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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冯巩的相声小品看我国春晚政治传播的变化

2016-08-15赖文敏中山大学广东广州511400

人间 2016年22期
关键词:冯巩政治国家

赖文敏(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 511400)

从冯巩的相声小品看我国春晚政治传播的变化

赖文敏
(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 511400)

央视春晚在承担艺术和娱乐功能的同时,承载了国家意识形态,33年春晚从一台年终综艺晚会演变为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宣讲仪式。本论文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分析央视春晚中冯巩的相声小品,认为央视春晚通过家、国等政治符号,构建起家国想象,传播了社会的主流文化,最终维护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并提出春晚的变迁反映了我国政治传播的变革。论文通过分析冯巩1986年以来春晚中的相声小品的变化,认为春晚政治传播随着社会转型而逐渐变化——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议题建构,从宣传“有效性”到宣传“正义性”。

政治传播;央视春晚;相声小品;政治宣传

春晚走过30多个年头,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记录着社会生活发展的变化,成为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央视春晚从最初的年终综艺晚会演变成一个宣讲仪式。其中,既有经济与文化的宣讲,更有政治的宣讲,而春晚的巨变也是我国政治传播变革的反映。冯巩在春晚舞台上的关注度虽然不及赵本山,但他是春晚舞台上登台时间最长的演员。从1986年登上春晚舞台至今,他的相声小品陪伴我们度过每一年的春节,除了带给我们无数的欢声笑语,更是一部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因此对于研究我国政治传播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政治传播的定义

政治传播有两种研究视角:一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即国家如何有目的地运用传播手段以博取公众同意,确保政治秩序正常运转。另外一种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将政治传播定义为研究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政治传播所涉及的面很广,所以单从政治学或传播学角度进行界定都不可能是完整的。综合政治传播的定义可以看出,政治传播过程中有三个主要因素,即政府、媒体、公众。政治传播可以看成是这三个要素之间政治信息传播和反馈的过程,我们可以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传播者利用意义符号,通过媒介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信息的行为过程。

在政治传播的视域下分析央视春晚,把央视春晚看作政府与公众之间进行的政治信息传播活动。在春晚的政治传播过程中,表面上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工作人员是政治传播活动的传播者,而事实上,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传媒体制,中央电视台所代表的党和政府才是这项政治传播活动中真正的政治传播者,从春晚中传达的价值观念,是党和政府所积极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春晚的节目内容也是政治传播的内容,因此本文以春晚的节目当中冯巩的相声小品为分析对象,阐述春晚如何实现它的政治传播功能。

二、冯巩的相声小品与政治传播的实现方式——国家事件、社会道德情感、家庭伦理情感

冯巩的相声不仅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冯巩一边谈政治,一边谈经济,一边说着国家大事,一边紧跟商业消费潮流。他的作品,处处充满了这样的矛盾统一。虽然冯巩的相声小品讲的更多是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但经常不经意间将国家大事与商业消费叙事结构嵌入。冯巩爱说顺口溜,内容多是国际国内大事件的梳理,例如美国总统换届,他连说了三次,中国足球队也在台词中多次出现;同时,这些相声小品中鸡毛蒜皮的事大多数也和金钱相关,这又展示出市场逻辑对生活的全面渗透。他的口头禅也离不开钱。“动不动就谈钱,多俗啊”,“你能给我多少钱”,“咱们这感情还拿钱啊”……2011年的小品《还钱》,主题就直接与钱有关。

(一)国家事件。

党和国家形象与宏大叙事渗入春晚舞台,以国家事件为节目素材,国家事件及热点问题往往在当年的相声小品中得到反映,成为了解国家气象变化的一个窗口,更是宣传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一个有效的平台。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的香港澳门回归,再到新世纪的中国入世、申奥成功、神舟飞天等,通过这些精心挑选的重大事件,塑造了一个繁荣昌盛、盛世和谐、民族团结的国家形象,实现构建政治合法性的目的。

冯巩相声小品中涉及的国家事件有两种呈现方式——显性呈现和隐性呈现。举办亚运会、申奥成功、足球出线、中国入世等振奋国人的重大事件都在冯巩的小品中以或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呈现出来。

显性呈现如1991年的相声《亚运之最》,除了题目明确点明是亚运会主题外,整个节目都围绕着1990年北京亚运会这一事件。隐性呈现指节目主题没有直接表现国家事件,但是节目中隐藏了国家事件,比如相声的台词中包含了国家事件的叙述。如相声2000年的相声《旧曲新歌》台词:“说一说中国入关列入发达国家,那WTO机构还挺大”。

(二)社会道德情感。

冯巩的相声小品中,有体现生活的真、善、美,也有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中的假、恶、丑现象;通过揭露社会不良现象、讽刺不道德行为,引起大家对社会上不良现象的注意,引导、制造舆论,打击不正之风,为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风气。而且这种舆论引导功能并非灌输式的,而是在春节大团圆大祥和的氛围下,潜移默化地实现的。

如相声《马路情歌》通过交警与司机互换角色的故事,教育两种不同职业的人之间相互尊重和理解:“谁说警察司机是天敌?其实我们是水和鱼!谁说我们冰与火?我们是蜜蜂和花朵”!春晚的很多相声小品直面社会问题,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住房、三农以及弱势群体问题,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等问题在相声小品中得到反映。正面题材与负面题材都有呈现,通过对正义的颂扬,对不良社会现象的揭露或批判,实现舆论引导的目的。2013年的相声剧《搭把手不孤独》中,郭冬临扮演的出租车司机乐于助人,经常帮助路上抛锚的司机。2010的相声剧《不能让他走》是彭宇案的真实写照,讽刺了帮助被撞老人却被误会是肇事者的社会现象,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三)家庭伦理情感。

冯巩的相声小品中不乏表现家庭伦理题材的,2005的情景相声《笑谈人生》在访谈的过程中表现了母爱,2015年的小品《小棉袄》表现了父女之情;2006的化妆相声《跟着媳妇当保姆》和2012的小品《爱的代驾》表现了夫妻情感;2009相声剧《暖冬》说的是女友出国留学,男友痴心等待,是一个爱情与等待的故事。

在春晚的舞台上,与宏大叙事的节目相比,家庭伦理类的节目更易获得观众的喜爱,因为这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家庭伦理情感主要包括夫妻之情、父母与子女的亲子之情;通过家庭伦理情感的表达,给个体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同时,每个家庭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良好的家庭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和谐。许多节目通过“家”这一形象的建构唤起人们对家的思念并通过这种意象来唤起人们的共同体感,把人们对家的认识和感情引申到“国”的象征上,以此实现维护政治合法性的目的。

如2012的小品《爱的代驾》中牛莉扮演的醉酒女子在过年时思念去美国发展的前夫,冯巩与牛莉的对话充分反映了家国的一体化,对祖国的自豪感的流露既有直白的表露也隐藏在“家”中。如冯巩与牛莉的台词:“纽约有这么祥和吗?这是北京”,“老公总想着出国,以为国外遍地是黄金,结果赶上金融危机……”

三、冯巩相声小品的发展变化与政治传播的变化

80年代的春晚以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是对宏观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但是忽略了个人情感的表达。这一时期的冯巩相声和小品,有的讽刺社会的某些不良现象,有的利用幽默的语言戏谑的讽刺了官僚主义作风。例如冯巩80年代的相声《虎年谈虎》、《求全责备》都是利用生肖来讽刺某些社会现象,而经典相声《五官争功》与《生日祝辞》分别讽刺的是沉迷于争夺名利及说话带官腔的社会现象。

90冯巩相声小品最大的改变之一是加入了时代风貌和主题内涵,国家事件在娱乐化中间接呈现让观众欢笑之后仍能有所思考,有所感悟;许多节目便以新兴事物和热点问题为创作素材,相声小品在艺术之外加入了社会思考和反思,主题内涵丰富的同时许多小品类节目却也出现了一些说教意味。如冯巩1990的相声《无所适从》反映的是人们追求长寿、健康,养生;1994的相声《点子公司》表现的是点子对人们生活、工作的影响。结尾处的总结词“中国老百姓每人出一个点子,国家不知道富成什么样”有强烈的说教意味;1996的相声《明天会更好》讽刺了当时社会出现的崇洋媚外的现象。

冯巩的相声在90年代另外一明显的变化是市场与大众消费开始渗透到节目中,教化功能借助商业化实现。意识形态借助商业活动和流行元素的包装大行其道,受众浑然不觉中接受了被派发的国家意识,从而制造了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某种中华民族的认同。例如,相声《拍卖》、《点子公司》、《办晚会》无不充满商业化的气息。1998的相声《坐享其成》中,围绕拉车与劳务费起的争执充分体现了对利益的追求,但台词中又出现了“学习雷锋与李素丽”这样教化意味的话语。

2000年以来,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春晚舞台上这一时期也越来越多市场、商业和消费的符号,政治宣讲与市场消费在春晚舞台上交相出现。单一价值体系向多元价值体系转变,春晚舞台逐渐代表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如官员领导、演员、农民工、交警、出租车司机等各类群体的形象在冯巩的相声小品中得到凸显。

这一时期冯巩的相声小品,宏大叙事的方式减少,亲民风格叙事方式越来越多,更加注重人物的情感。国家事件仍然在春晚舞台上占据中重要的位置,同时表现社会道德情感和家庭伦理情感的相声小品逐渐增加。如冯巩的小品中,《旧曲新歌》、《台上台下》、《咱村里的事》所反映的仍是中国入世、申奥成功、西部大开发等国家事件,但是,《马路情歌》、《让一让,生活真美好》、《公交协奏曲》、《不能让他走》表现的是社会道德情感,呼吁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信任;《暖冬》、《爱的代驾》、《小棉袄》等反映的是家庭伦理情感中的夫妻之情和亲子之情。

此外,冯巩相声小品变化的背后体现了我国政治宣传的战略转型。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这也决定了该时期以“有效性”为中心的宣传绩效。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级矛盾使得共产党必须调整国家战略。因此,为了消除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的同时出现的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作为新的国家战略,以实现国家的协调发展,由此宣传战略调整为以“正义性”为核心。冯巩的相声就反映了这种政治宣传的战略转型。如1986年的相声《虎年谈虎》中刘伟的台词“在振兴中华的今天,要有虎那种所向披靡的精神,百折不挠的锐气,自强不息的精神。特别是90年代,市场经济建立后,他的相声中更是离不开金钱这个字眼,这充分反映了政治传播话语中对利益的追求,对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的渴望。2002年以后,我国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开始重视,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战略。2000年后,冯巩相声中表现社会道德情感的内容增多即迎合了和谐社会的的主流思想建构。且冯巩的相声中有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如2008年的小品《公交协奏曲》表现的是对农民工群体的歌颂和关注;2006年的《跟着媳妇当保姆》则呼吁城乡关系的和谐,“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主题在春晚中得到彰显。

四、结语

虽说国家意志在春晚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盛世和谐”的思想依然是春晚不变的主题,但是春晚走过33个年头,不止节目内容发生了改变,其反映的是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变化,相声小品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揭示了我国政治传播的变化。冯巩在春晚中的相声小品通过国家事件、社会现象和社会道德情感、家庭伦理情感的表现来彰显国家意识形态色彩及社会生活的变化。从节目的内容、主题和人物塑造等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政治传播变化的脉络:由宏大叙事逐渐变为具体而微的议题建构,由宣传“有效性”向宣传“正义性”转变。

[1]张晓峰,赵鸿燕《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2]政解春晚_大公网[EB/OL].http://news.takungpao.com/special/zjcw/.

[3]卢妍君.试析央视春晚的发展嬗变[D].曲阜师范大学,2014.

[4]张燚.宣传:政党领导的合法性建构[D].复旦大学,2010.

I238.8

A

1671-864X(2016)08-0202-02

赖文敏(1992—),女,汉族,江西省宜春市人,中山大学政治传播硕士研究生,单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政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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