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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氓形象看女性悲剧命运及反映的“集体无意识”

2016-08-15张健婷

现代交际 2016年14期
关键词:悲剧性形象

张健婷

[摘要]《诗经·卫风·氓》是《诗经》婚恋诗中的重要一首,多数学者将其归入弃妇诗的行列,并因女子遭受男子的抛弃而将氓定性为虚伪、狡诈、薄情、始乱终弃,甚至流氓之辈。本文认为氓的形象和性格特点有个转变的过程,并非一开始就是无情虚伪之辈。女子的单纯痴情、无子也是造成其被弃的可能性原因,女子自身对婚姻的依恋程度和期待要远远高于男性,再加上现实中的一夫多妻同女子理想化中的一夫一妻形成冲突中的困境,这也是女性悲剧性命运的因素。春秋时期的卫国是个开放浪漫、自由奔放的国度,为俊男靓女们彰显青春活力、释放本性提供了舞台,这种先民的“集体无意识”也成为氓抛弃女子的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因素。

[关键词]“氓”形象 悲剧性 集体无意识

[中图分类号]I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4-0082-03

在很多学者的论著中,大都把《诗经·卫风·氓》列为弃妇诗的首篇,与《邶风·谷风》称为弃妇诗的双璧。既然将其列为弃妇诗,是否就真的能说明是氓抛弃了女主人公呢,是否还能就此否定氓的全部人品与价值呢?是否当女子色衰,嫁妆归自己所有后,该男子就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我们往后分析便能知晓。

有的学者将“嗤”解释为敦厚老实的样子,还有的根据后文“匪来贸丝,来即我谋”推断其是商人,又根据商人的本性推断氓更看重的是女子的美貌、能干,带着有利于自身的功利性目的才娶的这位女子。还有学者采用《说文解字》的理解说氓(亡民也)即流氓之民,若果真如此,那么他始乱终弃也是很有可能的。根据后文女子嫁过去后“三岁食贫”,且“靡室老矣”“靡有朝矣”,长年累月地和丈夫过着贫苦生活,可见其为商人也并非一位成功的商人,也从反面反映了氓是一个貌似憨厚,实则心口不一、内心丑陋的人。

那么从文化的角度看,造成不幸结局除了男子的因素外,其实还有女子的痴情与草率以及单纯和幼稚。一般爱得太过痴情,往往会感情用事,缺乏理智。所以将婚姻的悲剧完全推卸到社会和负心汉的身上的说法存在偏颇。多数读者看到《诗经》是以女主人公自述的口吻叙写了其情变经历与深切体验,也诉说了自己错误的爱情和不幸的婚姻生活,女主人公的悔恨悲伤,难过埋怨,至今仍历历在目。读者不免有为之愤懑的情绪,不免带着同情弱者的眼光将斗争矛头指向可能存在“冤屈”的男主公“氓”。如果我们怀着理性审慎的视角,就会看到女主角也会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有选择地叙述被弃的前因后果。

那么本文试图替男主人公“氓”辩解,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氓进行重新审视。

一、正解“氓”形象

在为数众多的解读文字中,《诗经·卫风·氓》中的男主人公,自始至终被定性为虚伪、狡诈、薄情、始乱终弃、背信弃义之徒。有的读者还从阶级属性的角度,将氓的行为上升到阶级压迫的高度,认为“氓是夫权的代理人”,氓和女主人公是从夫妻关系进而变为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反映了男尊女卑的等级社会秩序。那么,笔者认为氓的形象是立体多元的。有从婚前的真情、诚恳到婚后的暴戾、自私、薄情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

至于为何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笔者后面会从男女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和形象两方面来稍作分析,自主的婚恋美好随着婚后各种琐碎无趣随之瓦解。从氓所处的时代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两周时期的婚恋一方面受到礼制的一定约束,另一方面也传承着上古时期的自由风俗,可以概括为“旧礼犹存,新礼已生”。处在这样的过渡时期,而后世学者却将封建时代的纲常观念前移到了氓形成的春秋时代,显然缺乏合理之处。所以笔者认为氓在一开始对女主人公是有真情在的,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二者是可以自由恋爱并走到一起的。

文本中说“氓之嗤嗤,抱布贸斯”,彼此有情才有后面的“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不然女主人公如何快速陷入情网、爱河。从夏天的认识到秋天的“来即我谋”,认识不到一年时间,也没有“良媒”,仅仅只是“尔卜尔筮,体无咎言”,女子出于对男主人公的深情与眷恋,便很快投入其怀抱。这并不符合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古代婚俗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请迎)。因为六礼若按序落实至少需要三年时间,然而女子在认识男子不到一年就答应男子在秋天迎娶自己。也许有人会说我怎么会把封建时代的礼仪风俗提前落实到这里呢?还是因为此时是处在“旧礼犹存,新俗已生”的过渡时期,是自由恋爱和封建习俗观念的相互交织,那么,也就不需要完全按照封建时代婚俗礼仪观,也没有完全依照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

若说男子是喜欢上了女子能干、勤劳又漂亮的话,当然合理,这或许也会成为氓喜欢女子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因为喜欢除了单纯的喜爱外,喜欢某人或许还需要有个理由,也有目的。这不能说其虚伪、狡诈。不然,他会急于在秋天迎娶新娘吗?这也许就是单纯的毫无功利目的的结合。看到《氓》时,我们同情女主人公婚后不幸的遭遇,会将罪恶的矛头全部指向氓,因为同情弱者、受害者也是多数人的心理,正是由于《氓》是以女主人公的口吻哀怨叙述的,缺乏氓的客观材料,难免存在着朝向利己的一面进行“善”的夸张,朝向损它的一面进行“恶”的放大。全诗,除了首尾两次写恋爱时的氓是正面形象外,其余完全是一个虚化的、可以任意描摹的负面形象。信息的缺位,就无从得知氓在家庭生活中到底充当着何种角色,还有男主人公真的会因为女主人公颜老色衰而不再爱她了吗。所以信息的空缺造成了判断的非客观性、不确定性。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根据客观情理推断氓在一开始仍希望和女性能够天长地久,他对女子还是有真情在的。

婚后女主人公虽然操劳,但是心甘情愿,毕竟可以当作对爱人爱的一种表达方式,虽然从现在的文本看,可以感到女主人公为此的愧恨、后悔,回想当初女主人公为男子做出精力上的牺牲时,并未考虑太多,只是默默付出。难道此刻的氓就真如女主所说的那样无所事事,还“士贰其行”“二三其德”。若氓在婚后的确如女主人公所说的那样,氓应该受到抨击;若氓在外面也同样操劳,甚至为了家庭的日子能更富裕些,在外面承受更大的劳苦,还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呢。若是这样,至少就不能将氓定性为“假老实”“假忠诚”。因此,退一步而言,就算氓真的不再爱主人公了,也无法逆推出氓当初对女主人公的情感为虚假的,更无法逆推出氓和女主人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夫权压榨,结合整个《诗经·卫风》来看,二者自由恋爱展现了原属殷商故地的卫国中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欢乐或是忧伤的恋情。

从古至今,由情投意合而结合,因彼此猜忌或失望而分手的夫妻不胜枚举。正如鲁迅短篇小说《伤逝》中塑造的涓生和子君两位主人公,当初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才走到一起,最后还是因为生活的重压消失了爱情的甜蜜,彼此分手,最终涓生走向末路。爱的消逝不见得是因为某一方从一开始就存心欺骗,更多时候,是缺乏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呵护、搀扶,理解、包容。将《氓》放置在《邶风·静女》和《召南·野有死麕》共同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便可以发现《氓》的前两章所表现的恋爱生活和《邶风·静女》《召南·野有死麕》呈现的这种纯净透明的情感并无任何差异。

也只有这样的纯净,才会让《氓》中的女主人公念念不忘,才会反衬出后来的婚姻生活的贫乏,女主人公误以为婚后自己的吃苦耐劳能让男人在婚后对自己爱恋如初,可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女性在两性关系上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所以认知缺乏导致采取自认为对的方式,导致该女子最后决定离开的原因,不仅仅只是从男子氓身上找原因,还应该看女子曾经围绕男子做过哪些事情,甚至在一般人看来的优点,因为使用不当,竟也转化成了缺点,比如该女子的过分痴情、单纯、不爱打扮,等等,是否也会成为被弃的一个因素之一呢?笔者试图探索女主角悲剧性的原因。

二、女主角悲剧性探源

男子抛弃了女子,而对于重情爱丈夫的女子而言,带来的却是巨大的悲痛,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与女子对婚姻的依恋度和期待程度高于男性有关。同时,也与女子自身的性格缺陷有关。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性格缺陷

《氓》可以当作女主人公的爱情幻灭歌、悲泣歌。根据上面分析,不仅仅是氓该为自己的爱情婚姻失败埋单,还有该女子的痴情。“痴”在《说文解字》中释为“不慧也”。《汉语大词典》对“痴”的解释有三点:(1)傻;(2)极度迷恋某人或某一事物;(3)精神失常。综合以上解释,在本文中可将痴情归纳为:痴情是一种不聪明的失去了理智又极度迷恋某人的一种病态行为。《氓》中的“氓之嗤嗤,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从诗中看,这一对男女小时候青梅竹马,婚前还是朋友,又是自由恋爱,有一定的感情基础,按照常理说,他们之间的爱情基础应该比较牢固,然而“氓”抱着布,打着做生意的幌子,笑嘻嘻地登门求婚,女子误以为“贸丝”,然而却不是,女子羞怯而心中又有所属,便愉快地答应该男子的求婚。男子没有好媒人,女子默许并同意了男子通过占卜的方式看二人是否合适,结果也令他们二者满意。女子又担心男子发脾气,便言“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从这两句中,可以发现女主人公犯了痴情和草率的错误,因为她时时刻刻在为男子考虑、着想,固然宽容理解、善解人意是优点,但若使用在不同场合,便会产生不同结果。“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这次约会结束、分别之际,女子送氓到达顿丘这个地方。“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通过这些描述可见女子的情感变化是由氓引起的,由见不到的哭泣到看见后的欣慰,可见女子对男子在婚前时就已经有了一片痴情和爱。女子从怕男子生气就爽快地答应他秋天迎娶自己到后来送别氓到顿丘这个地点,女子在婚前就已经付出了很多。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方付出的越多可能就会在之后的婚姻生活中处于一种劣势、被动地位。展现了女主人公的纯洁善良,但从侧面又反映了女主人公的单纯和幼稚,认为只要热心付出就能收获幸福,还能让男子也真心对待自己。然而,根据女子自叙的事实来看,婚后却被冷遇。

(二)理想化中的一夫一妻与现实中的一夫多妻冲突下的困境

虽然从整首诗中很难看出氓究竟有几个妻子,但是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氓是一个小贵族,为了维护宗法制,防止血族媾合,周礼除了规定同姓不婚的原则,严禁近亲结婚以外,还允许有一夫多妻出现,在男权占主导地位的两周社会,要求男性绝对遵守婚姻中的一夫一妻很难。在男女不平等的旧社会中,男子的主导地位使他们拥有了欺辱、奴役女性的特权,婚姻中的表现即是婚后对女子的欺侮和遗弃。

《卫风》中的弃妇诗很多。况且宗法社会强调传宗接代,这不仅促使贵族们多实行一夫多妻制,如诸侯有媵,卿大夫有姪,士有妾,就是一般平民,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有纳小妾的。《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勤劳、善良,凡家中短缺的,她必“黾勉求之”,邻家有灾难,也要“匍匐救之”。初来夫家时,家境贫困,她与丈夫同甘共苦,经过夫妻俩的辛勤劳作,逐渐富裕起来。而丈夫却变了心,厌弃她,视她为“毒”,并且另有所娶,要将其赶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女主人公内心悲伤不已,苦菜之苦也远远赶不上她的悲苦,真是万念俱灰,痛不欲生。但女主人公仍旧希望丈夫能够回心转意,然而丈夫最终却不予理睬另寻新欢。这就是女子渴望的一夫一妻,希望丈夫无论怎样也要看重这个家,看重自己,别抛弃自己。这和《氓》中的女子有点相像,但《氓》诗中的女子态度更加坚决,有种现代女性平等独立的色彩,然而他们都事与愿违,这除了和风俗有关,也和我们下文所要讲的“集体无意识”紧密相关。

此外,在长久文化的积淀中,女子对婚姻的依恋程度和对美好幸福婚姻的期待指数要远远高于男性,因为结婚后,女性往往将自己大部分精力放在照顾丈夫和孩子上,基于“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男子忙于公务和事业,在对待家庭和恋人的态度上与女子稍有不同,精力上付出也相对较少,那么二者对婚姻幸福的期待指数不同,久而久之,对家庭的依恋程度自是女性较重。

再者,二人最初是自由恋爱而结合,没有礼制的约束固然美好,但相对那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夫妻而言,就缺乏了这个家族伦理制度的保护,于是才有了后来氓的随意和不专心。因为父母在,家族礼教的稳定客观上成了维护夫妻关系和睦的一个重要纽带。

因此,当我们纵观《氓》诗全文时,不能凭借婚后女主人公愤怒的一面之词就放大了对氓缺陷的观照,就把氓的形象从一开始就定性为虚伪、狡诈、薄情和始乱终弃,更不能因为同情弱者心理的驱使就完全相信女主人公自己是十全十美的,限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才造成了悲剧性命运的难以克服。本文就试图从文本本身来客观理性地对男主人公的形象进行分析,也从反面来看造成女主人公悲剧性的种种可能性。

三、先民们的“集体无意识”

借助以上现象和原因,我们再往更深层探究,我们从氓抛弃女子到女子悲痛的呼声感叹自身悲剧性命运中,看到造成女子不幸命运的原因亦或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先民甚至所有名族都共有的集体无意识。该理论基础来自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他在他的“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原型”,并且从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等角度,追根溯源来探讨人类普遍的原始心理结构以及民族情感体验模式,从而深化了对人类自身本质的认识程度。

集体无意识是由遗传保存下来的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潜藏于意识深层的朦胧精神。无意识心理活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作为一种没有被明确察觉的意识,已经深深地刻在人们未意识的大脑皮层中,但是人们会通过外在形式或行动表现出来。

《氓》是《卫风》中的名篇,《卫风》集中展现了春秋卫宣公时期的那种男欢女爱、放浪奢靡的生活面貌。整个《诗经》中写男欢女爱的情诗,不一定全部符合孔子所倡导的“儒家诗教”理论,因为春秋还是属于前面提到的“旧礼犹存,新俗已生”的时期,《氓》中二人由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私定终身却中途分道扬镳。无论是一开始的自由恋爱迎合了社会的风气还是最后的决裂,这都与春秋卫宣公时期的卫国“礼仪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有莫大关系。这种洒脱自在、爱情浪漫飘逸是对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和揭示。

周人原本十分注重礼仪,然而,到了东周,大周天子的同姓诸侯国卫国,竟沦为一个淫乱之邦。从卫宣公开始,之后的几个统治阶级极其荒淫无度,可从《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鄘风·君子偕老》等篇中看到,自此,私奔便成为卫国的时尚,我们姑且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但我们不能受汉代经学家影响就否认每个人内心深处潜藏的生理本能和爱恋情结。因而《氓》中女子因情难自拔而跟氓私奔,也就具有了时代的合理性。文中写“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罔极”是指“没有准则”。女子拿“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来类比女主人公自己的年老色衰,进而推想出氓另寻新欢,看似是合理的推测,但依诗歌本身却无从推出氓另寻新欢。不过我们假想后面,就可能存在两种情况:无论是氓寻到新欢;亦或看重情谊,听到女子的抱怨后也能有所醒悟和改进,二人最终重归于好。这都反映了原属殷商故地的卫国那种天真无邪、无忧无虑、自由奔放、欢乐畅快的精神面貌。还有《卫风·木瓜》中的男女互赠礼物以表深情隽永之恋。

王畿之地受封的郑国,郑国女子在爱情上多热情大胆,如《郑风·萚兮》就是一首短小而优美的情歌,女子在该诗中展现了爱情追求的热情、主动和率直;《郑风·东门之墠》也是女思男的情歌,女子真切地表露了希望男子前来共结良缘的美好愿望;《郑风·野有蔓草》又写情人不期而遇的喜悦。大胆的爱、大胆的恨,情随心愿,无所顾忌,是这个张扬动人的时代的反映。

还有写男女出游踏青盛况的作品。《鄘风·桑中》能够看到男女在劳动中咏起真挚的恋爱情歌;《郑风·出其东门》和《郑风·溱洧》写了少男少女春游踏青、欢乐洋溢的盛会。这都反映了春秋时期男女会合活动的频繁,没有新礼俗的制约,俊男靓女的情愫发自内心,这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不能受经学家的道德说教把先民们追求美好爱情,满足内心需求当作“淫”,这种意识是古今共通、中外无界的,只是有的人将此意识压抑在内心,而有的人表现得比较明显。闹市的婆娑起舞,劳动爱情都展现了这种开放自由、奔放洒脱的先民潜意识,从心理到行动上也开启了我们对生命爱情本身的热爱。

《墨子·明鬼》下提到:“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国风》中的卫国的淇水之畔,郑地的溱、洧,陈地的宛丘之所,为男欢女爱提供了适宜的土壤。邶、鄘、卫诗,音乐柔靡曼妙,充满诱惑力,展现出先民尽情任性、无拘无束的浪漫情怀,这是一种原始野性的张力和率性自适的生存状态。

和当代小说家莫言《红高粱》里面塑造的形象余占鳌:一个土匪地里的痞子英雄,一个热血男儿。能够勇猛机智地抗击日本鬼子又能和“我”奶奶戴凤莲在高粱地里尽情欢爱,本质上他是一个具有原始野性的汉子,而“我”的奶奶戴凤莲也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具有叛逆思想和行动的妇女形象。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红高粱》之所以能够受到中外读者的喜爱,一部分原因便是来自作品揭示和体现的深层国民潜意识,也可以称之为“集体无意识”。这种意识先民有,现代人也有,甚至全世界的人都有。是一代代人遗传保留下来的心里最深处的普遍性精神,生活中没有察觉但是不能否定它的存在,这样的作品带给我们情感的共鸣,好像释放了压抑在内心的某种原始性冲动,因此也就不会像道学家那样对《卫风》甚至《国风》中的其他作品进行肆意曲解和批判。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个体无意识的更深层次,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社会环境和文化历史的因素在心理上的积淀,这个隐藏在人类心灵深处,是一个超越所有文化和意识的共同基底。

以上是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卫风·氓》来看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深层名族共同心理,这个是普遍存在的。那么,集体无意识既成为男子抛弃女子的原因,又是女子自身悲剧性命运的深层原因,甚至通过这个我们也能够解释先民们某些具有共通性的行动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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