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祺

医生们到达丰润县人民医院门口，有上万名病人在等待救治。截瘫、骨折、挤压综合伤……由于天气炎热，得不到治疗的伤员伤口深处甚至长蛆。

大灾之后，第一个到达的是解放军，第二个到达的是医生——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如此，40年前唐山大地震后，也是如此。

唐山大地震，堪称人类灾难史之最，24万人的生命在地震中消失，16万人重伤，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救援也随即展开。

由于地震波及北京、天津这两座邻近的大城市，当地医疗力量无力向唐山提供更多的医疗救援力量，唐山地震后医疗支援的重任，落在了上海医务工作者的肩上。面对满目的死伤者、面对救治物资严重短缺的现实、面对恶劣的卫生条件和自然条件，上海医疗救援队尽最大能力完成了救援任务。

从地震后72小时到达唐山开始，经历了最初2个月的紧急救援和转运，又经历了长达2年的灾后医院重建，上海医疗救援队在唐山大地震救援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上海医疗救援队是唐山地震后最早到达、坚持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医疗救援队。为此，经历过大地震的唐山人，记住了上海医生。

地震40年后，重建的唐山已经是一座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城市，灾害的印记早已淡去，但上海医疗救援队在唐山人民心中留下的深厚感情，却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退色。7月，记者跟随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带队的回访团，重回唐山。

比战场还要惨烈

杨庆铭医生站在现在的唐山市丰润区丰润医院门诊楼前，努力寻找记忆中“丰润抗震医院”的样子，可惜，除了医院后的还乡河还在，40年前的印迹已经荡然无存。40年，唐山从废墟中站起来，城市几乎完全重建，40年，杨庆铭医生也从壮年变得白发苍苍。但是，40年前在唐山参与医疗救援的这段特殊的经历，让杨庆铭刻骨铭心，年近80岁，他还是欣然参加了回访，到唐山，记忆中的点点滴滴，一一浮现。

1976年7月，杨庆铭医生参加上海支援安徽小三线巡回医疗队，刚刚从安徽回到上海。根据医院的安排，杨医生可以享受几天假期。“平日里工作忙，加上之前巡回医疗，长时间不在家中，这个短暂的假期，打算尽尽‘男主人的责任，把那些落下的需要技术和体力的家务活儿统统完成。”

那个夏天异常闷热，7月28日，杨庆铭从广播里听到消息：河北省发生了大地震！

1976年的中国，电视还是非常稀罕的东西，信息传递非常落后。再加上灾后唐山所有设施损毁，沦为信息的孤岛，地震当天，外界根本就不清楚灾情有多严重，甚至连地震发生的准确位置也不得而知。这时的杨庆铭并不知道，他随后就会被通知紧急集中，带上急救药品和两件换洗衣服，立即开赴唐山。

地震的惨烈程度，是4个多小时后被中央政府知道的，不久后，上海市接到卫生部的通知，要求上海组织医疗队赶赴唐山进行救援。当天下午，医疗队基本组建完成，杨庆铭作为骨科医生，在得到瑞金医院的通知后，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支特殊的“队伍”。

“一共组建了56支医疗队，每个医疗队15人。我们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以下两个名称都会出现）组建了8支正式医疗队，2支预备医疗队。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组建了6支，上海中医学院组建了3支。”在唐山坚守近1年的徐建中医生，清晰地记下了当年这些重要的数据。

40年前，徐建中20岁出头，意气风发，从医学院毕业后，刚刚工作不久。他还记得，医疗队的组成要求很具体：每个医疗队里有2—3名骨科或普外科医生，2名内科医生，1名麻醉科医生，1名药剂师，1名检验科医生，1名护士，3位干部（1位指导员，正副队长各1位，均须为医务工作者）。“二医的8支医疗队中，瑞金医院、仁济医院、新华医院、第九人民医院各组建2支医疗队。二医成立了中队部，中队部共有7人，中队部政委为刘远高，队长为孙克武，我是中队部一名工作人员。”

尽管唐山大地震救援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救援，之前没有经验，但上海医疗救援队还是尽可能周全地考虑到了灾区的需要，组织了灾区最急需的医生和药品。唯一没有料想到的是，地震灾情如此严重，救援队这一去，远远不是“三五天”。

组好队伍，采购好压缩饼干和棉衣，带上药品、导尿管，7月29日早上，上海医疗救援队在老北站集合，乘坐9056次专列出发。大夏天为什么要带棉衣？很多上海医生出发时不明就里，到了唐山，才知道到所有的准备，都是必要的。

记者随行的回访团，乘坐高铁到达唐山，只需要6个小时，但40年前，专列开了20多个小时，才到达天津附近的杨村。天津距离唐山还有一百多公里，但地震将铁路轨道拧成了麻花，医疗队不得不下车。火车上，医疗队终于得到具体的灾情消息，大家意识到，原本为5天左右救援所做的物资准备和心理准备，恐怕都是远远不够的。

唐山地震后，解放军最早进入灾区，第二天，地方医院开始派出医务人员到达。

凌晨，医疗队被卡车拉到天津机场，天亮后医生们乘坐军用飞机飞抵唐山。

这次飞行，在很多救援队老医生的回忆中，都是重要的环节，绝大多数医生是头一回坐飞机。杨庆铭医生的记忆更加深刻。飞机上，他向已经去过灾区的解放军打听：唐山到底怎样了？

解放军回答他：你去过战场吗？那里比战场还要惨。

“战地”急救

大部分医生没有去过战场，但在唐山，他们却成了“战士”。

其实，在到达唐山之前，医生们就已经跟战士一样了。上海带去的物资，要从火车转移到飞机上，葡萄糖盐水还是玻璃瓶装，一箱葡萄糖很重，但无论男女，一人一箱扛在肩上。每个医疗队还要带一个帐篷，帐篷是由很重的铁杆和帆布材料制成的，也由队员们扛上飞机。

上海医疗队是第一个进唐山的医疗队，127人分乘3架小飞机前往唐山。“到达唐山机场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在机场迎接我们。”徐建中医生回忆道。

到唐山机场，除了新华医院留下一支医疗队驻扎在机场，其余人员分乘4辆军用卡车前往丰润。丰润区距离唐山中心市区20多公里，由于房屋没有那么密集，受灾情况也没有唐山市中心严重，因此成为救治和转运伤员的基地。

从唐山机场到丰润县，救援队乘坐的卡车足足开了4个小时。一路上，房子全塌了，死者被简单地遮盖放在路边。“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小姑娘被裤带悬吊在倒塌房屋断裂的钢筋上，在当时情况下根本无法把她救下来，听说后来还是不幸死掉了。”徐建中说。

地震后第三天，经过一天一夜的路程，疲惫不堪的医生们终于到达开展救援的驻地——丰润。这个名字美好的郊区县城，如今是中国北方车辆公司旗下唐山轨道客车责任有限公司所在地，全国很多动车，就是这里生产的。

但40年前上海医生们看到的丰润，却是满目疮痍。医生们到达丰润县人民医院门口，有上万名病人在等待救治。截瘫、骨折、挤压综合伤……由于天气炎热，得不到治疗的伤员伤口深处甚至长蛆。杨庆铭医生当时就已经是从业十多年的资深骨科专家，但他也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伤情。

从上海带去的一万片止痛片，一千根导尿管，一个晚上就全部发放用完。前三天，上海医疗队的医生们，几乎没有睡过觉，随时处理外面送来的病人。

缺少药品和材料，上海医生们开始在“战地”发明创造。“有很多伤员在地震中腰椎被压断，下半身瘫痪导致尿潴留，肚子鼓胀如气球般，人非常难受。我们就想办法把电线里面的铜芯抽掉，然后再经过消毒处理，当做导尿管用。”

上海医生就是希望

把上海医疗队驻扎的医院称为“战地医院”，其实一点也不为过。地震后，唐山原有的医疗机构完全损毁，伤员必须转运到外地救治，在运往外地之前，需要经过急救稳定病情，要不然，很多病人根本熬不过路途上的时间。

在达到丰润后最紧张的头两个星期，上海医疗队究竟经手急救了多少病患？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无法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海医生们临时搭建的医院，就是重伤者们生的希望。

40年前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徐建中医生将一名十多岁的女孩抱上转运伤员的火车，小姑娘受伤截瘫，下半身已经毫无知觉，头皮撕裂，伤情非常严重。在接受了上海医生的紧急处理以后，小姑娘必须乘火车到外地的医院接受治疗。

在无数的伤者中，徐建中记住了这个小姑娘，尽管不知道她的名字，但雨夜送她上火车的情景却印象深刻。

缘分奇妙，1996年唐山大地震20周年，徐建中重访唐山，到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看望地震中截瘫的伤者时，他讲起了这个故事。没想到，疗养院一名叫李冬梅的中年人听到这个故事，发现与自己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经过核对细节，徐建中惊喜地发现，当年他抱上火车的女孩，就是李冬梅。

这一次40周年回访，记者跟随徐建中，再次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见到了李冬梅。如果说20年重逢是一个温情的故事，那么李冬梅自己40年的经历，是另一个精彩的故事。

残疾人电动车上的李冬梅，已经53岁，虽然因为长期截瘫上身有些臃肿，但精神状态很好，脸上画着淡妆。

地震之前，李冬梅是运动健将，篮球、乒乓球、跨栏都在行。13岁花样的年华，地震让李冬梅失去母亲和妹妹，她自己受伤截瘫。徐建中将李冬梅送上火车后，她本应被送到郑州，但刚到邢台，就突然吐血昏迷，被紧急送到邢台治疗。经过5个月的治疗后，李冬梅回到唐山，安顿在截瘫疗养院。

1984年，中国第一届残疾人运动会举行，李冬梅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新闻，一个小小的火种被点燃。经过8年时间，失去亲人和自己严重残疾的创痛，慢慢在愈合，李冬梅也想在精神上重新站起来。

第二年，有教练要到疗养院挑选残疾人运动员的消息传到李冬梅这里，她感到离梦想又近了一步。要参加运动会就需要训练，疗养院的工作人员找竹竿当标枪，到钢铁厂找铁球当铅球，给她练习。截瘫病人大小便无法控制，为了不给训练带来麻烦，训练时她不敢喝水。1987年，全国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唐山举行，这届残运会的首枚金牌——800米轮椅竞速金牌，就被李冬梅拿到。李冬梅一共参加了轮椅竞速、铅球、乒乓球、标枪四个项目，获得3金1铜。

李冬梅从此走上运动员之路，不仅参加国内残运会，还参加了数届残奥会。李冬梅身上的运动天赋和顽强毅力，没有因为身体的残疾而受影响。2005年，她开始玩篮球，当上河北省轮椅女篮队第一任队长。2011年，她又开始玩羽毛球，年龄已经近50岁，与比她小20岁的队友竞技，获得两枚银牌。

能有如此精彩的人生，李冬梅说，是因为她自己给了自己一个精彩活下去的理由：“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我，就要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

当然，除了顽强的精神，李冬梅还一遍又一遍地感谢挽救她生命的上海医生，因为如果没有上海医生的及时救治，故事很可能是另一个结局。

坚持2年重建医院

第一批上海医疗救援队医生们，在唐山像真正的战地医生一样，冒着余震的危险、克服缺少食物、水和环境污染的困难，坚持了2个月，帮助唐山百姓，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加上连续数周超负荷的紧张工作，使一些医疗队员开始发烧、呕吐、腹泻，患上了肠炎等疾病。

虽然地震伤员已经基本被送往外地，但唐山医疗系统依旧处于瘫痪状态，如果上海医疗救援队离开，就意味着病患无处求医。在中央统一部署和当地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上海决定再派医疗队，在废墟中为唐山重建医院。

杨庆铭医生与地震中受伤截瘫的李冬梅交谈。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丁美芳医生清楚地记得，在上海参加完单位组织的毛主席追悼会后，22岁的她和其他同事一起起身赴唐山，妇产科带队的是庄留琪主任。到唐山后，丁美芳医生一队人被分到东矿区的第二抗震医院，经过2个月，最初的帐篷医院已经被泥巴油毡结合的抗震棚取代，条件算是好了很多。虽然妇产科一干女将，但十分能干，缺桌子缺凳子，庄留琪主任就带着年轻的医生护士自己做木工，庄主任因此得了绰号“老木匠”。

不是医生不会预料到，地震后，妇产科是最繁忙的科室之一。“因为地震惊吓、家庭破裂，地震后卫生条件又不好，早产、流产的很多，小孩子畸形的也多。”出现这些情况，不仅是小孩不保，如果没有及时救治，大人也生命危急。

丁医生至今记得一次惊心动魄的抢救。一名产妇因前置胎盘大出血，这种紧急情况就算是在上海的医院里，也十分危险，更何况是40年前地震废墟中的医院。产妇出血止不住，需要大量输血，但医院没有血源。“庄主任当场就要捋袖子献血，但她是我们的主心骨，万一有什么事，妇产科就没办法运转了，我们都不让她献。”妇产科在广播里发动整个医院医护人员献血，结果来了很多医生护士，排着队献血。

由于病情太过严重，产妇最终死亡，唯一幸运的是，孩子被医生们抢救过来。刚刚经历地震，又失去妻子，小孩的父亲无法抚养孩子，上海医生们养育了这个孩子3个月，才将孩子送回到父亲身边。

在唐山的9个月，第二批医疗救援队队员同样不分昼夜地工作，半夜，只要有人在医院外面叫大夫，上海医生们就会马上起床去抢救。

第二批救援队，同样也遇到了强烈的余震。第九人民医院应秀玲医生记得，1979年11月的一天，唐山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余震，余震到来之前，抗震医院里一名心脏病病人突然心跳降到只有二三十，医生护士准备急救的时候，余震来了。

正在准备打针的小护士，平常是科室里最胆小的一位，每天裹着棉衣和衣而睡，棉衣口袋里还装满饼干，随时准备着地震来了就马上逃。可是这一刻，强烈的责任感让小护士忘记了恐惧。突然停电，煤油灯下，小护士沉着地完成了打针的动作，等针打好，地震也结束了。

小护士的表现让应秀玲感到非常意外，也深受感动。在地震那一刻，医院里医护人员没有人逃跑，有的医生扶住了滚动的氧气瓶，有的安抚着病人。经历了大地震的当地人，对余震更加恐惧，但看到医生护士都没有逃，对他们是巨大的安慰。

尽管条件有所改善，但第二批第三批医疗救援队，仍然面临着缺医少药的困难，上海医生们用巧心思和一双巧手，尽力改变着这种局面。没有雾化装置，当时67岁的黄定久教授，发明了自制的雾化装置：将药放进水壶，烧开药水，水壶嘴接上长长的管道，蒸汽经过冷却后送到病人嘴边，让病人吸入。

儿外科医生郑振中说，外伤病人治疗没有牵引设备，医生们扛着榔头进病房，把木桩打进病房的泥地里，牵引绳就有了固定的地方。

让郑振中医生印象深刻的，还有唐山的大雨。地震后城市排水系统也被损坏，一遇大雨城市就严重内涝，住院病房也常常被水淹。当时病床边没有呼叫系统，全靠医生定时进病房巡查，下大雨时，医生们就赤着脚蹚着水，走进病房探视病人。

留在唐山的一份情

丰润医院后的还乡河静静流淌，当年上海医生们上山采草药，在还乡河里洗净，给病人用。现在，还乡河两岸筑起观景堤坝，没有人再去洗草药，但唐山人却从未忘记上海医生。

记者在唐山，遇到了来探望丁美芳医生的刘致君医生，两人一见面，就如久别的姐妹一般，拉着手不愿意分开。唐山土生土长的刘致君，当年是唐山第三医院的小医生，被派到抗震医院跟着上海医生学习业务。刘致君比丁美芳大2岁，9个月一起工作生活，让两人结下深厚的友情。庄留琪主任当时40多岁，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给唐山留下医疗的种子，她毫无保留、手把手地带出刘致君这个徒弟，同事们笑称，庄留琪这上心的样子就像是刘致君的“干妈”。

上海交大医学院老医生和“博士团”年轻医生，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为地震伤员义诊。

刘致君对当年跟着上海医生做的大手术、危重病人急救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连某一次急救病人的名字都记得。天天一起工作，她还学会了听上海话。得到了上海医生的“真传”，刘致君成长为当地妇产科骨干医生，还曾到上海的医院进修学习。

40年来，丁美芳与刘致君常有联系，只要有机会见面，两人都会热络地嘘寒问暖、追忆当年。

唐山人对上海医生的感情，恐怕是语言难以描述的。应秀玲医生记得，一次急救后，病人不幸死亡，有家属忍不住在手术室哭起来，这本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另外的几位家属却劝她不要再哭。“他们说，上海的医生都救过了，已经尽力了。”这句话中，让应秀玲感受到唐山人对上海医生的无限信任和尊敬。

上海医生留给当地人怎样的印象？当年负责抗震医院协调工作的王起老人回忆，最后一批上海医疗队医生即将启程，行李都已经打好。医院收进一名心脏病孩子，如果不及时手术，很可能有危险。当地医生问上海医生，能否给孩子做完手术，晚两天再走？上海医生一点没犹豫，解开行李，上手术台救人。“小孩恢复得很好，到现在这个病人见到我，还会问我，有没有再见过上海医生。”王起老人动情地说。

上海交大医学院在唐山地震40周年之际的回访，不仅是一次故地重游的追忆，也是唐山与上海特殊情谊的延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各家附属医院十名年轻医生组成的博士团，与老医生们一起在唐山开展了义诊和带教、讲座等交流活动。跟随老医生们故地重游，年轻医生也对唐山有了特殊的感情，而唐山人对新一代上海医生，也有了别样的亲切感。

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博士团医生为地震截瘫伤者进行义诊。医生们的认真仔细，让病人们非常感动。第六人民医院骨科芮碧宇医生，给一位截瘫病人做检查，爱出汗的他汗珠子顺着下巴向下滴，病人老伴赶忙从残疾车里找出一卷卫生纸，扯下一段递给芮医生擦汗。“忒够意思。”老人竖着大拇指，用赵丽蓉式的唐山口音表扬着医生。

在丰润区人民医院，上海义诊医生的到来，让医院大厅热闹非凡，当地病人排着队等待向上海医生咨询。“广场上有上万伤员等着救治”——义诊的场景让记者自然地想起了老医生们对40年前的描述。

1978年5月，在地震灾区服务近两年后，最后一批上海医生撤出唐山，所有医疗设施和药品全部转交给当地医院。两年中，上海交大医学院系统共派出1200多人参加唐山地震救援，上海援建的四所抗震医院中，这支队伍参与了三所医院的建设。在所有医疗救援队中，交大医学院医疗救援队到得最早、人数最多、时间最长，自然，在唐山留下的感情更深。

每一次灾难，都考验着人类的意志和品质，而每一次灾难中，医生从未辱没过自己的誓言。唐山大地震中，上海医生在灾难救援的历史上留下了让人骄傲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