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通常两种人能够取得成功，一种把成功当成追求，另一种被生存逼迫，不成功就成仁。剩下的那些人，大多只能碌碌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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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生存是一个人首先要面对的事情。

还记得自己刚到深圳的那段日子，让我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生存。

因为母亲的关系，大学毕业之后，我放弃了外资公司的工作，到母亲的公司帮忙。所谓的公司，其实就是皮包公司。母亲还有她的几个带着发财梦来到深圳的亲戚，在深圳的一栋民房里每天忙忙碌碌，和形形色色的人碰面。用母亲的话来说：“生意就是这样碰出来、谈出来的。”

母亲在我4岁时，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然后在我18岁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对于少女时期的我来说，母亲是一个神秘而又亲密的人物。于是当她说“希望你大学毕业之后，能够到深圳帮忙”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去了。

记得当时我的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他总是这样，每当我要决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什么也不说，即使之后我碰得头破血流地站在他面前，他还是什么都不说。

2

接下来的日子，慢慢让我明白生活的艰难。在我租住房子的对面，是一些来自湖南的打工妹的集体宿舍。每天到了饭点，都会看到她们很多人端着一碗饭，就着一瓶辣椒酱，津津有味地吃着。

我们的生活也不富裕。我发现，母亲什么生意都做，只要能够赚到钱，哪怕只是一点点。虽然请别人吃饭的时候，她总是抢着埋单，但是在家里面，每顿饭总是节省到只有一个素菜、一个荤菜。不过母亲是那种哪怕口袋里只有2元钱，也要在别人面前装得像一个百万富翁那样豪爽的人。

母亲经常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于是房东就会来找我要房租。她的这些亲戚每天都要开饭。曾经有一天，我的口袋里只剩下2元钱，看着他们，看着这个地方，我真的想哭。因为我不知道，这2元钱用完，明天如何生活下去。

还有一次，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拖来100箱饮料，从东北运到了深圳，而她自己不知去向。我手忙脚乱地找了一个仓库把这些饮料存放起来，但是开始为仓储费发愁。

面对这一大堆连我都没有听说过名字的饮料，我和同学一起，推着自行车，开始一家店一家店地推销。求人真的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要面对别人毫不留情的拒绝，或者是那种干脆不愿搭理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还好那个时候年轻，能够承受这些东西，如果是现在，我真的很难想象自己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很快发现，我和母亲的价值观、生存方式实在有太大的区别。母亲总是拿一些她身边的年轻女孩给我举例：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港商。在母亲的眼里，钱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也不要和钱过不去，因为只有有足够的钱才能生存。

但是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如果真的爱上一个人，那个人很有钱，倒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如果只是为了钱却并不值得。

3

我们闹翻了，从此我和她断了来往，在深圳从头开始。

为了生活，开始的几个月，我什么工作都做过：酒店服务员、仓库管理员、国有企业中每天闲着没有事情做的老总秘书……换工作的原因，最主要还是工资问题。因为要租房子，要应付日常的支出，所以那个时候，选择工作的首要标准是工资是不是高。直到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进入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生活才走上正轨。

如果我没有选择来到深圳，没有跟着母亲，我会像不少同学那样，几个月下来，在外资企业已经有了不错的表现。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好像浪费了半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要感谢母亲，感谢在深圳的段日子。

因为在那段日子里，我看到了那么多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们如何生活，也接触到了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物。他们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的人循规蹈矩，慢慢寻找着机会；有的人用不正当的手法，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赚到最多的钱。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为了生存。

在那段日子里，我也体验到很多时候为了生存，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韧劲，面对这个社会中的人和事。

我的一位同学，和我在深圳待了一个月后，回到了老家——湖南的一个偏远县城。他说过，他的理想是要进电视台工作，之后我听说，他在县城的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后来我们便失去了联络。

8年之后，当我们在北京再见的时候，他已经是珠海电视台的一名编导，而我成为凤凰卫视的一名记者。他告诉我，他用5年的时间，从县城走进省电视台，然后只身来到珠海，从一名编外人员成为电视台的正式员工。他说：“深圳的那段日子，教会我如何在艰难的时候，勉励自己一定要走下去。”

（一叶知秋摘自《感悟》2015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