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视阈下的出版学，既是一项极为繁重的任务，又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从多角度、全方位协同推进。具体而言，需要我们在出版学的构建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出版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上体现中国特色，在出版学学术体系的构建上反映中国风格，在出版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上显示中国气派。

【关键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学；构建

【作者单位】周静，河南警察学院基础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又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独特的实践创新，必将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步骤，是“要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1]。为此，从多方面入手构建与发展被纳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范畴的出版学显得尤为重要。

一、在出版学的构建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库[2]。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研究中国出版业的实际问题和为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的出版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出版学是探寻出版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出版活动的一般规律的一门学科。出版学的研究工作，就是研究出版活动和出版产业的性质、地位、作用，研究它们与社会发展的有机联系，寻找它们的客观规律。我们既要研究资本主义出版活动的一般规律，也要研究社会主义出版活动的一般规律，更要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活动的一般规律。为此，我们在搜集和整理丰富的出版实践材料的基础上，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科学的分析与研究。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出版学，必须在出版学研究领域形成共同探讨、互相争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学术氛围，允许不同意见的出现，通过讨论甚至争论探求人们对出版规律的正确认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出版事业与出版产业总体上保持着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背离和破坏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现象，少数出版物的政治导向不正确，宣扬唯心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历史；吹捧和美化民族分裂主义；存在格调低下、内容庸俗等不良倾向。江泽民曾经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去指导理论、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部门的工作，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和舆论阵地，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3]在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首要环节，是在出版学的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组织和开展出版学的研究工作，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出版工作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二、在出版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上体现中国特色

目前，我国出版学的学科层级设置很不科学，学科体系也不太合理。一方面，在出版学专业教育领域影响较大的高校只有十多所，且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有影响力的龙头院校形成了各自的学术理念、办学优势和办学特色。这些高校在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理论分歧，不仅未能达成共识，而且各执己见、互不妥协，大大削弱了学科体系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国内出版学的课程体系相当庞杂。据统计，到2015年6月，全国高校出版专业课程达200门以上。这种课程众多、名称繁杂、结构混乱的专业课程设置，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不利于学科体系的建构。学科课程体系的建设，是高等院校专业办学的最基本要求[4]，因此，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解决出版学的基本范畴、学科属性、研究范围、研究对象、核心课程等根本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出版学界、出版教育界以及出版文化产业界的当务之急[5]。

基于对全国出版学专业设置及学科体系建设现状的分析，我们应该建立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出版学分支学科。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可以依据出版活动的形成条件来划分分支学科。一是探究出版学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的分支学科，如出版学概论、出版史学、出版经济学、出版美学、出版文化学等；二是探讨出版活动构成要素的分支学科，如出版信息学、出版资源学、出版企业管理学、图书商品学、读者学等；三是分析出版活动过程的分支学科，如出版策划学、校对学、印刷学、出版发行学、物流组织学等；四是探讨出版活动环境的分支学科，如出版宏观管理学、出版法学、出版社会学等；五是研究出版活动的组织方法与技术的分支学科，如出版统计学、出版会计学、现代出版技术学、计算机应用学等。只有尽快建立与中国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出版学分支学科，才能从某一角度、某一层次、某一侧面探究我国出版物商品供需矛盾的变化发展规律，进而形成对中国特色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认识。

为了突显出版学学科体系的中国特色，必须加强产学研相结合的专业教育。出版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相当强的学科，产业发展、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等必须优势互补、不可分离。出版学的教育单位应该倡导和鼓励教员联系出版业的现实案例开展教学，甚至从编辑出版行业借聘一定数量、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从业人员作为专业教师。出版学学术研究要结合我国出版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把握现状并提出对策，为我国出版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出版部门必须严格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岗位培训制度；在岗的出版从业者应该成为学习型的从业人员，自觉接受系统化的专业性继续教育。出版学的专业教育只有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才能使出版学学科体系的规范化、科学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为了彰显出版学学科体系的中国特色，我们必须加强出版学的教材体系建设。“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1]教材体系建设作为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保证。出版学的教材体系是在时代需要、教学需要的前提下，在产业发展、教学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当前我国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出版学教材体系的建设，使得出版学教材不能真正反映产业发展的要求和学术研究的水平。我国的出版学领域，迫切需要组织科研力量，完善教材体系，使之更加科学严谨，并能够与实践紧密联系，为本专业师生的教与学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6]。

三、在出版学学术体系的构建上反映中国风格

在构建中国风格的出版学学术体系过程中，高校必须充分发挥出版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风建设、学术评价和学术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完善出版学的学术管理体系。目前，我国高校普遍没有建立体系化的出版学学术治理组织，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分，学术权力没有下放到校内各级各类学术组织手中；高校中基层学术民主氛围不够浓厚，普通教师特别是普通青年教师的学术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激发。2014年3月开始实施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国家级规范性文件，第一次明确地把学术委员会定位为高校学术组织体系中的最高学术机构，并对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构成、职责和运行等作了明确规定。这意味着我国在建立和完善学术治理体系的工作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实现建立现代化出版学学术治理体系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高校应该把更多的学术权力下放到基层学术组织中，赋予基层学术组织决策权，在课题组这些基层学术组织的内部建立学术管理机构，鼓励不同学术声音的表达，保障科研人员的合法权益，调动科研人员参与决策、开展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结合我国学术发展的实际，建立和完善出版学领域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出版学学术体系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方面，出版领域科研成果的统计和评审偏重数量，忽视了对质量的审核及要求。由于强调数量，各类课题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逾期就要受罚。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学术刊物、成果或奖励的级别都明明白白，分全国一级、省部一级、市一级、校一级等，不存在值得讨论的地方。这实际折射出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的操纵与控制。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建立一整套公平、公正、公开的学术评价体系。这套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把创造性和创新性确立为学术研究的活的灵魂；在评价方法上坚持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专家评价与指标评价相结合、成果质量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等原则；改变过于依靠成果的数量来确定成绩的倾向，代之以注重科研质量、学术质量、教学质量等，提倡优质多得；制定相关条例，建立有效地学术打假机制，在发挥专业学会的鉴定及监督作用的同时，与新闻媒体合作，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加大惩罚力度；依靠鼓励公平学术科研的有关政策，调整学者的价值取向，促使他们加强自律，端正学风。这种具有中国风格的学术评价体系公正、科学、合理，有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具有权威和公信力，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出版学的学术发展，对繁荣出版学的学术研究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四、在出版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上显示中国气派

出版学话语体系里中国气派的显现，需要注重出版产业实践的经验总结及理论的检验，保证话语体系的有效性。近年来，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我国出版业获得了持续快速发展，结构调整出现了明显变化。其中，印刷复制业仍然占据全行业的主体地位；报刊业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转型压力日益增大；图书业的转型升级初显成效；手机出版、数字书报刊快速发展，成为行业发展的新增长点。出版产业的实践为中国出版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学界已有的出版学术成果充分体现了出版学话语体系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但在科学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出版学话语体系里中国气派的显现，需要解放思想，保证出版学科研成果的原创性和开拓性。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话语体系是实力的外在表征，有实力才有发言权。截至2015年底，我国出版业的生产总值逼近20000亿元，对外贸易总量也接近40亿元。无论规模总量还是发展潜力，我国都算得上是一个出版大国，这为我国出版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诚然，话语体系更主要的是软实力的竞争。当前，我国科学研究的生产力在数量上和规模上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但在科研成果的引用率、影响力等涉及话语权的核心指标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只有解放思想，培育和发展具有开拓性、原创性的思想市场，才能为具有中国气派的出版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出版学话语体系里中国气派的显现，需要以中国特色的出版文化为突破口，探索中国出版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多种思路。一方面，打造出版学话语体系的中国气派需要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把现代传媒技术、文化创意与中国文字相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出版学的科学研究需要突破“精神—身体”的二元模式，坚持语言、视频、图像并用，构建多元、多维的创新生态。只有在坚持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开展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才能使出版学话语体系的中国气派永葆生机。

出版学话语体系里中国气派的显现，需要通过规则制定和传播运营发出中国的声音，在出版产业的竞争中夺取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我们要在遵守现有的出版学世界话语规则的同时，逐渐参与和制定新的出版学话语规则，营造并构建出版学话语体系中国气派的良好环境。我们还要不断加大出版学话语内容的生产，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建立和打造出版学的话语传播工具，以便更多更广地传播出版领域的中国话语。中国出版学话语体系是世界出版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把中国出版学的话语体系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出版学的话语体系中去，这是在出版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中不断体现中国气派的主要保证。

总之，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视阈下的出版学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体现“中国特色”的根本标志。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的出版学学科体系，我们必须建立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出版学分支学科，加强产学研相结合的专业教育，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加强出版学的教材体系建设。在构建中国风格的出版学学术体系的过程中，必须结合我国学术发展的实际，完善出版学的学术管理体系和学术评价体系。为了构建中国气派的出版学话语体系，我们必须注重出版产业实践的发展，保证出版学科研成果的创新性，探索中国出版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多种思路，通过规则制定和传播运营在出版产业的竞争中夺取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视阈下出版学，既是一项极为繁重的任务，又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从多角度、全方位协同推进。

[1]习近平.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N]. 人民日报，2016-05-18.

[2] 安维复.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合理化重建[J]. 学术月刊，2010（9）.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4] 罗紫初. 构建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J]. 出版广角，2004（1）.

[5] 孔正毅.关于出版学学科体系建构的若干思考[J]. 出版科学，2009（3）.

[6] 出版学科体系及教材建设研究课题组. 省思与探索——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研究综述[J]. 出版科学，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