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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大佛寺:西夏皇家寺院

2016-08-05文/柯

丝绸之路 2016年15期
关键词:大佛寺张掖西夏

文/柯 英



张掖大佛寺:西夏皇家寺院

文/柯 英

来到张掖的朋友,常说这是一个温和淳朴的小城。在张掖待久了,更会说,张掖人都有一副菩萨心肠。是啊,沐浴在亚洲最大的室内卧佛的辉光中,焉能不沾一点佛光禅念!

张掖为古丝绸之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镇。丝路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佛教的传入和普及。法国研究丝路文化的学者布尔努瓦说:“佛教沿着丝绸之路商人在西域留下足迹,而播下的幼小种子,便结出了丰硕成果。”

佛教从西向东传入中原时,首先从包括张掖在内的河西走廊一带开始传播,随之佛光普照,佛寺林立,佛塔遍地,晨钟暮鼓,香烟缭绕,张掖便有了“一城山光,半城塔影,连片苇溪,遍地古刹”之说,旧时有金、木、水、火、土五塔耸立古城,俨然是佛国盛景。

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皇家寺院

张掖城区的大佛寺,最初的名字叫“迦叶如来寺”,又名“宝觉禅寺”和“什字寺”,因寺内供奉释迦牟尼涅槃像,故又称“卧佛寺”。因“寺大、佛大、殿大”,老百姓习惯称其为“大佛寺”。今天,寺院门楣上“大佛寺”三个雄浑古朴的大字,是赵朴初先生所题。

根据大佛寺卧佛体内出土的明代铜牌和《甘州府志》记载,该寺始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据记载,西夏国师嵬咩云游到张掖,正在一地静坐,忽闻有丝竹之声,循声寻去,却不见演奏者,疑为“天乐”,后在天乐响处掘得碧玉佛像一尊,嵬咩遂觉与佛有缘,发愿建造一座大寺供奉佛祖,于是便在此建寺,遂为大佛寺创建之始。后经明、清两朝扩建,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大佛殿正门有楹联曰:“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年更喜有人修缮果,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卧游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是真空。”这副楹联道出了大佛寺的始建年代和重修历史。

我曾详细查阅过有关西夏文明的资料,发现党项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民族,西夏的历代皇帝都对佛教推崇备至,所以死后的陵墓(西夏陵)都建造成佛塔的形状。在西北大地上,西夏党项人生息过的地方大都有寺院遗址,而皇家寺院只有两座,一座是宁夏的承天寺,目前只有一塔为证;另一座就是张掖的大佛寺,基本保存了西夏建筑的原貌。

独具神韵的佛界三绝

在中国佛教界,张掖大佛寺有“三绝”名冠神州: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寺院建筑,亚洲第一大室内卧佛和保存最完整的《北藏》佛经及般若金经。

张掖大佛寺是一座集建筑、雕塑、壁画、雕刻、经籍、书画及文物珍品为一体的佛教艺术博物馆,对于研究古代河西乃至整个西域的建筑艺术、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中西交流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艺术魅力。

西夏大殿

建都银川的西夏王朝,把土地肥沃、农牧业条件优良的张掖作为军需大本营,出于政治的需要,在张掖敕建了西夏皇家寺院——大佛寺。明代宣德年间《敕赐宝觉寺碑记》载,当时的寺院规模宏大,气势壮观,僧客众多,盛名远播。寺院有牌楼、钟楼、前后山门、大佛殿、观音殿、天王殿、藏经殿、土塔九座建筑,充分体现了“九五之尊”的皇家寺院气派。

大佛寺正殿是国内最大的大佛殿,造型与故宫太和殿极为相似,殿宇巍峨壮观,飞檐斗角,周围木构廊庑,古木森然。殿檐下额枋上有龙、虎、狮、象等木雕图画,风格朴拙典雅,数百年之后依然清晰如初。大佛殿的正门两边有两块珍贵的砖雕,为清代早期的雕塑。这两方砖雕和别的砖雕又有区别,它是由50块小方砖雕刻在一起,每一幅都成为一幅比较完整的经典国画,一面是起源言法,另一面是西方圣境,里面人物众多,而且有七宝池,有金翅鸟。所有的人与物雕刻精细,富丽堂皇。当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到张掖的时候,看到这个砖雕惊叹不已,说在这么偏远的地方,能够有这么高工艺的砖雕艺术,的确是我国砖雕艺术之珍品。

在大佛寺的中轴线上,坐落着弥陀千佛塔,俗称土塔。塔高33.37米。相传置放着释迦摄摩胜骨灰。全塔由塔基、塔身、相轮三部分组成,造型别致,和北京妙应寺白塔有相似之处。塔基端方,层层向上收小,上有华盖覆顶,垂挂流苏风铃,微风吹过,铃声叮当,如一缕缕梵音自天而降。13世纪中期,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张掖一年多的旅居生活中,数次到大佛寺,寺中规模宏大、法事繁盛的场面和精妙绝伦的建筑艺术,使这位西方人无比惊讶,赞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泥塑卧佛

正殿内安放着国内最大的室内卧佛,也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涅槃像。卧佛安睡在大殿正中1.2米高的佛坛之上,佛身长34.5米,肩宽7.5米,耳朵长约4米,脚长5.2米。大佛的一根中指就能平躺一个人,耳朵上能容八个人并排打坐,可见塑像何等庞大。卧佛为木胎泥塑,金描彩绘,面部贴金,头枕莲台,侧身而卧,两眼半闭,嘴唇微启,造像丰满端秀,恬静安详。右手掌展放在脸下,左手放在大腿一侧,胸前画有斗大“卐”字符号,梵文的意思是“吉祥海云相”。卧佛造像精美,比例协调,线条流畅,神态自然,相貌祥和,栩栩如生。首足处塑优婆夷、优婆塞立像各一尊,女像云髻高挽,彩带飘扬;男像面目威严,峨冠博带。背面是十大弟子举哀像,南北两侧塑十八罗汉群像,神态各异,形象生动。大殿四壁和二层板壁上有明清壁画700多平方米,内容有佛、菩萨、弟子、诸天神将、佛经故事及《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故事的巨幅壁画人物等,线条流畅,色泽清丽,构图杂而不乱,形象跃然壁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游记》壁画,比《西游记》成书还早300年。

真金写经

1445年,明英宗朱祁镇将正统五年宫版印刷的6361卷《北藏》佛经颁赐给大佛寺,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经过五年的艰苦跋涉,全部经书才运到了张掖,随后明英宗的圣旨也就到了。时值钦差王贵驻守张掖,他对佛经兴趣浓厚,决定出资将《北藏》的第一部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用金泥重新抄录了一本,数千两真金白银书写的佛经弥足珍贵,这就有了今天人们叹为观止的金经。《北藏》佛经及般若金经是大佛寺的镇寺之宝,被佛学界喻为“佛学百科全书”“佛国天书”“佛门瑰宝”“稀世珍宝”。这些诞生于明代的经书,历经沧桑,保存至今,实乃奇迹。

关于其发现,是在600多年后。据说,人们在勘测藏经殿时,发现殿内有一面夹墙,拆看便发现了12个大金柜,在金柜里面,藏有6361卷明永乐《北藏》经,还有将近800册用真金研粉书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个发现为全国罕见,也道出了不少大佛寺的僧尼们保护文物的艰辛故事。大佛寺有位姚氏尼姑,法号本觉,受命保护稀世佛经,孤灯冷影,护持不怠,为防止佛经被毁,把12个金柜泥封于山墙壁内,才使数千卷国宝幸免于难。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来张掖去看过后,叹其为“国宝,珍宝,稀世之宝”,欣然题写匾额“大佛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认为大佛寺所藏《北藏》目录是孤本,金书《大般若经》更应该是孤本,张掖大佛寺应是佛教图书馆。600多年来,明英宗颁赐的《北藏》经卷、12个经橱,包括包经的黄包袱皮、皇帝颁赐永乐藏的圣旨,全部完好如初,这在国内佛教界是绝无仅有的。

以《大般若经》为主的张掖大佛寺金银书造佛经便是本寺古代的镇寺法宝。金书《大般若经》,以珍贵的绀青纸为本,用泥金书写绘画,绫锦包装,绣有精美的龙纹图案,极其华贵,书法工整秀丽,卷首曼荼罗画金线细密,人物云集,场面宏大,充满了熠熠生辉的皇宫金粉之气,富丽堂皇,不仅是佛教法宝,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绘画艺术珍品。1996年,般若金经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

历代皇室的朝拜轶事

在参观大佛殿十八罗汉雕塑时,细心的游客也许会发现,大殿内的柱廊上,绘饰绝少浮屠,而是以龙为主,其中降龙罗汉脚下,并不像其他寺庙中脚踩着降龙,而是让龙高悬在屋梁上,涂以金粉,格外耀眼。这是因为大佛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家寺院。

张掖大佛寺楹联较多,皆是宣扬佛教思想、歌颂佛教功德之辞,唯大佛殿前檐二楼南廊间垂花门楹联例外:“万道霞光遮凤辇,千条瑞气罩龙楼。”这副楹联寓意甘州卧佛寺曾是藏龙栖凤之地,其历史根源就在于西夏、元代的几个皇帝和皇太后与张掖大佛寺有过曲幽迷离的关系。

西夏之前,大佛寺是河西佛教中心之一。西夏崇宗帝李乾顺继位时,国力强盛,崇宗帝的母亲梁太后信奉佛教,常常与善男信女焚香拜佛。梁太后去世后,崇宗敕建大佛寺,供奉佛像为母祈福。这便奠定了大佛寺皇家寺院的地位。

张掖大佛寺据传曾为元世祖忽必烈降生地。民间有一个传说:元世祖忽必烈的母后别吉太后来到甘州时,闻听卧佛寺有求必应,十分灵验,她带着身孕前往朝拜许愿,岂不知没走出山门就开始腹疼,只好在僧人照料下在寺内分娩了,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元始祖忽必烈。史传,忽必烈母亲别吉太后死后,也埋葬在张掖大佛寺内。《元史》载:顺帝至元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历史上关于元代王公贵族前往大佛寺朝拜的记述不少,这足以说明元代时的大佛寺与皇家有着很深厚的渊源。

据传,南宋少帝赵显也与大佛寺有一段渊源。南宋灭亡后,年仅6岁的小皇帝赵显被俘,被忽必烈带到大都,封为瀛国公。一日,忽必烈夜梦金龙绕殿柱,感到十分蹊跷,第二天早朝时,恰好赵显正好站在前夜所梦柱下,忽必烈疑虑顿生,想除掉这个后患。聪明的赵显为避祸而削发为僧,随后移居张掖大佛寺,因其身份特殊,娶一回族女子为妻,并生下一男孩。一年,元仁宗西巡到了张掖,在大佛寺拜谒时,忽见殿内一角香烟袅袅,五彩纷呈,一僧手托孩子,头顶有紫气笼罩,元仁宗觉得蹊跷,唤来问明缘由,当即认为义子,并带母子回宫,仁宗回朝不久便驾崩,这个孩子成为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因此有了“元朝天下,宋朝皇帝”的说法。这些传说故事给大佛寺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这是历史的真实,还是虚妄的构想,我们无法考证,但近千年来,张掖人民渴望光明、企盼安宁、崇敬善良、追求美好的殷殷之心,全都寄托在这些传说里。

传说归传说,然而从西夏到清代,历史上有四位皇帝敕赐寺名,这确是不争的事实,也足以证明历代王朝对大佛寺“恩宠有加”:公元1103年,西夏崇宗帝赐“卧佛寺”之额;公元1419年,明成祖赐“弘仁寺”之额;公元1427年,明宣宗赐“宝觉寺”之名;公元1678年,清康熙帝赐“宏仁寺”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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