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处，广西柳州，545616



重新审视李双双和黑凤们
——中外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批妇女主人翁形象解读

刘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处，广西柳州，545616

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工农兵文学中的李双双、张腊月、吴淑兰和黑凤，是中外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批妇女主人翁形象。她们具有和别的妇女形象不同的本质特征：主宰自己命运的处事态度，同时关心家庭和国家的国民精神，自觉带动群众一起前进的生活担当。这些妇女形象的生成，与政治环境、人文环境和作者的创作思想都有关联。虽然这些形象尚存一些艺术缺陷，如缺乏生活实感、缺失文化内涵，但其文学史意义是不可抹煞的。

关键词：工农兵文学；妇女主人翁形象；艺术缺陷；文学史意义

1问题的提出

重读几本中外文学史和相关的中外名著，认为我国上世纪“十七年文学”(具体说是“工农兵文学”)中的李双双、张腊月、吴淑兰和黑凤等的艺术形象具有一定的特性，而当代文学史对她们的评价尚存不足，因而萌发了写作本文的念想。

2此前中外文学史上的妇女形象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或者拉丁美洲和非洲，都有许许多多妇女文学形象。依照作为政治斗争文学的工农兵文学强调的阶级属性划分，这些妇女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封建贵族、地主资产阶级的女性形象：如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达吉亚娜，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娜达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卡列尼娜，奥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西巫拉帕(泰国)《生活的战争》中的蓬，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李子俊的老婆，欧阳山《苦斗》中的陈文婷。

(2)反对封建专制的妇女形象：如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美拉尔达，关汉卿剧本《窦娥冤》中的窦娥，施耐庵《水浒传》中的顾大嫂和孙二娘。

(3)饱受阶级压迫而忍辱负重或无力反抗的底层女性形象：如雨果《悲惨世界》中的芳汀，托尔斯泰《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曹禺《雷雨》中的侍萍，柔石《二月》中的春宝娘。

(4)甘做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叶圣陶《倪焕之》中的金佩璋，德永直(日本)《妻啊，安息吧！》中的敏绪。

(5)处于社会中下层但努力向上爬的妇女形象：如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两个女儿，莫泊桑《项链》中的马蒂尔德，老舍《骆驼祥子》中的虎妞。

(6)作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化身”的妇女形象：如狄更斯《小杜丽》中的小杜丽。

(7)残留着封建思想但在进步的妇女形象：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

(8)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意识、追求个性解放或者个性张扬的女性形象：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薇拉，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王实甫剧本《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丁玲《莎菲女士日记》中的莎菲，曹禺剧本《雷雨》中的繁漪，艾芜《山峡中》中的野猫子。

(9)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成长中的女性革命者形象：德莱赛(美国)《艾尔尼塔》中的艾尔尼塔，高尔基《母亲》中的彼拉盖娅·尼洛夫娜，小林多喜二(日本)《为党生活的人》中的母亲，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的江姐，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贺敬之、丁毅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李季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中的李香香。

上面介绍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中外文学史上的妇女形象，而本文所要谈论的李双双、张腊月、吴淑兰和黑凤，无法纳入这些类型。那么，李双双们的形象是怎样的？我国文学史界又是怎样认识她们的呢？

3我国文学史界对李双双等妇女形象的评述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即文学史所称的“文革前十七年”，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年代。这一时期，除了出现《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反映革命历史和政治运动的作品，塑造出了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杨子荣、江姐等典型人物形象之外，还出现了《李双双小传》《新结识的伙伴》《黑凤》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作品，塑造出了李双双、张腊月、吴淑兰、黑凤等一批颇具亮点的人物形象。朱老忠等典型人物曾经掀起过评论的热潮，而李双双和黑凤们虽然也引起了文学史界和评论界的注意，但评论的热度并不算高。甚至可以说，她们并没有引起文学史界和文学评论界足够的重视。

评述她们的文学史著作，是这样评述的：“李双双是个勤劳正直、大胆泼辣、精力旺盛的农村妇女”，她“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某些妇女，她要求走出家庭，不是为了寻求个人自由自在的小天地，而是为了投身到社会主义大集体里；她积极向上，争挑重担，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图名攫利，而是要把个人的聪明才智汇集到人民群众的革命洪流中；她敢于斗争、见义勇为，大公无私的品格，正表现了她要求的是要做一个新生活的真正主人”[1]223。“只有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深入和经济的发展，才能使她勇敢地向封建意识和传统观念挑战，彻底冲破一切有形无形的羁绊，开创新生活。”[2]193“李双双不仅在和孙喜旺的斗争中获得家庭里的平等地位，获得丈夫钦佩。”“而且在公社里由于她积极参与和敢于斗争，也获得了堂堂正正做人的资格。”[3]100-101“张腊月小时候当过粗丫头，结婚后又跟他‘那死鬼男人牵牛、跟车’，生活的风雨早就赋予她泼辣、大胆、粗犷的性格。建设热潮一来，她迅速成长为一员虎虎有生气的闯将。”“而吴淑兰从小受到寡居的母亲的严谨管束，是个一心按照传统的生活准则生活的‘好女人’‘好媳妇’”，“暂时还笼罩于传统思想的禁锢之中。只是在旋风一般热烈和紧张的建设高潮中，她的心灵才受到时代潮流强烈的冲击。”“这两个人物表现了人人不甘落后，争当先进的社会风貌。”[1]254“两个……劳动妇女的形象”“表现了普通农村妇女从经济、政治的翻身到精神解放的历程，反映出‘中国农村妇女的新的社会地位、新的命运、新的生活’”[2]197,“两个人性格不同，但都被新生活吸引着，卷进生活的激流，在竞赛的撞击中展现妇女焕发出的精神光彩”[3]210。对于黑凤，一些文学史不予置评，有的则是说：“一九六三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黑凤》，以一九五八年农村的大炼钢铁运动为背景，塑造了黑凤这个性格比较鲜明的人物。”[1]251显然，它们主要在于述说人物的性格特点。当然，说李双双要做一个新生活的真正主人，张腊月和吴淑兰这两个人物反映出中国农村妇女的新的社会地位、新的命运、新的生活，其中又暗指她们是“主人翁”。遗憾的是，这些论述都未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因而未能分辨出这些形象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并未把她们同文学史上其他妇女形象作比较，也就不能辨明这些妇女形象的独特性，不能判断出她们的文学史地位。

4李双双等妇女形象的本质特征

要了解李双双等妇女主人翁形象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弄清一个问题：什么是主人翁？一句话，就是不但把自己看作是家庭的主人，而且把自己看作国家的主人，认识到自己对家庭和国家都具有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并且把这种认识付诸行动的人物。但必须重视的是，所谓“主人翁形象”显然是阶级意识下的认知。

而李双双、张腊月、吴淑兰和黑凤，是怎样的主人翁形象呢？《李双双小传》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描写的是农村妇女李双双和她的丈夫孙喜旺的矛盾冲突。李双双原本常常挨孙喜旺的打，被孙喜旺称作“俺那个屋里人”“俺做饭的”，但是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的热潮激荡着她的心，她意识到要从家庭的束缚中走出来，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她的想法和做法自然引起了丈夫孙喜旺的强烈反对，孙极力阻挠她去村东边修渠；她要他分担家务，他却什么事都不管，只是“直杠杠的躺在床上吸烟”。李对他的思想言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来她从别人嘴里得知外地办起了公共食堂，为了让妇女们从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便向领导提出乡里也要这样做。乡党委采纳了她的建议，办起了公共食堂和养猪场。她也就成了食堂和养猪场的工作人员，而丈夫则成了食堂的炊事员。在这期间，她对富裕中农孙有和孙喜旺侵占集体利益的自私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咱们不光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还要热爱党，保护党提出来办的一切事情，谁破坏，就和他斗争”。她要孙喜旺为做错事检讨，并且要他和一切破坏集体的行为作斗争。在她的教育下，孙喜旺有了很大的进步。

《新结识的伙伴》写的是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两个生产队长张腊月和吴淑兰在棉田管理现场会上，一见面便视为知己。她们为了共同的理想——生产的大跃进，互相竞争而不妒忌。她们互相学习，互相从对方身上吸取前进的力量，总想着超过对方，为祖国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黑凤》以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的农村为人物的生活场景，写农村姑娘丁黑凤和她的男女伙伴们为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克服自己和家庭的种种困难，抛开个人私事，奋力上进，积极参加农村的炼铁活动。

现在要探讨的是，这些人物作为妇女主人翁形象，具有什么特点？

4.1主宰自己命运的处事态度

李双双原来只属于丈夫，整日里只能围着丈夫孙喜旺转。后来她不服丈夫的管了，她有自己的想法，她要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张腊月和吴淑兰成为竞赛的对手，而又成为朋友，这都不是由包括丈夫、家人在内的别人所决定的，而是由她们自己所决定的。黑凤不顾家人的阻拦，义无反顾地“远走高飞”，到远离父母的外地炼铁场去炼铁，这都是把自己视作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4.2关心家庭和国家的国民精神

“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这“命运”是和家庭、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李双双和孙喜旺是先结婚后恋爱，关心丈夫，关心家庭，但同时关心国家，所以她关注食堂的开办，不但向乡长提议在村里办食堂，而且参加食堂的工作，见到富裕中农孙有有不良行为，便进行严厉批评。这不但是为了村里的利益，也是把食堂当作国家大事。她热爱集体，也就是为国家着想。张腊月和吴淑兰的竞赛是为了搞好生产，为了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她们的友谊，也是为了集体和国家，而不是着眼于个人。黑凤积极参加大炼钢铁的活动，她一切行动都抢先，连走路也是急匆匆的，这是为了早到炼铁场，为了国家的富裕和强大。她已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国家和集体，正如作品中所言：“她那一双微弯的黑黑的眼睛里，不知藏着多少幻想，多少计划，总显得那么不安静，那么好奇，那么单纯而又动人。由于多少天来连续不断地突击劳动，她看起来那般慵倦、苍白，眼眶也微微下陷，双颊有点儿瘦削，但由于她那有信仰支持者的无限的精力，使她依旧显得那样光彩美丽。”

4.3带动群众前进的社会担当

作为主人翁，这些人物不只自己努力，而且想到带领群众一同前进。李双双批评丈夫，批评富裕中农孙有，都是为了教育他们，和他们一同前进。张腊月和吴淑兰，她们之所以有竞争，又有友谊，是为了一起为家庭和国家作贡献。黑凤既严格要求自己，同时还批评他人，甚至批评那人做了队长却做事拖拉，“能拖的就拖，能顶的就顶”的亲二叔，是为了带动他一起为集体多做事。她甚至为朋友芒芒照料女朋友，也是为了让芒芒专心炼铁。总之，她们都有带领群众一同前进的社会担当。

当然，这些都还是妇女主人翁形象的共同的本质特点，或者说是共性。而就这些人物形象来说，她们又都具有各自的个性。例如，李双双的正直、大胆，正如有人所评述的：她“是个勤劳正直、大胆泼辣、精力旺盛的农村妇女”[1]223； 张腊月的泼辣、粗豪，用她本人的话说，就是“我是个火炮性子，一点就响，不爱磨蹭”；吴淑兰的沉静、贤淑，正如有的论者所说：“于沉静中透出干练”[4]。

5李双双等妇女形象的生成条件和艺术缺陷

5.1李双双等妇女形象的生成条件

“民族文学的建立是要和一个民族的伟大历史时代联系起来的”，“民族文学要根植于本民族的过去文学传统和历史遗产”[5]229。这是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所介绍的歌德的文学思想，虽然说的是民族文学，其实所有的文学均是如此：文学的生成，有两个重要的条件，即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笔者所要补充的是：“此外还有作家个人的创作思想”。

整部作品如此，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亦然。《李双双小传》《新结识的伙伴》和《黑凤》，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但反映的都是1950年代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激进年代的生活。从政治思想看，这是极左思潮主导的时期。而从时代精神看，却又是全国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时代。在“超英赶美”的口号激励下，全民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几乎人人都决心冲破以往的一切思想牢笼，做社会主义的新人。生活中的确出现了好些敢想敢干，具有主人翁意识的人。此时新中国已经建立多年，男女平等意识已经大为加强，女性更加引人注目。这是妇女主人翁形象生成的社会环境。

从人文环境看，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6]143的新的文艺方针，中国的作家们都希冀写出新的人物，为文学园地增添一朵新花。同时，毛泽东说：“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6]49他所倡导的文学，即工农兵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文学。政治迫切要求其为革命斗争、政治运动服务。工农兵文学在建国之前是反映抗日和土改，建国后是反映抗美援朝和革命历史，到了1950年代中后期，就写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运动。在这种文学环境中，写上述运动中人们的新面貌理所当然。而妇女主人翁，不但是最重要的新面貌，而且也是“百花”中重要的一“花”。

5.2李双双等妇女形象的艺术缺陷

然而不可否认，这些妇女主人翁形象并不十分完美。其艺术缺陷在今天看来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5.2.1描写的简单化，导致形象缺乏生活实感

文学的本质是反映生活，而这“生活”最重要的是人的情感。现实主义作品自不用说，即使是浪漫主义作品也是以现实生活为参照物，反映的仍然是生活中人们的普通情感。以此来观察李双双等人物，便会觉得这些形象的描写有简单化的毛病。李双双原本“由于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解放以后她仍不得不屈从于替丈夫生儿育女、缝衣做饭的生活安排”[1]223，可后来立刻变成四处冲撞，不讲人情，只认原则的人，前后反差太大，不留旧的痕迹，缺乏生活依据，显得不够自然。张腊月和吴淑兰一见面，便立即成了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也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同样，黑凤是一个只有10多岁的女孩，但一听大炼钢铁的号召，便不顾一切，完全不考虑父母的劝告。特别是由于白天晚上忙着队里的工作，连梳头洗脸这些女孩儿家每天出门以前必不可少的功课，都渐渐地疏忽了，她白天、晚上不沾家，最讨厌人们对她说什么娇惯，想着的只是要把血、把汗、把青春、把生命献给社会主义。其实，即使她们真的这样做了，也会有思想上的斗争，然而作品回避了这一斗争的过程，描写的简单化造成了形象的扁平化，缺失了生活的实感。

5.2.2性格的表现没有文化缘由，导致形象缺失文化内涵

6结 语

尽管这些形象存在一些艺术缺陷，但是她们仍然在中外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表现在：(1)李双双、黑凤们的出现，使文学史上添加了一种新的人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审察一个作家的贡献，一方面要看他作品的水准，另一方面也要看他的“文学史行为”，即看他在文学史上有什么新的创造。从前一方面看，由于人物形象上的某些缺失，使这些作品无法在艺术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从后一方面看，作家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却是中外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妇女主人翁形象，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2)在这些形象身上，表现了作家的独特感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正如歌德所说：“古人的最高原则是意蕴。”[5]222实际上，不止是古人，西方从古而今一直都是如此。而德国的莱辛则认为“戏剧和一般文艺都要有理性和真实性。”[5]165歌德说的“意蕴”和莱辛说的“理性”，指的都是思想感悟。在西方，甚至可以说是在世界上，一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最重要的是看它所表达的独特的思想感悟。

而从本质意义上说，政治家和文学家都是在寻找社会发展的道路。古代和近代的许多文学家只是对现存社会不满，但还未找到社会发展的道路，“迷茫”是这些作家和作品的思想面貌；列夫·托尔斯泰自以为找到了改革社会的道路，他在一些作品中表现了要“道德自我完善”“勿抗恶”的思想。而这无疑是不现实，不可取的。五四时期的鲁迅也找出了一条道路，即通过启蒙，克服“国民性弱点”以推动社会的变革，这也不是根本的办法。而无产阶级的文学家在政治的启发下，找到了革命和政治运动的道路。前苏联和我国的文学家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50 年代社会稳定，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李双双小传》《新结识的伙伴》《黑凤》等作品，虽然其基本层面是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政治运动，但通过李双双、张腊月、吴淑兰、黑凤等妇女形象，又告诉读者：社会要前进，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们，就要有主人翁精神。不但要把自己当成家庭的主人，而且还要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这无疑是作家的独特感悟。也许表现这一感悟对于作家来说并非是自觉的，但这一感悟的客观存在却使笔者得到一份意外的惊喜。因为在当时绝大部分都是表现公众意识的工农兵文学之中，作家通过这些妇女主人翁形象表现出来的这一感悟，显得是如此的新鲜和奇特。

doi:10.3969/j.issn.1673-2006.2016.07.016

收稿日期：2016-03-24

作者简介：刘江(1948-)，广东梅县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06(2016)07-00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