如何是件遭罪的事。可是，来循化体验生活的甘肃作家杨永康先生建议我一定要去，他说去了鲁院才能看见你面前矗立的高山不只是那座小小积石山了。先期在鲁院深造的马忠先生和韩原林先生谈起鲁院，也是感慨颇多。原林先生叮嘱我别小看了只有一栋楼房的那座庭院，鲁院的高度不在它的楼层，而在于它通向世界的辽远……

飞机是深夜到达首都机场的，我和同行的三名藏族作家和一名蒙古族作家都担心这时候去鲁院会不会吃闭门羹。半小时后，出租车把我们捎到朝阳区八里庄一条不算宽敞的小道边，司机指着一座不起眼的小院说鲁院到了。

我推门走出车外，站在萧瑟凌厉的寒风中，不禁打了个冷战，猛然感受到午夜京城刺骨的寒冷。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一座白色大门顶上的几个字——鲁迅文学院。我走近门前，试着用生硬的普通话向门里喊话。靠近大门的一间小屋亮了灯光，走出一位穿着大氅的中年人，他打量一眼我们，问道：“是青海的老师们吧？”

我们点头称是。他说我们是最后一批到达的学员，他知道我们深夜到达，所以专等着我们。

他让我们进了值班室，凭身份证登记，然后给每人发一张公寓房卡。我们歉意地谢过，便急匆匆走进那栋看起来有点孤单的楼房。

当我打开属于自己的室门时，迎面扑来一股暖流，浑身的倦意和寒冷顿时被驱散。

北京的高度

来这里参加培训的大多是在文学创作上有一定建树的少数民族作家，我也是带着这样的自信来到北京的。2011年出版了我的散文集，这在边地小城算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觉得自己的文学成就多么高似的，在朋友们的吹捧抬高中真把自己当成了一回事，当我第一眼看见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写作者时，心里有种站在高处的得意。

刚开始，学员们都有一种因不知对方深浅而产生的防范心理，彼此间客气地称呼着老师，纵然是某个地区的文学将才，也不敢轻易露出底子。在大约一周的接触中，才知道这个班里有不少大学老师、报社编辑，也有一些专业作家，真是藏龙卧虎、风云际会。我知道的一位回族女性作家讴阳北方创作的剧本刚刚拍摄成电视剧，即将在央视一套播放；广东壮族作家韦池出版了八部长篇小说；年仅25岁的土家族作家黄挺出版了厚厚一本书籍；跟我一样属于突厥语系的哈萨克族作家肯杰别克出版了七部书，他创作的大型歌舞剧《吾兹纳玛》投资三百万元在乌鲁木齐演出过，他让我看了这台戏的录像，令人震撼；跟我要好的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导师马绍玺先生的诗歌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至于出版过诗集和散文集的作家比比皆是。看到这些同行的创作成就，我的那点自信像秋风里的枯叶，掉落在鲁院深不可测的庭院里。

更让人感慨的是北京的文化高度。

本次培训班安排了十二次授课、三次讨论、三次文学对话、两次社会实践活动。授课老师都是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界很有影响的作家和评论家，他们站在当代文学创作的高峰，俯瞰着一个泱泱大国文学创作的宏观景象，指点着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他们的讲课有时细如发丝，娓娓道来；有时如滔滔江水，风起浪卷。一次次文学讲座让渴望寻求突破的少数民族作家们茅塞顿开，峰回路转。老师们指点迷津的一句话，往往成为解开学员未解之谜的一把钥匙，从此让他们改变创作思路。跟这里所谈论的文学话题一对比，不少学员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或多或少走了弯路。《人民文学》总编施战军老师讲课后，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对宁夏作家杨奉宇先生说，听这一堂课对我已经足够了！

以前我对北京的视觉老是定格在它的政治高度，仰望着共和国政权体系的金字塔顶。这一次我却看到了北京高耸入云的文化塔顶。从授课老师的学术背景能感觉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深厚底蕴，这里几乎汇聚了全国各行各业学术权威，不少专家学者是某一行业学术前沿的领军人物，他们是支撑共和国科技大厦的擎天之柱，是构筑共和国精神大厦的鸿儒巨匠。这里同样汇聚了治国兴邦的政治智慧，从又一个侧面累积了北京的政治文化高度。82岁的李培伦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那天我到牛街去听他的讲座。李教授说中国迎来了难得一见的盛世，他佩服现在的党中央经天纬地的宏图大略。我想，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如此感怀当下的政治风气，的确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北京真是一座大熔炉，生活在这里的学人们追求成功所面临的压力难以想象。在国家机关谋职的基本学历是硕士研究生，然后不停歇地走艰难的学养提升之路，或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出国深造，到三十出头时，至少要出版一部个人专著，到四十岁时成为学有所成的行业专家。我对一位不到三十岁就出版过两部书籍的硕士研究生说，北京生存压力这么大，还不如回到省里当一名大学老师。他说北京的竞争就是他成长的动力，身处没有竞争的环境，会扼杀他追求超越的激情，那简直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班主任谭杰老师说门卫老师傅是名诗歌爱好者，他为了听讲座，宁愿每月只拿一千多元工资，也舍不得离开这里。我这才注意到，教室后排果然有一位虚心听讲的班外学员。

我仰慕北京的学术气氛，那里到处举办讲座，每一场讲座都座无虚席。我到国家图书馆和现代文学馆听讲座时看到了那种翘首静听的场面，这与循化县每次举办培训班时听讲者寥落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小范围的艺术沙龙在北京随处可见，一杯咖啡的意境里也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我应邀到海淀区参加几位哈萨克族作家的聚会，他们谈文学、谈他们敬仰的某位作家的作品。那时我在想，对于有准备的人，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也许会拨动他写成一本书的灵感。一位哈萨克族作家对我说，你要写好你的民族，首先得写好母亲，一个有着优秀母亲的民族一定是了不起的。我至今还在咀嚼着这句话蕴含的深意。

在鲁院听课，两个小时的授课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听得过瘾时，最担心老师抬腕看表，或摸出手机看时间。有几回，学员们要求老师再多讲一点，哪怕延长十分钟也可以。在鲁院，人会莫名其妙地投入到追逐知识的状态里。

相比之下，生活在高原的我们实在是安逸。我们也许有种种压力，但这种压力不是来自于对头脑日渐空瘪的恐惧；我们也许有某种自以为是的成就感，但那样的成就感犹如阳光下的残雪；我们也许有太多的抱怨，但那种抱怨更多的是针对别人，而不是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拷问；我们的思想肯定是饿着的，但我们习惯于崇拜坚硬的物质，欲望的魔爪不费吹灰之力就剥夺了我们理性思维的灵性，僵硬的思想感觉不到对知识的饥渴；我们轻灵的手指在浮华的手机屏幕上触摸太久了，麻木了的手居然拿不动一本沉淀着思想的书籍；在微信群里绑定了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朋友后，我们天真地以为生活会是另一番景象，没想到彼此背对背地丢下一个空荡荡的名字，却从未走进心灵的大门，被一连串熟悉的名字包围着的人们依然摆脱不掉黑夜般笼罩的孤独。

在北京，或者至少在鲁院没有人知道撒拉族，更没有人知道循化，每当问起我的族别和出生地，我总是非常吃力地解释老半天。你抱怨别人也没有用，因为自己不够高大，在强者如林的中国，我们的体量不能让人醒目地感到我们的存在。好多民族都有令人骄傲的文化人物，只要提起一个人的名字，就让人对那个民族心生敬意，而我们翻遍八百年历史，却搜寻不出那样耳熟能详的名字。

于是，我思索着青藏高原的海拔高度与北京的文化高度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距离。

北京的温度

我最担心能不能吃上地道的清真饭，一再确认后才下决心报了鲁院。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院里有专供穆斯林学员吃饭的清真食堂。据院领导说，在安排这次培训班时，鲁院院长吉狄马加一再强调要让穆斯林学员吃好。

专司清真食堂的胡师傅也是当地回族，他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可口的饭菜。此外，还有一支穆斯林志愿者队伍，他们义务为来鲁院的穆斯林学员提供服务。其中王辉大哥最为执著，他说鲁院清真食堂是他们帮忙从大灶分出来的，每期都有二十几个学员在这儿用餐。他挎包里有一个硬皮笔记本，半面页码上写满了每期来鲁院的穆斯林学员的签名和简单的赠语。我写了几句感谢的话语后，也签下了名字。尽管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成不了大器，也许会让王辉大哥失望，但过了黄河，说话办事就不只是自己的事情，后面还关联着一个撒拉族。王大哥说将来他们要建一座穆斯林博物馆，把这些穆斯林作家签了名的笔记本珍藏在博物馆里。他们做事的那份执著劲，令我心悦诚服。

几天之后，作为志愿者发起人之一的《民族文学》编辑石彦伟说周日在牛街有一个讲座，问我去不去？我当然要去，听讲座的机会哪能放过！

那天我跟宁夏的几个回族学员去了牛街，在一个小巷里找到了石彦伟他们办讲座的地儿。他领我们进屋时，讲座已经开始了，不大的房间里座无虚席，都是些穆斯林装束的男女，每个人面前搁着一本厚厚的蓝皮诗集。主持讲座的是同样戴着头巾的一位退休女教师。

今天他们请来了李培伦教授，他讲的也是穆斯林如何做人做事的道理。李教授讲完后，推出他们精心准备的重头戏——诗歌朗诵。我这才明白，桌上的蓝皮诗集是客居新疆的女诗人梅子倾注八年心血完成的一部回族史诗。李教授谈起这本诗集时，对这位本民族女诗人为回族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我随手翻开桌上的诗集，有点羡慕起回族来，一位弱不禁风的女诗人居然能做出这般非同凡响的大事来。

第一个登台朗诵的是石彦伟。他的朗诵我在鲁院举办的才艺展示会上领略过了，那天他和讴阳北方合作朗诵了一首情感饱满得有点发烫的诗歌，诗歌是讴阳北方最得意的作品《天鹅的情歌》。他们的普通话都很到位，加上曼妙的背景音乐，我被他们铿锵有力的声音深深感染了。今天虽然没有背景音乐，但石彦伟的朗诵激情饱满，荡气回肠，足够令人振奋。接着是几位七老八十的男女老者登台朗诵，他们的京腔味很足，一个个朗诵下来，也有那么一点诗的韵味。我身边的一位老者说，朗诵者当中有两个阿訇，这让我惊叹不已。

跟几年前相比，感觉北京已经变得很有柔性了，无论跟谁说话，他们总是以“您”字起头，他们不嫌舌尖上的那点麻烦，唇齿间吐出来的始终是“您”。还有，鲁院里里外外都把我们称作“老师”。“老师”这声称呼是我最想要的，这对我是一份荣耀。我一直以为此生与“老师”无缘，想不到鲁院却让我意外地得到了。我想，这些细节部位生发出来的丝丝暖意就是北京的性格了。

讲座结束后，我在凛冽的寒风中大步流星地走在牛街，想尽快钻进地铁口，甩掉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寒冷。不料，一辆正在往后倒着的出租车屁股挡住了我的路，我刚要绕过出租车时，司机从车窗探出头来，歉意地对我说声对不起，我心头不禁一热，又对北京奖励了几分。

25日晚上，院里让我们到国家大剧院观看歌舞剧《方志敏》。国家大剧院我是向往了很多年的一处胜地，每次路过天安门，总会不由得向那座半圆形建筑投去深情的一瞥，今天终于有机会去感受一下顶级演出给人带来的震撼和愉悦了。

这里的演出此起彼伏，常年不断，同一个时段开演几台节目。北京人真是幸运，只要有时间，每天都能观看适合自己口味的节目。

在青海，至少在循化，我们的生活是缺乏水分的。当我们的生活因干燥而裂缝时，往往用物质去加固，结果，生活的外壳变得越来越生硬，以至于锈迹斑斑，毫无光色。要想让生活充满柔性，就少不了艺术的浸泡。唯有艺术装点的生活，才会湿润而美丽！

看着潮水般涌进大剧院的人流，我无不羡慕地想过，即便隔几月到这儿观看一场演出，生活一定会滋润很多吧！

歌舞剧《方志敏》在今夜首场演出，观众自然会多一些。中场休息时，我到剧场外溜达了一大圈，想从整体上领略一下大剧院的恢弘气势。重回剧场门口时，有一个人冲着服务员歇斯底里地大喊着。我走近前去想看个究竟，他却手指着我说：“方志敏是革命先烈，为了今天的你我，他连命都搭上了，我们北京人敬着他呢！早不演晚不演，为啥偏偏今晚要演这节目？今晚是啥日子？不就是圣诞节吗？满世界不都过平安夜吗？真是瞎了眼了，这不糟践革命先烈吗？”

我一阵发呆。眼前这位看似不起眼的北京人的一席话让我汗颜。说实在的，我心里真没有从一出戏联想到那么远的事情。看来，有些在我们那里挂在嘴边的词语在这里却深入到了骨髓，变成了人们信仰的一部分。

在鲁院，每个人都是单人单间，生活起居十分便利，很适合思考和创作。跟天南地北的作家们交流也是件不能马虎的事。大凡去鲁院的人都有以文会友的愿望，他们在自己的窝里握笔写字的时间久了，难免走入死胡同，如果在此欣逢一位谈得来的高手，肯定会有拨云见雾的获益。

在清真灶用餐的有13位穆斯林学员，有些话题我们在饭桌上聊开。虽都是穆斯林，但来自天南地北的我们仍是恍若隔天，大异其趣。来这里的都是文学同道，有些事不必细言，只要轻轻一点，彼此就能心知肚明。除了在一起吃饭，大家都在疯忙，谁也不会贸然去敲别人的门，更不会无所事事地串门瞎聊。

时间在这里成了要命的东西，谁都舍不得浪费一丁点。王辉大哥和四川甘孜日报社的唐闯已经约我两次了，他们想跟我谈谈撒拉族，可我舍不得分出一点时间给他们，心里真是过意不去。有两次，我跟同伴们出去游玩时，觉得这样浪费时间很不划算，就独自中途返回。只有坐在电脑旁，手指敲击键盘，或手捧一部喜欢看的书籍时，心里才踏实下来。

这使我想起我的家乡。此刻，悠闲的人们会找一处宜人的茶馆，徐徐喝着盖碗茶，聊着天南地北的趣闻轶事，一坐就是老半天，大把大把时间悄悄从身旁溜走时，很少有人想过拽住时间老人的衣袖，让它停留片刻。

北京的雾霾超出我的想象，连近处的高楼也只望见依稀的轮廓，大街上不少人戴着口罩，这时我又对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们心生同情。人类掠夺自然已经到了让自然界发怒的程度，自然界就以这样极端的方式警告着还在贪婪不止的人类。是的，所有的获得都需要付出代价，人类自以为是地依靠笨拙的头脑和可怜的技术而盲目褫夺自然界的后果，注定会引来自然界无情的惩罚。

当我倚窗眺望朦胧中的楼群时，远在循化的海山先生来电话了。他说县里调整了领导干部，并悉数他所听闻的某某人到某某单位当局长的事。要在以前，这绝对是个刺激神经的大话题，不管你身在何处，都会揪住你的心，牵动着你的情绪。可不知为什么，此刻我的心却静如止水，激不起一层涟漪，就像清晨的露珠在草叶上无声地滑过那样，不留下任何痕迹，甚至没有了多问一句的兴致。这种感觉真好，我终于在鲁院超然地面对了这一切。

北京带给人的是多重的视角，用这样的视角去看世界，我们会变得坦然些。

惜别鲁院

从万山之国的福建回到鲁院，有一种到家般的亲切。我忽然意识到所谓家，不止是一院房屋的简单存在，而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小别之后的鲁院之所以如此亲切，是因为这里师生间相敬如宾的情谊所营造的亲如一家的氛围。至少在这一个月里，鲁院成了54名学员共同的家。

结业典礼之前安排了一次联欢晚会，我想这应该是本次培训班的收尾。我和肯杰别克先生在从厦门飞往北京的客机上商量好了，此去一定表达一下对鲁院的谢意。联欢会上正好有这样的机会。我俩正要动身时，其余穆斯林学员都有此意，于是银川的马为民先生替我们向院领导说出了心里话。鲁院领导说：“不要感谢我们，要感谢就感谢党中央，感谢伟大祖国。你们要写出最好的作品，用作品来感谢祖国！”

第二天上午举行结业典礼。

学员们抓住开会前最后一点空隙，留影的留影，祝福的祝福，耳边不时传来“我在漓江等你、我在昆明等你、我在哈尔滨等你”的话。

不知为什么，当我在座位上坐下时，心里竟生出难言的苦楚。我确定这种苦楚的来由是因为留恋这座教室，留恋这里纵横捭阖的讲座，留恋短暂的一月里结交的这些朋友。我心里暗笑，都一把岁数的人了，还这么性情难抑，实在让人笑话。其实有这种感觉的不止是我，我从不少学员的言谈举止里窥测出他们内心的波澜。

我的目光在教室游移着，似是找寻着什么，正好与班长马绍玺目光相遇，他走过来问我：“是明早的航班吧？”

“是的，明晨七点的。”

“那还好，至少今晚可以在一起。”

想起即将到来的别离，好像不忍心失去什么似的，我心里忽然间有种空荡荡的感觉。

刚踏进鲁院大门，县电视台忠明先生发来一条短信：期待韩部长凯旋而归。这样的期待，使我无意中背负了某种使命。短短一个月里我改完了35万字小说初稿，眺望了文学高处的风景，按理说，我在这里得到的已经足够了，可此刻的心情为何变得如此沉重呢？

我仔细捋了捋自己的情绪，此时我并不留恋某个具体的人，而是留恋一个整体。这种抽象的留恋投射着我对鲁院的感恩之情。

上课铃声响起，主持人宣布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期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结业典礼开始，随即响起雄壮的国歌。我不知多少次听唱过国歌，听得多了，耳膜变得麻木了，那声音从耳边毫无知觉地滑过去了。但此时此刻，那激昂的旋律声声叩击着我的心扉，想起昨晚鲁院领导说的话，胸腔里涌动着一股春潮般的激情，那激情升腾起一腔难以自制的豪迈。啊，祖国！此刻您在我心中是如此的清晰！

先是四位学员代表发言，他们才气横溢，情感浓烈，不愧是从中原和江南福地来的文学骄子。来自河北承德的薛梅用极富感染力的普通话撬动着我的心，整个教室安静得似乎能听得见旁边人的呼吸声。我心里甚至暗暗责怪她，干吗这么用情呢？弄得让大伙这般难受！

常务副院长李一鸣用诗一般的语言总结了本次培训班，他深情地说：“鲁院是混尘中的一方净土，是喧嚣中静谧的文学圣地。你们在这里拥抱了高山与大海，指点了江山，三十天的学习与生活永远镶嵌在了你们的人生。聆听这个世界每个角落发出的声音吧，在聆听中擦亮眼睛，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无论你到了哪里，你所在处，便是鲁院。在那山、那水、那林、那社会，在祖国的山山水水间，你们要成为鲁院的化身。”

整个一下午，我都沉浸在某种壮怀激烈的情绪中。

晚饭后，正在打点行囊时，王辉大哥来到门口：“韩老师方不方便到下边合个影啊？”

“没问题的，王大哥。”我爽快答应。

我来到一楼大厅时，那里已有几位穆斯林学员，还有两位跟王辉大哥一起来的志愿者。我们在鲁迅头像前合了影后，王辉大哥问我：

“韩老师打算哪天走啊？”

“是明晨七点的航班。”我说。

“哎呦，那得提前三小时动身。您说好车了吗？”

“还没呢。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啊！”

“别着急，我们派人来接您。”

我和省电视台的完玛多杰是同期航班，他正通过微信联系出租车，没想到王辉大哥如此爽快。不过，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九点钟又给王辉大哥打了电话，他叫我放心睡觉，误不了事的。

打点好行囊，我毫无睡意，拿起一本书，但没看一页又放下。一向持重的我，有点魂不守舍了。

这间小屋跟我相伴了三十天，过了今晚，这里就不再属于我了。我拉上落地窗帘，拧亮写字灯，整齐地摆置上屋内设施，又把房间内的陈设及卫生间清扫了一遍。即便我要离开，也要留下一间整洁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