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治君

（电子科技大学，四川 成都 611731）

浅析川陕苏区的妇女解放

周治君

（电子科技大学，四川 成都 611731）

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在近现代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川陕苏区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颁布了各种政策法令，并成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组织，揭开了川陕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

川陕苏区；妇女；解放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从陕南越过秦岭和大巴山进入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斯大林曾说：“在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①在川陕苏区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妇女解放运动也展开得如火如荼。

一、川陕苏区建立前妇女处境恶劣

红四军入川前，军阀连年混战，当地妇女不仅被反动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捆绑，还被“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所束缚。当时的川陕边区，男人大多抽鸦片劳动力弱，年轻力壮的都被拉夫充军了，因此，妇女除了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还要充当生产力。［1］川北地区广泛流传的“只有男州，没有女县”言论也反映了当地妇女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的事实，“更说不上集会、结社、言论、选举和被选举权，离婚、结婚等生活史，政治上的自由了。”②当时，川陕边区还有抱童养媳的旧俗，这些童养媳比普通妇女命运更加凄惨，不仅要洗衣煮饭砍柴挑水喂猪喂牛，还时常遭打骂挨饿受冻，据徐向前同志回忆：“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被切开小腿肚子塞进盐巴折磨，有的被捆起来扔进河里淹死。”③许多童养媳不堪压力通过上吊、服毒、跳崖等方式自杀。川陕边区的妇女在这样的封建旧制的统治之下，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非人的生活。因此，她们渴望通过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2］

二、苏区建立后妇女们迎来命运的改变

川陕苏区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妇女工作。川陕省委为使当地妇女尽快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决定执行在中央苏区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强调婚姻自由的原则。1934年，党和苏区对婚姻条例进行修改补充，废除包办婚姻、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制。［3］当地妇女从男权社会中渐渐抽离出来，享受与男子平等的婚姻权利。毛泽东曾经说过：“这种民主的婚姻制度，打破了中国四千年束缚人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胜利之一。”④同时，川陕省委还颁布《妇女斗争纲领》，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⑤，同时规定妇女有参加一切社会团体的权利。

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川陕省委积极动员妇女参与政权建设，选拔了许多优秀妇女进入各级政权机构。在党的组织系统中，省委、道委、县委、区委均设有妇女部；乡村支部有妇女干事。在乡以下成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村设有妇女协会会员小组，小组又设有不脱离生产的洗衣队、慰劳队、缝纫队等。川陕省委通过这种方式领导劳动妇女参加土地革命斗争，在最大的限度内发展她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组织她们拥护苏维埃和红军，她们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改良了自己的生活。

此外，提高妇女文化教育水平也是川陕省委的一项重要工作。1934年川陕省委设立妇女学校，培养了数百个与群众有联系的地方妇女干部。⑥川陕省委还设立社会文化局，专门指导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工作，组织了读报会、识字班等，为提高妇女和群众的文化水平及思想觉悟提供了平台。

三、解放后的妇女们积极投身革命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以及红军战争的不断胜利，川陕苏区的妇女们得到解放后深刻认识到，只有靠中国共产党她们才可能实现自由和平等，所以她们承担了当时扩红的大量任务。除了自身参加红军，她们还鼓励家人参加红军。当时，妻送夫、母送子、姐送妹去参军的情形比比皆是。［5］除了协助扩红，川陕苏区的妇女们还从各方面支援红军工作，有的妇女在后方加入担架队、洗衣队等，有的连夜赶制棉衣、棉袜，还有的在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下，担着粮食、蔬菜、鸡蛋等，到附近的驻军和医院慰问伤员。［6］

反六路围攻时，后方各部门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大批妇女干部也撤退到中心区，为满足妇女保卫革命果实的愿望，便成立了妇女独立团，她们一边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一边学习军事和练兵。张琴秋同志后来回忆“妇女独立团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像个革命军人一样，坚决执行命令，遵守部队纪律，搞好群众关系。她们对革命事业贡献很大。”⑦

红军入川，使川陕边区妇女们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深受封建剥削和压迫，她们参与革命的决心一般人更坚定，革命热情也更高涨。在川陕苏区存在的2年多时间内，她们为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历史的长河始终奔腾不息，但是她们的事迹将被后人永远铭记。这也提醒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更应引起对妇女工作的重视，只有把妇女工作做好了，才能让她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自身的最大潜力。

注释：

①《庆祝国际妇女节》，《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卷第43页。

②林超：《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1页。

③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页。

④《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1册，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页。

⑤《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81页。

⑥《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第319页。

⑦《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第478页。

［1］林超，温贤美.川陕革命根据地史［M］.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220.

［2］林超.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382.

［3］陈雪涛.川陕苏区的妇女解放与妇女歌谣［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4（4）：19-24.

［4］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194.

［5］马建堂，刘长江.川陕苏区时期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82-85.

［6］中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通江苏维埃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98.

K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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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864X（2016）08-0039-01

周治君（1992-），女，汉族，四川自贡人，学生，法学硕士，单位：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