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



读史

二战赴日华工“生死簿”

□王晓

日本艺术家关谷兴仁用了四年时间，为6830位殉难的中国劳工刻好了陶艺铭牌

“失踪”半个多世纪后，一套神秘档案终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现身。

它包括120袋、405份档案，分装在上百个牛皮纸袋里，数十年过后，纸张破旧泛黄，字迹逐渐褪色。

“它是通过驻日大使馆，经由特殊渠道带回国的，之所以这样，是担心日方发现并扣下。”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面露难色。“特殊渠道”只能意会，不能明说。

34282个名字写在上面。80年前，它们是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生龙活虎的中国青壮年男人。

这份编制于1964年的《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被称为中国被掳往日本的劳工“生死簿”，名单编制时，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还活着。而现在，名单上的人仅仅有少数还活着。

2014年2月，部分劳工和劳工遗属向北京市一中院递交起诉状，状告曾经奴役过他们的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要求公开谢罪赔偿。

名单，是他们控诉日本罪行的重要证据。

不只是编号，还是人

“张纯，山东省武城县方庄；

杨铁锤，河北省曲阳县北大岳；

李丑儿，河北省定县西南佐村；

杨印山，河北省定县西南佐村……”

“看，这是我！”88岁的杨印山突然孩子般咧开嘴笑了，用黢黑的指尖死死点住自己的名字，在与之并排的数个名字旁，用蓝色圆珠笔打勾或画圈。

“这个死了……这个也死了……”杨印山兀自喃喃。老人停顿了一会儿，垂下头去，继续佝偻着背，斜靠在椅子上，树皮一样皲裂的手小心翻动纸页，间或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