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虹丽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西青 300387）

《金瓶梅》中的婚俗文化透视

段虹丽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西青 300387）

婚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俗的重要内容。明清小说中的婚俗描写展示了小说立体生动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作家对情节的描绘和人物的刻画密切融合，是小说的整体构思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笔者欲通过分析《金瓶梅》中的婚俗描写的特征，揭示其独特的功能。

《金瓶梅》； 婚俗描写；功能

自古以来，宿娼狎妓的行为，既为尊者所讳，也往往为世俗所不齿，更为律令所不容。封建统治者们严禁士大夫、官僚与妓女交往，不可随意进入烟花柳巷之地，更不允许其子孙与妓女乐人结婚，“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仗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罚亦如之。”可见妓女身份地位之贫贱低微，大概此生无光明正大的婚姻可言。但在《金瓶梅》中，作者对官吏狎妓，甚至娶妓为妻妾的现实做了真实的反映。山东提刑所千户西门庆，公然出入青楼妓院，纵淫无度。他“梳笼李桂姐”，“大闹丽春院”，嫖奸吴银儿，淫占郑爱月，在其妻妾群中，卓丢儿、李娇儿皆为青楼娼妓。西门庆的府邸甚至成了妓女的避难所。更有甚者，对从京城出来的巡按御史，西门庆竟然出银雇妓陪宿，这使蔡御史感激不尽，表示日后倘若有一步寸进，“断不敢有辜盛德”。这样的设计描写，折射出统治阶级的腐败淫糜，精神堕落。也可以看出明代中叶后，封建礼法、律令条文对社会已经失去了约束作用。

《金瓶梅》中描写寡妇婚娶场面非常之多，比如西门庆娶潘金莲，娶孟玉楼，娶李瓶儿，李衙内娶孟玉楼等。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寡妇再嫁有损贞名，自南宋至明代中期，理学盛行，寡妇守节被大力提倡，撰修于弘治年间的《明会典》载：“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反之，如果再嫁是没有什么婚礼可言。可《金瓶梅》却完全打破这一常规，描写了孟玉楼两次再嫁，场面都与正常婚礼相差无几，而且看不出作者有任何贬低之意。

西门庆有一妻五妾，对于正室夫人的婚嫁描写一笔带过，但娶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用墨甚多。而这三人中西门庆婚娶孟玉楼时最为上心，非常殷勤，也舍得下血本，再迎娶孟玉楼过程中，婚俗过程最为完备。孟玉楼本来是“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家里颇为富有，“不料他男子汉去贩布，死在外边。他守寡一年多，身边又没子女。”这些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赘笔，而是强调了孟玉楼是正常人家出身，其改嫁也是无奈，合乎情理之事，这也为后面西门庆对她格外上心，愿为求到他礼数周尽，再与后来娶潘金莲时的态度相对比，就更加让孟玉楼再嫁这件事合理合情。第七回“薛媒婆说娶孟三儿，杨姑娘气骂张四舅”，整整一回讲述娶孟玉楼之事。在娶进西门庆家之前，二人未见面，更未有苟且之事，因此和明媒正娶相差无几。西门庆早起，穿戴好，带着礼物由薛媒婆领着，来孟玉楼的前夫嫡亲姑姑杨姑娘家“提亲”，送给杨姑娘“一段尺头，四盒羹果”，外加三十两白银，承诺成亲后再给七十两，这可视为“纳采”，实际上是用金钱买通杨姑娘。第二天又到孟玉楼家“相亲”，送去“锦帕二方，宝钗一对，金戒指六个”，同时西门庆和孟玉楼相互问询了年庚，相当于“问名”和“纳吉”。五月二十四日“送聘礼”，即“纳徵”。六月初二俩人成婚之日，西门庆一顶大轿，四对绛纱灯笼，他小叔杨宗保头上扎着髻儿，穿着青纱，骑在马上，送他嫂子成亲。西门庆答贺了他一匹锦缎，一柄玉绦儿。孟玉楼不光坐着大轿，西门庆还亲自前往迎娶，甚至前夫家还遣人送亲。孟玉楼出嫁后第三天，她的姑姑和两个嫂子来到西门庆家，西门庆送上七十两银子和两匹尺头，即为“谢亲”，现如今也称“回门”。婚礼仪式前后事宜，与古“六礼”相比，非但没有简化，还增加了不少环节礼数。

作为对比，西门庆迎娶潘金莲和李瓶儿就显得格外草率与随意。第九回“西门庆偷娶潘金莲”，潘金莲是西门庆“偷娶”回来的，也没有选吉日，是怕苟且杀人之事被发现，而临时决定的，更没有提亲，下聘礼之类的环节，“当晚就将妇人箱笼，都打发了家去”。“到次日初八，一顶轿子，四个灯笼，妇人换了一身艳色衣服，王婆送亲，玳安跟轿，把妇人抬到家中来”。西门庆并没有去迎亲，只是安排了迎亲的花轿和接送之人。西门庆死后，潘金莲也有再嫁的机会，却被吴月娘发现其与陈经济的淫乱关系，被吴月娘转手卖掉。潘金莲在王婆家失去了人身自由，陈经济要和她见面，必须要征得王婆的同意，王婆则奇货可居，将她变成敛财的工具，开口便要一百两银子，否则免谈。潘金莲也并非无人惦记，陈经济一心想娶她，可惜没钱。庞春梅让周守备将她娶回，也因为价格高没谈拢。就在这时，武松为兄弟报仇杀死了潘金莲。这样一系列婚恋过程描写，处处都要谈及钱财，婚姻成否已然不关乎情，而受制于钱财。而李瓶儿嫁给西门庆时，更是凄惨，“妇人轿子落在大门首，半日没个人出去迎接”，这种完全不成体统的婚礼，衬托出李瓶儿尴尬凄凉的命运。同样是婚俗描写，同样是寡妇再嫁，同样是妾的身份，通过上述不同婚俗的描写，生动而形象的刻画了她们不同的性格和命运，也揭示出权力与金钱交易黑幕，表现出传统婚恋文化的颓势。

《金瓶梅》中刻画了许多对看似“奇怪”的婚姻组合，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吴月娘与药铺老板西门庆，陈洪之子、封建官僚少爷陈经济与西门庆之女大姐，清河守备周秀与庞春梅，这些婚姻组合有悖于传统官宦家庭的娶亲标准，官商联姻成为最“合适”的婚姻组合，成为官商勾结，聚敛财富和权利的一种手段，反映出明中后期社会政治经济，世俗文化的发展状况。

书中婚姻关系成为了金钱利益关系，婚姻悲剧成为女性悲剧，既真实的记录了明中后期的婚俗，也渗入了作者鲜明的审美趣味。极端特别的婚恋人物刻画，使作品成为一部有悖于封建伦理、封建传统文化的“淫书”。作者用冷隽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幅男盗女娼，妻妾勾斗，奴才挟带，乱伦倒错的乱世图。

［1］王平.明清小说婚俗描写的特征及功能—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为中心.东岳论丛.2007.5.（3）.

［2］艾杨柳.金瓶梅的婚恋文化透视. 安徽文学.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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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864X（2016）08-0237-01

段虹丽（1991—），女，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